漢語語境與中國文化思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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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中國文化?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在漢語中，文化一詞起源于《周禮》:“觀乎人文，以化天下。”其含義大致是指文治與教化。在英語中，文化一詞是“c以晚此”，起源于拉丁文的“‘汕初鋤”，原指為祭祀而耕作和為生存而勞作。在這里，中西方“文化”的界定已出現了歧義。“文化”一詞廣而言之，是指人類并他創造的一切。小而言之，是指社會中的歷史、文學、教育、法律、哲學等。一論到中國文化，人們又往往有一種誤解，認為中國文化就是指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即是以儒釋道為主流的文化傳統。筆者認為:此看法未免過于簡單和膚淺。退一步講，即便我們能接受中國文化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也絕非是以儒釋道為主干的文化傳統，而是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呈現不同特點的傳統文化。比如先秦的子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以及清代的樸學等①。這一些到底哪一種才是正宗，誰也無法說清。那怎么能把中國文化等同于以儒釋道三家為主流的傳統呢?再者“文化”一詞不單純地局限于以知識分子為主流的精英圈子中。除知識分子們所推崇的以儒釋道為主流的雅文化外，還存在一種以老百姓為主體的有關于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年來節到等的禮儀、民風、民俗等。這就是人們通常所指的俗文化了，誰也不能把這些排除出文化之外。除主流文化外，還存在一種邊緣文化，如雅士們所欣賞的琴、棋、書、畫;又加上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所有這些都應歸屬于文化的范疇。士大夫們所崇尚的“達則兼及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文化，同時老百姓的“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是文化。因文化一詞的辯析過于復雜，我們也不易在此處兜圈子，多費筆墨。

1.從近代文化史的演變來看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歷了幾次大的與西方文化的遭遇，并幾次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逐漸與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融合，已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此時的中國文化出現了一種多元的局面。在這多元化的過程中，許多文化重新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已再無法與原來的文化模式相認同。下面我將分別以新文化運動、文化革命、和改革開放后的文化演變為個案來考察一下中國文化。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的強國之夢被粉碎，國人的自尊心從此受挫，進而認識到自己的弱小與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抱殘守缺已經不合時宜了。堅船和利炮不僅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同時也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們不敢再夜郎自大。于是許多人紛紛走出國門，去西方尋求真理，尋找救國救民之道，以便像魏源所說“師夷長技以制夷”。此時興起的洋務運動、都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要求。等到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將西方的“德(凌刀耽m叮)”、“賽(:c~)”請進了中國，倡導中國實行科學和民主。此時也兼有反動的歷史潮流。比方說當時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后來的“非基運動”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應。同時西方文明也并非盡善盡美。一九一四年西方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西方文明遭到了危機，致使一部分中國人提出以東方文化來補救西方文明。一九一六年，辜鴻銘寫了《中國人的精神》;一九二O年梁啟超從日本回來，寫了《歐游心影錄》，都闡發了如是觀點。接下來中國的知識界發生了科學論戰，其中先是科學是否是萬能的，科學能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陳獨秀、丁文江、張君勵、瞿秋白等都參與了這場論戰，這場論戰中陳獨秀對胡適的自由主義進行了批評，導致了胡適與陳獨秀立場的分裂。到后來又出現了三次大的論戰:一九二七年艾思奇和葉青關于哲學問題的論戰;一九二九年，知識界關于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一九三五年關于中西文化的論戰。在這些論戰中，體用之爭、本位之爭的沖突相當激烈。在這期間，很多學者，知識分子都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有激進派，如陳獨秀、、魯迅等;自由派，如胡適，和提出“全盤西化”的陳序經等;有守成派，如王國維、梁啟超、梁漱溟等。在論戰中他們都結成同盟，黨同伐異，各自提出自己的見解。到底是要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還是國故新知，眾說不一。此時知識界的文化呈現一種多元對峙的趨勢，不易輕率地否定哪家。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取得了領導地位。共產黨在地位確立后，就用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來改造人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隨即成為了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被強力推行。為了適應政治的需求，許多知識分子被迫接受改造，進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班。此時的文化上的多元模式被政治上的一元取代。此后中國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毀壞顛覆傳統文化，肅清封建社會的殘余勢力。一場全面的反對“封”“資”“修”的運動把中國帶人了十年混亂。這次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全方位的沖擊，致使整個民族陷入文化虛無主義之中。這次大革命使中國人經受了一切信仰的危機，數千年來的文化傳統再一次經受了人為的無端的沖擊。這期間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人迷茫、狂亂、浮躁之中。在這次大型的針對文化的清洗和沖擊中，我們一方面口中喊著批倒批臭傳統文化，但另一方面又延續了傳統文化的糟粕，比如忠字舞、獻紅心、萬壽無疆之類的東西。就實質而言，是文化史上的一次反動。這是中國的一個反文化的時代，到處流行著民粹主義，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不被尊重。“”結束后，中國出現了拔亂反正，哲學上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文化上重新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后中國迎來薇革開放，經濟上慢慢地從計劃經濟轉人市場經濟，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工廠中大鍋飯被打破。經濟的一元再一次被打破了，于是文化上的一元也被解構。這標志著中國人慢慢地走向世界。在這之中，西方的經濟觀念，政治觀念，文化觀念也逐漸地進人中國。雖然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仍然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被強調，但已逐漸地演變成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了。新儒家作為一種人文學科被帶人知識界，成了部分人的信仰，但這與儒釋道傳統已大相徑庭了。因此，今天的中國文化已遠無法認同于原典文化了。因此，要想恢復已逝去了的文化傳統已意義不大了。同時西方較新的文化思潮在近幾年被介紹到國內來，如存在主義、生命哲學、現象學、解釋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這些學科研究的興起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再一次加大了中國文化的張力。基督教研究也屬于這新興起的諸多學科中的一門學科。這種文化上的繁榮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化的范圍。

2.基督信仰并非是文化

基督信仰不等同于文化。文化是人創造出來的，是人類社會的產品，而基督的福音是天啟的，因此不能將信仰與文化混為一談。至于許多人文學者從宗教學角度去看待信仰，是因為他們僅僅是研究者，而不是飯依者。他們從外觀上永遠也不曉得什么是信仰，因此這些研究者的探討是膚淺的，對于信仰者來說他們的一切研究不過是盲人摸象而已。學者們將神學搞成文化學、人學，而每個信仰者的任務是讓神學成為神學。基督信仰更從垂直層面上關注著人的生存，而并非從平面的角度來談論人的文化。基督信仰更側重于悔改、阪信，而并非文化上的混合。對于信仰，生存才是重要的，文化是第二位的。因信仰本身不是文化，當然我并不是說信仰與文化無關。基督的拯救所臨到的是生存著的個體，而并非是沒有位格的文化。因此信仰更關注語境而并非文化。真正的基督信仰排斥混和主義，即把信仰等同于文化，我們必須反對這種混和主義傾向，因信仰從天而降來自于垂直方向，而文化自地而生，源于水平層面，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更不能混為一談。主張本色化神學家們試圖調和中國的儒釋道傳統與基督信仰，實際上他們已經將基督信仰貶低到了文化的層面，這種傾向是危險的。我們也不可假借談中國文化之名去張揚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自以為自己的文明才是獨一的、至高無上的，從而將一個民族的利益駕馭另一個民族之上，到頭來勢必引起與其他民族間的對立情緒，甚至會引發戰爭。民族主義與基督信仰原是格格不人的，因為對于基督徒來說，人人皆兄弟。因此我用漢語語境一詞取代中國文化”也有避諱民族主義的用意。

3.漢語語境

漢語語境是指基督福音所要進入的那種使用漢語的背景。因為福音是超文化的，因此福音沒有一種屬于自己的語言，比方說:在英美國家進行福音宣傳就要使用英語，而在中國必須使用漢語。使用漢語的人所構成的語境，則為漢語語境。語境是福音要進入的場所，它不單純包括文化層面，還含有社會、政治、經濟等其它層面，因此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文化。以上我們考察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史略，因為文章篇幅所限，又加上筆者的知識結構的特點，只能從文化圈內來談論。(這就是釋義學中所說的視域。比方給一個事物攝影，總要選取一個點;作者的知識結構的特點決定了他所站的角度，因此，他不能更全面地考察)同時，筆者又界定了福音與文化的區別，當然是站在信仰者的立場，這也是由于個人因素所決定。對漢語語境的辯析過于簡短，是因為筆者并非試圖用定義來規范漢語語境，套用古人之語，“漢語語境”一詞“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