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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語中的漢字源自中國，漢語詞匯在隋唐時代大量流入日本，是日語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日語中的漢語有一些是日本人自己創造的，被稱作“和制漢語”。其中很多隨著中日交流傳入中國，成為漢語中的日語借詞，也有人稱之為日語外來語。本文從日語借詞傳入中國的背景、日語借詞的構成及涌入中國后的影響等方面進行剖析和論述。

關鍵詞：日語借詞；和制漢語；構成

一、日語借詞傳入中國的背景

日語中的漢字源于中國，據史書記載，中國與日本自東漢以來就有聯系。南北朝時期歷史學家范曄編寫的《后漢書》記載日本在漢朝東邊的大海里，國家以島嶼和高山為主，有大小諸侯國一百多個，人們多以種植水稻為生，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當時的日本派人帶貢品前來朝拜，向漢朝稱臣，逢年過節向漢朝進貢，世世代代往下傳承。整個古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可以說是從中國傳向日本，古漢語中找不到日本傳入的詞匯。但世界的發展需要互相交流，語言的發展也是如此，世界上許多語言都是融會貫通的，借用外來語充實自己的語言。現代日語中的漢語詞匯并不全部源于中國，日語詞匯按其來源劃分，除漢語外，還有外來語、混種語和一部分“和制漢語”，也就是日本人借用漢字創造或翻譯西方新事物。19世紀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大量系統性翻譯西方書籍，為解決翻譯新概念時“無詞可用”的問題，利用漢字表意的特性翻譯出一系列意譯詞。尤其19世紀明治維新以來，為了學習歐美文化和先進的技術，日本人系統性地翻譯西方書籍，利用漢字翻譯、創造了大量“和制漢語”。交流是雙向的，中國在同日本交流的過程中也吸收了日本的“和制漢語”及其他日語外來語，這些日語外來語又被稱為“日語借詞”。特別是在近代，甲午戰爭、洋務運動之后，日語借詞開始大量涌入中國。梁啟超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推崇革新思想，推進了歷史上第一次“和制漢語”大量涌入我國潮流的形成。中國與日本開始了文化交流，一大批日語借詞融入中國文字中，成為全新的文字。其中很多詞匯已經成為漢語中的基本詞匯，有很多我們甚至感覺不到是外來語了。

二、現有日語借詞的構成

改革開放以來又出現了外來語涌入的現象。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五位一體”建設總體布局，我國和世界各個國家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越來越多，外來詞的數量不斷增加。中日兩國一衣帶水，這種地緣優勢為兩國之間的文化接觸提供了便利條件。漢日語言之間的相互借詞起到了豐富各自語言詞匯的作用。日語借詞，指將日語中詞匯借用到漢語的外來詞，其中“和制漢語”是日語外來詞的重要組成部分。8世紀中葉，日本開始有人翻譯西方新事物。19世紀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大量系統性翻譯西方書籍，為解決翻譯新概念時“無詞可用”的問題，利用漢字表意的特性翻譯出一系列意譯詞。在日本脫亞入歐的世風中，福澤諭吉等人為遣詞造句大費腦筋，正因如此，他們才推動了“和制漢語”進入中國。我們常見的漢語詞匯中，如“人民”“共和國”“組織”“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干部”“方針”“政策”“藝術”“交流”“否定”“肯定”“俱樂部”“哲學”“經濟學”“假設”“供給”等都源自“和制漢語”，又有“～主義（－ism）”、“～化（－ize）”這類造詞性很強的詞尾，因此“現代漢語”中的“和制漢語”數量難以推估。除了“和制漢語”外，還有大多數日語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是以漢字寫法直接引入中文的，而非引入其他語言專有名詞時的音譯，例如東芝、日立、中田英壽、東野圭吾等。有一部分日文中特有的東西，一般以漢字寫法直接引入中文，如歌舞伎、天婦羅、料理、烏冬面、壽司等。還有一些是日語的網絡用語及日本流行文化用語，隨著日本的電玩、漫畫等大量涌入漢語圈，如歐吉桑、御姐、鬼畜、達人、暴走族等。其中部分無法準確翻譯成中文的“和制漢語”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漢語，經常被新聞媒體采用。因此，只能說“和制漢語”屬于日語借詞，而不能說日語借詞是“和制漢語”。日語借詞在融入漢語的過程中也存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過程。日語借詞在融入漢語詞匯的過程中，也經過排斥、抵抗、篩選的過程。清末，大量和制漢語、半和制漢語隨著翻譯書刊傳入中國，造成文化沖擊，引起反日情緒。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曾大加批判。其中，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就強烈反對濫用日語借詞，嚴復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時邏輯非常清晰，并提出“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于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系乎黃種之盛衰”。他提倡用“計學”取代日語借詞中的“經濟學”，使用“天演”取代“進化”。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嚴復直接翻譯英文書籍，梁啟超等人通過閱讀日本人翻譯的西方著作來認識歐美，形成不同的學術傳承。但嚴譯作品最終被日譯新名詞所擊敗，究其原因，大概包括以下幾點：（1）清末以來譯自日本的書刊數量太多，不但壟斷了出版界，而且形成了相對獨立的語言體系。嚴譯書刊占有的市場份額較小，在影響力上有所局限。（2）嚴譯強調“信、達、雅”，文言文不易為人理解，白話文運動后很難受到人們的歡迎。胡適曾說嚴復的翻譯太過文雅，不如梁啟超的翻譯容易讓年輕人接受。（3）嚴譯好用計學、群學等單音詞構詞，不敵經濟學、社會學等“復合詞”在意義傳遞上的豐富性。（4）嚴復喜用音譯。（5）嚴譯的失敗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編訂名詞館”，在名詞統一工作上成效不彰。電話一詞就源于“和制漢語”，我國在清朝時期引入英語telephone時，使用的是音譯“德律風”。1891年在津供職的著名學者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一書中指出：“聞照德律風之式用電氣寫字，此間舉筆而書，彼處亦照式而寫，筆跡分毫無誤。”茅盾在《機械的頌贊》中有“電燈不亮了，德律風不通了”的描述，后來“德律風”逐漸被“電話”一詞所取代。孫中山先生的著作中曾將“democracy”翻譯成“德謨克拉西”、“revolution”翻譯成“造反”，現在分別由“民主”和“革命”所取代。與此同時，“和制漢語”有些翻譯也需商榷。如將“Chemistry”譯為“舍密學”，就讓人捉摸不透，直到我國將其翻譯成“化學”，這門學問才更加明晰。“company”一詞被魏源譯為“公司”，并未使用“和制漢語”的“會社”來替代。

三、日語借詞涌入的影響

1915年，留日學生彭文祖就寫過《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總結日語對漢語的影響。客觀地講，日語借詞的涌入有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的影響。1.積極影響。日語借詞的涌入豐富了漢語的詞義，漢語的結構在此過程中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符合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的要求。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當一種新的文化涌入時勢必對原有文化體系產生沖擊。近代以來，隨日語借詞來的不僅僅是漢語詞匯的豐富和更新，更是國人思想觀念上的一次革新。眾多人類思想的精華被引入，其中最富影響力的當屬“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等詞匯和思想在中國社會的廣泛傳播，激勵當時國人奮發圖強，促進了社會進步與發展。2.負面影響。作為一種文化的引入，并不能保證其所有內容都是精華，一些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中固有的不良產物也在這一過程中被帶入中國，進而對國人產生影響。此外，濫用日語借詞會對我們的傳統語法造成混淆。日語借詞大量涌入勢必會對我國古代詩詞、成語等傳統文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和破壞，過度使用這些外來詞還可能會影響漢語的活力和嚴謹。對日語學習者來說，不僅要了解日本的政治經濟現狀，還要對日本的語言文化進行更多的了解。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與許多國家包括日本之間的經濟往來越來越多，各個方面的交流和互通越來越多，語言文化的傳播越來越便捷，日語借詞涌入過程中，語言交流會面臨更多問題，我們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便使現代漢語能融會貫通、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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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洛單位：沈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