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沈寶基對法國文學的翻譯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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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寶基的譯事活動橫跨了法國中世紀文學作品到20世紀法國詩選，涉及到了不同文學流派和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為中國翻譯文學增添了許多當時鮮有人知的瑰寶。沈寶基因其詩人的身份，他專注于法國詩歌的漢譯，著重譯介了象征主義詩歌、巴黎公社詩歌和雨果的詩歌。翻譯的“創造性”原則是沈寶基譯詩的主要特點。沈寶基的譯事資料對我國翻譯史的書寫、翻譯文學的建構以及對我們分析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的特點和影響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值。

關鍵詞：沈寶基；法國詩歌；翻譯

沈寶基（1908－2002）是我國20世紀二十年代留學法國的歸國學子，后成為我國翻譯介紹法國文學的先驅之一，翻譯了許多法國文學作品，有詩歌、小說、戲劇等十二余種文本，其中以詩歌最多，約700首，譯介所涉及的法國詩人達百余人。沈寶基的譯事活動橫跨了法國中世紀文學作品到20世紀法國詩選，涉及到了不同文學流派和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對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文學均有所譯介，為中國翻譯文學增添了許多當時鮮有人知的瑰寶。1925年起，沈寶基一邊入北平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學習法文，一邊著手翻譯自己喜歡的法國作家作品。1931年，他的譯作首先在《中法大學月刊》上見刊，繼而一發不可收拾地陸續出現在各種刊物上，共計四十余種刊物。沈寶基的譯事活動跨年代較長，翻譯的作家、作品較多，反映了其譯事活動的活躍性和豐富性。沈寶基的譯事資料對我國翻譯史的書寫、翻譯文學的建構以及對我們分析20世紀中國翻譯文學的特點和影響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值。

一、沈寶基與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譯介

20世紀三十年代，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國內對外國文學的翻譯進入了一個較為活躍的時期。沈寶基精通法語，又正值青春年華，滿腔報國熱情，不遺余力地介紹了眾多的法國作家、作品，最早的譯事活動是對象征主義詩歌的譯介。在中法大學學習期間，沈寶基因個人興趣試譯了一些象征派詩歌，尤其喜歡波特萊爾的作品。他是馬拉美、蘭波、魏爾倫、瓦雷里等詩人的忠實的讀者，并翻譯了許多象征主義詩歌，如《魏爾倫詩選》《醉舟》等。沈寶基是我國譯介圣瓊·佩斯詩歌的第一人[1]，最早的譯詩見1943年的《法文研究》雜志，刊有他翻譯的組詩《致克羅索的像（8首）》。1960年佩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大獎，這些譯詩成為學界研究這位大家的珍貴的文學研究資料。除了翻譯象征主義詩歌外，沈寶基對象征主義詩人及其作品作了深入研究，發表了許多評論性文章，是我國傳播象征主義文學的先行者。他撰寫的長篇譯述《波特萊爾的愛情生活》（1933）曾經在《中法大學月刊》連續四期合刊。該文長達35000余字，首次介紹波特萊爾的生平經歷與創作活動，尤其對《惡之花》的創作背景作了詳細的論述，揭示了詩人與猶太妓女薩拉、女演員“黑維納斯”若瑟·杜伐、貴族沙龍女主人莎百蒂埃等的錯綜復雜的關系[2]390。該文“無論以歷史還是以現實的眼光看，都稱得上‘波特萊爾在中國’的力作”[3]75。沈寶基也是較早關注紀德作品的學者，尤其是紀德早期的帶有象征主義色彩的作品，如《窄門》、《沼澤》、《地上的糧食》等，他發表于《中法大學月刊》第1期的學術論文《紀德》（1936）全面介紹了紀德的33部著作，頗有見地地論述了紀德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及藝術行為，是四十年代中國“紀德熱”的“導火索”之一，為國內學界研究這位“轉世歌德”、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早期的創作歷程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資料。1939年，沈寶基撰寫的《韓波》一文刊于《法文研究》第1期。該文長達15000字，共31頁，詳細論述了法國象征主義主將蘭波及其代表作《醉舟》與《母音》的創作動機與情感，“他對蘭波的那樣大規模的譯介至今看來也是罕見的”[4]5。

二、沈寶基與法國革命詩歌的譯介

因本國國情和民族的實際需要，沈寶基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國文學譯品多為革命詩歌，如巴黎公社文學。1951到1964年，這期間沈寶基主要譯介了鮑狄埃和貝朗瑞這兩位革命詩人的作品，如鮑狄埃作的《巴黎公社詩選》（lesPoèmesdelaCommune），并于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從而使“巴黎公社文學”這段特殊的歷史革命時期的文學作品為國人熟知，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許多大學紛紛將巴黎公社文學編入法國文學史教程，豐富了國內的法國文學史教研內容。該譯著中的《國際歌》譯文，在當時被廣泛視為“權威版”，沈寶基也被認為是“蕭三之后，最為重要的《國際歌》漢譯者”[5]37。蕭三譯第一段第二句的原譯文是“起來，全世界的罪人!”1962年在重新修訂《國際歌》的譯詞時，與會者均認為“罪人”一詞不妥，后經與會者共同商議，根據沈寶基的《國際歌》中的譯文“起來!全世界受罪的人!”，決定對歌詞譯文進一步修改，確定為“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沈寶基的這一改動得到了的首肯，被譽為‘重大貢獻’”[6]。后來，眾口傳頌的中文《國際歌》的譜曲，創作者也是根據沈寶基的翻譯的《巴黎公社詩選》中的《國際歌》譯文所加的譯注進行譜寫的[7]85。沈寶基對待翻譯的態度可以用嚴復的“一名之立,旬日踟躕”來形容，向來是一絲不茍地對待每個譯詞。為了翻譯《國際歌》中“parti”一詞，他反復研究了1951年瓦爾魯編的《巴黎公社詩選》的前言，最后確認該詞是“政黨”的意思[8]2。對于1962年修訂版《國際歌》，沈寶基仍然是反復推敲每個詞句，如第五句“Dupasséefairetablerase（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譯文，沈寶基經過反復研究，認為這句譯文與法文原意并不符合，建議按照法文原意將其翻譯為“舊世界我們要徹底摧毀”較為合適。原詩中的“fairetablerase”，其所指意義即為“徹底摧毀”，“是概念,不是形象”。在沈寶基看來，“落花流水”和“徹底摧毀”是兩個程度不同的概念，因為“落花流水”只意味著舊世界的“大敗”、“慘敗”，而革命的目的是要使舊世界被徹底“消滅”，迎接新生。[9]即使他的譯品已經出版，他對譯品也會斟酌再三、精益求精，一旦發現錯誤，敢于承認和更正。例如，他發現所譯的《雨果傳》出現了一些翻譯錯誤，如該譯著第28頁法國古文學學者洛蒙的著作名《圣史簡編》被誤譯為《詩簡》，《名人傳》被錯譯為《歷史》，他立即發文檢討并修正[10]141。

三、沈寶基與雨果詩歌的譯介

法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進程中，浪漫主義文學的領軍人物、大作家雨果的作品是較早被介紹到中國的，如魯迅1903年翻譯的《哀塵》。雨果的許多名著如《悲慘世界》《海上勞工》等因其深刻的人道主義思想在中國贏得了稱贊。雨果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最早是他的小說和戲劇，“雨果詩歌則‘懷才不遇’多時，姍姍來遲于四十年代”……“雨果詩歌在中國的譯介過程較慢，穆木天譯的《窮苦的人們》是第一首中譯文雨果的詩，該詩刊于1941年12月15號的《文藝生活》。50年代程抱一和聞家駟兩先生才慢慢補充了一些雨果詩的翻譯。”[11]142事實上沈寶基也是我國較早關注雨果及其作品的學者之一。1935年，為紀念雨果逝世五十周年，《中法大學月刊》第2期專門創建了“雨果專號”欄目，刊發了沈寶基翻譯的《雨果詩選》。沈寶基還撰寫了《可憐人研究》，并編著了《雨果學書目抄》，統計了雨果公開出版的著作和英法學界的雨果研究論文，為既后的雨果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研究奠定了基礎。1952年，為紀念雨果誕辰一百五十周年，沈寶基翻譯了7首《雨果詩鈔》，被《人民文學》分期刊載，為中國的翻譯文學添磚加瓦。1978年至20世紀末，文字出版邁入正常軌道并走向欣欣向榮，此時沈寶基的翻譯活動已不再是個人行為，出版社及文學學術團體有組織地翻譯工作使得他能系統地翻譯法國作家作品，這時期他翻譯出版了雨果的多部詩集。1985年，為紀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沈寶基翻譯出版了《雨果詩選》，該譯著收錄了雨果1820至1853年間寫的七個詩集:《頌歌與民謠》《東方吟》《秋葉集》《晨夕之歌》《心聲集》《光與影》和《懲罰集》，共九十九首，還譯有雨果的總序一篇，各集小序七篇，因而譯著得到了作家未央的高度稱贊。1986年，沈寶基翻譯出版了《雨果抒情詩選》，共有雨果詩歌123首。沈寶基是名副其實的較早、較全譯介雨果詩歌的翻譯家。

四、結語

沈寶基因其詩人的身份，他專注于法國詩歌的漢譯，著重譯介了象征主義詩歌、巴黎公社詩歌和雨果的詩歌。其翻譯動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喜好。沈寶基對法國象征主義詩人的作品情有獨鐘，他在未出版的詩稿《沉舟》中寫道：“那時候還不太理解象征派，只覺得好，合我胃口，我就譯了”。他認為，翻譯家選擇翻譯的文本是很重要的，只有原語文本切合自己的興趣愛好，“心氣相同”，譯者方能正確地理解原作的“神形”而準確地將原風貌傳達給譯入語讀者。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寶基創作了多部象征主義詩歌，如《西游記》《邀夢曲》《哭城》等等，使得他能更好地理解和翻譯象征主義詩歌，從而保證了翻譯質量。

二是翻譯的目的和功用。他認為翻譯家的翻譯活動離不開時代的需要，歸根結底，翻譯是一項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翻譯活動猶如文學創作活動，是以“改良”或者“建設”國計民生為旨歸的。因此，在烏云壓境的“”前夕，沈寶基敏銳地意識到了“革命”的到來，翻譯了巴黎公社詩歌，希冀給中國革命以啟迪。在長期的翻譯實踐活動中，沈寶基積累了許多翻譯經驗和心得，提出了詩歌翻譯的闡釋性翻譯觀點，即“得意忘言”式譯詩觀，“在把握原詩內容和意境的前提下，有時是可以進行得意忘言式的創造的”[12]281，他認為譯詩不能僅局限于字詞的直譯，還要把握詩歌的“意象與情趣”、字里行間的“顯意識與潛意識”，[13]160因此譯者在詩歌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發揮主功能動性，創造性地選擇翻譯策略和譯語，才能再現原詩的“形象思維形式”和“隱喻”，使譯入語讀者既能飽覽原作的異域風情，又能身心愉悅地展開閱讀。翻譯的“創造性”原則是沈寶基譯詩的主要特點。當然，“過猶不及”，譯者的“創造性”活動在翻譯中是有一定限度的，沈寶基在譯詩過程中嚴格把握了“創造性”的度，在合理的范圍內對詩歌進行闡釋性翻譯，保證了譯品的翻譯質量，許多譯文成為各類詩選和文學教程的范文。

作者：梁海軍 單位：中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