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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29屆奧運會在北京的成功舉辦，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關注中國在世界的形象，本文著重從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出發，并結合美國動畫電影與“東方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形象的走向。

關鍵詞：中國形象；東方學；西方視野

西方對中國的關注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最早，《馬可·波羅游記》把一個物產豐饒，遍地鋪滿黃金的中國介紹到歐洲，就讓歐洲人對天堂般的中國充滿了幻想。而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之旅，更是把中國文化最全面地展現在西方面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國形象的真正意義不是地理上一個確定的、現實的國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個具體特定倫理意義的虛構的空間，一個比西方更好或更壞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間地獄。”當中國在西方以一種近乎神圣的形象被追捧時，另一種“黃禍”恐慌卻也在漸漸蔓延。義和團事件成為一條導火線，觸動了西方人敏感、脆弱的神經。義和團成員對西方傳教士的仇視，對外國領事館的破壞，對黃頭發藍眼睛的鄢夷。讓西方人畏懼，中國形象就這樣在瞬間跌入低谷。

中國形象在西方視野下兩極搖擺，不斷循環反復。就如現今的中國形象，也不是在一朝一夕就形成的，而是有一個緩慢的鋪墊過程。1998年，迪斯尼動畫電影《花木蘭》的出現，首先引起了西方討論中國形象的熱潮。趁著余溫還在。2004年，迪斯尼又推出了《花木蘭2》，把這個“中國風”推向高潮。但是，當西方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動畫成就時，許多中國人就指出，動畫電影中的“花木蘭”不是中國人熟知的花木蘭。

在《木蘭辭》中，花木蘭是一個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毅然決定替父從軍的英雄女子形象。而動畫電影《花木蘭》運用了多少這些因素，卻令人質疑。影片一開始，花木蘭吊帶背心，齊膝短褲的造型，讓多少中國人跌破眼鏡，人們不得不問，中國古代婦女是這種形象嗎。至于論及影片中所包含的中國精神，更是讓人匪夷所思。中國古代婦女順從三從四德。一切行為舉止都是依法而動，不會擅自妄為。而影片中活潑的花木蘭已經與中國古代婦女的形象相去甚遠，更不用說相親時的毛躁與胡鬧。

由此，我們不得不問，《花木蘭》是在演繹中國傳說。還是要表達美國精神?

影片《花木蘭》在美國上映，創造了當時的票房記錄，美國硅谷的主流媒體《圣荷西水星報》稱；“在美籍中國人適應主流社會150年以后，動畫片《花木蘭》代表了主流社會發現可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一些東西。”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花木蘭》這部電影主要目的是為了迎合美國主流社會的口味，而從中國汲取文化的。這一點與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論述的觀點不謀而合。

所謂東方學，是指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歐美國家學術機構中的以教授東方、書寫東方或研究東方人為耳的的一門包括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的學科，它帶有早期歐洲殖民主義政治色彩，以“東方”(theorient)與“西方”(theoccident)二者之間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意義上的對立為其基礎。它的對象包羅萬象，是西方的所謂“東方學家”、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等(包括雨果、福樓拜、但丁和馬克思等)做出的有關“東方”的陳述、關于“東方”各種復雜的觀念組合，以及一切有關“東方”的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影片《花木蘭》可以說是美國對中國的“東方學”研究。美國電影公司以中國為陳述對象，把中國的花木蘭形象進行重新建構，達成美國的話語意圖。因此我們從影片中可以看出濃郁的女性主義色彩和個人英雄主義色彩。

女性主義思潮在美國出現甚至引起關注，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大特點。在美國，婦女有獨立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然而在中國，女性是一直處于權利之外的，“國家有難，匹夫有責”，這句話傳出來的意思是，只有匹夫對國家才有政治義務，婦女沒有這種權利。而《花木蘭》擴大了花木蘭的女性身份及其政治義務，她甚至肩負著國家興亡的重要使命，這種對女性的尊重和關注，顯然是從美國視野出發。

在中國，崇尚的是集體的力量。眾志成城，才能克服困難。而在影片中，花木蘭的個人作用起了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對個人力量的推崇，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描寫，顯然更符合美國人的口味。

說到底，影片《花木蘭》只是截取了某些中國符號，來傳達美國精神。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說：“將東方視為歐洲和大西洋諸國在與東方的關系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比將其視為關于東方的真實話語更有價值。東方學不是歐洲對東方的純粹虛構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為創造出來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影片《花木蘭》需要的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而是通過中國去述說一個與此有關的西方價值體系。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對東方進行歸化，使其符合西方的要求。東方學家，就像任何對東方進行過思考或有過體驗的西方人一樣，對東方人為地實施了歸化。因為東方由于存在于歐洲社會、“我們的”世界之外而被修正，甚至被懲罰；因此東方被東方化了，這一過程不僅將東方標識為東方學家的領地，而且迫使不諳此道的西方讀者將東方學對東方的編碼作為真正的東西接受下來。人們應該想到，所有的文化都是對原始事實進行修正，將其由自由存在的物體轉變為連貫的知識體。所有文化都一直傾向于對其他文化進行徹底的歸化，不是將其他文化作為真實存在的東西而接受，而是為了接受者的利益將其作為應該存在的東西來接受。

在西方對東方實施東方化的過程中，西方的受眾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西方人接受了被東方化的東方，他們熱愛“東方”，對“東方”津津樂道。在此情況下，好萊塢再次推出動畫電影《功夫熊貓》。《功夫熊貓》比《花木蘭》做得好，在打造中國形象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弊端還是顯而易見的。

在《功夫熊貓》中，熊貓阿波是鴨子的兒子，吃面條長大，成天做著英雄的夢，卻又好吃、懶惰，再加上臃腫、碩大的身軀，阿波儼然就是一個成事不足的累贅。但是在中國，熊貓肥肥胖胖，圓圓壯壯，那是可愛的象征。在竹林中慵懶地前行，隨意找處地方然后懶散地坐著啃竹子，這是我們自己賦予熊貓的形象。

這二者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在于好萊塢強勢話語的入侵。美國人不是不懂得中國熊貓應該是什么樣子，但是美國人拍攝《功夫熊貓》不是為了替中國宣傳大熊貓這種動物，而是為了影片的效果和票房收益。迪斯尼必須把熊貓刻畫成懶懶散散的“美國英雄”，才能贏得更高的收益。好萊塢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侵蝕了中國熊貓，在全球票房全線飄紅的情況下，在各個國家為熊貓喝彩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附和一聲，說一句熊貓是中國人的驕傲。因此，我們將《功夫熊貓》視為美國迪斯尼在與中國的關系中所處強勢地位的符號比將其視為關于中國的真實話語更有價值。新晨：

由此，我們便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當東方被東方化的時候，東方國家該如何自處。《花木蘭》和《功夫熊貓》雖然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的認知度，但是這種關于中國的“知識”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該怎樣矯正這一問題是我們努力研究的方向。29屆奧運會的召開，對樹立一個正確的中國形象有著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但是這還遠遠不夠，除了影片、圖片、文字等途徑之外，我們還必須以己之長，在學術領域為中國確立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