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白燁的文學評論風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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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熱評家與冷評家

批評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分類。從職業身份來看，有學院批評家和非學院批評家之分；從與體制的關系來看，有體制內批評家和體制外批評家之分；從性別角度看，有女權主義批評家和非女權主義批評家之分；從文學價值觀來看，有“純文學”批評家和“雜文學”批評家之分；從介入作品的方式來看，有印象主義批評家和客觀主義批評家之分；從批評的基本姿態上看，則有“冷評家”（也叫“酷評家”）與“熱評家”之分。別的姑置不論，且來說說后面的一組批評家。

所謂“冷評家”，顧名思義，似乎指涉的是這樣一種批評家：他們的尺度比較嚴格，態度比較挑剔，對作品中的殘缺和問題，比較敏感，對低級趣味的東西尤難容忍，所以，在指摘缺失的時候，往往態度尖銳，不留情面。當然，在有的人看來，所謂“酷評家”，往往居心叵測，內心陰暗，心胸狹隘，純粹是一些專門雞蛋里面挑骨頭的刻薄鬼。其實，批評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反思能力。它固然也發現意義和價值，接受經過檢驗的判斷，但是，就其本質而言，批評首先意味著尖銳的否定精神。正像英國的肯尼思·麥克利什在他主編的《人類思想的重要觀念——形成世界的觀念》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批評是一種可以持有相反意見的活動。它可以被看做人類思想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的文化活動的主要擔保人，也可以說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動的一個橫切面，即使不能說是寄生于它。”(1)

所以，態度嚴肅，尺度嚴格，善于發現問題，乃是所有批評家的基本素質。事實上，具有批評的勇氣和能力，乃是所有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人們的基本素質，是他們成為知識分子的前提條件。美國的《時代周刊》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發表文章，認為得到博士學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識分子，原因就是他們學了一大堆死知識，卻喪失了精神上的熱情和活力，沒有批判社會問題的激情和能力，而知識分子則“必須是他所在的社會之批評者，也是現有價值的反對者”。

根據辯證法的一般道理，凡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有高才有低，有好才有壞，有上才有下。這就是說，在批評上，還存在一個與“冷評家”相對應的批評類別。這類批評家，我們不妨稱之為“熱評家”。

根據我的理解，所謂“熱評家”似乎是這樣一類批評家：他們有溫熱心腸的（warm-hearted），樂于從正面看問題，樂于發現那些令人高興的事情，從而用肯定的態度來評價一部作品。如果說，“冷評家”是陽性的、剛性的，充滿懷疑和否定的精神，傾向于同流行的文學趣味保持必要的距離，那么，“熱評家”是陰性的、柔性的，傾向于以包容的態度接受并肯定一部作品和一個作家。一般來講，“熱評家”因為關注當下的文學動態，熱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評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者最近發生的文學現象，所以，往往是與“媒體”周旋較多的批評家。

其實，無論“熱評家”，還是“冷評家”，趨向雖殊，大歸則同，都從不同的方面，給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前行的助力。當然，批評家也可以嘗試建構另外一種“中和”的批評模式——在創作與批評之間，建構一種“冷”、“熱”平衡的狀態。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到可以依憑的經驗，例如，李健吾之批評巴金和廢名、常風之批評《子夜》、傅雷之批評張愛玲，就不曾因時間和距離上的近，不因感受上的“熱”，而喪失判斷上的“冷”。一個優秀的批評家，其實應該是是亦冷亦熱的，即“溫熱的心腸”加“冷靜的頭腦”(warm-heartedandsober-headed)。屠格涅夫在《回憶別林斯基》中說：森科夫斯基不但遠比別林斯基“博學”，而且“有機智，有風趣，帶光芒”，但是，他“冷酷”，缺乏“熱情”，別林斯基則不是這樣，——他雖然被人稱為“冷評家”甚至“酷評家”，但是，無論在做人上，還是在批評上，他都處處表現出真誠和熱情。那么，白燁是屬于哪一類型的批評家呢？答案很簡單：熱評家，一個實實在在的熱評家。

二﹑熱中有冷的熱評家

做一個冷評家很難，做一個熱評家也不易。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和研究者中，像白燁這樣的耐心而緊密地跟蹤當代作家的創作進展和當代文學發展變化的人，似乎并不太多。他身上有記者的敏感，有編輯的勤勉，也有學者的認真。他把這些很好地結合了起來。

如果全面了解白燁的文學批評，你就會發現，他的批評與當代文學創作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作家作品的出版與批評家的閱讀和評論，在他那里，幾乎是同步的。他總是最早地閱讀、最及時地評論當代的許多重要作品的批評家。他的這一特點，集中地展現在《熱讀與時評——90年代以來的長篇小說》一書中。在這部評論集里，你可以看到他以極其迅捷的速度，對《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廢都》、《無字》、《無雨之城》、《塵埃落定》、《都市風流》、《我是太陽》、《人氣》、《水乳大地》、《羊的門》以及《人外人》等80多部剛剛出版的作品進行閱讀和評論，其中有的評論。由于覆蓋面之廣和信息量之大，他的這部評論集甚至可以當做這一時期的特殊形態的文學史來讀。

熱評家的一個特點就是態度比較熱情，尺度比較寬松，總是傾向于從作品中發現可稱道的優點和價值。白燁就是這樣的一個批評家。他很少以全然否定的態度來評價一部作品。面對一部作品，他總是善于發現其亮點，將它指給讀者看，并給予積極的評價。例如，他在王朔的《看上去很美》中，就發現了這部小說與過去作品的“似與不似”——新的變化是“敘述的一板一眼和描寫的從容不迫”，他描寫主人公方槍槍時態度尤其“認真”，寫得“有聲有色又有滋有味，讀起來不覺枯燥，而且每每令人忍俊不禁”(2)，但是，不變的東西也有，例如，“調侃的風格依稀可見”，只是變得“更為內在”了一些。

在人們的印象中，白燁似乎是一個純粹的熱評家，常常只說“好話”，而不談問題。他的確是熱心的，樂道人善的。尤其當一個作家的創作引起軒然大波，面臨巨大壓力的時候，他的態度似乎就更為寬容，甚至顯示出回護、辯護、保護的熱情態度。例如，當《烏鴉》被質疑和尖銳批評的時候，他就再次閱讀這部作品，也瀏覽了關于它的爭論文章，發現“說壞的比說好的多，而且有些批評溢出了文學范疇”(3)，他覺得這種“流于情緒化的謾罵乃至攻訐”，只能“把水攪混”，完全“于事無補”；他選擇了“以理性的批評發表意見”，在評論文章中，細致地介紹他的情節內容，并從文學的角度，肯定了它能用復雜的眼光展開敘事，顯得“真率而獨到”，而這“正是它的真正的價值所在”；同時，還公正地贊揚作者的“文學才情”——“語言準確而靈動”(4)，以及難得的幽默感和反諷能力。

面對有爭議的作品，白燁的策略，是首先反復閱讀作品。例如，一部《廢都》，他就讀了三遍，這就賦予他的批評一種認真的專業精神。當《廢都》遭遇強烈質疑的時候，白燁本著“俊就是俊，丑就是丑，既毋庸諱言也無法諱言”(5)的態度，指出了《廢都》里某些地方的性描寫，“確有逾游題旨、頗顯多余之感”，同時，又以理解和愛惜的態度為它辯護，呼吁人們不要“匆匆忙忙地瀏覽，輕輕易易地否定”。在我看來，《廢都》盡管大體上是一部很不理性、很不成熟的作品，是一部趣味和藝術上問題都很大、也很多的作品，尤其是它的對都市文明和女性的態度，問題尤其嚴重，但是，我對那些在文學的意義上討論它、在文化生態的意義上保護它的人，也心存敬意——一部作品也許讓人不滿，甚至讓人生氣，但是，誰也不能剝奪它正常存在的權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白燁對那些有爭議的作品的熱情而不遺余力的辯護，就顯得難能可貴。

白燁的批評固然是“熱”的，但也有“冷”的時候。尤其是涉及一個時期的宏觀性的大問題的時候，他便顯得極為清醒和冷靜，其態度之“冷”，問題意識之強，批評之尖銳，幾乎給人以“冷評家”的感覺。在《一切尚在過渡中——長篇小說現狀筆談之一》中，他對二十世紀90代以來的每年400多部的創作量，進行了冷靜的分析，指出“大量的是中間狀態、不好不壞的平平之作”，并從“文化視角”、“文體范式”、“語言表述”等幾個方面，分析了“長篇小說創作正在經歷著”一個“過渡狀態”。如果說，這樣的分析還是溫和的，那么，在《觀感與期望——長篇小說現狀筆談之二》中，他的質疑就顯示出尖銳的鋒芒。他期待的是那種“揭示出深廣的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然而，“我們的一些長篇小說，與這樣的要求相距甚遠，尤其是近年來以家族歷史、個人經歷為內容的長篇，作者大都著眼于與家、與‘我’有關的生活天地，較少注意它在生活容量上的承負能力，甚至懶得打通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諸種關聯，使所寫的內容相對封閉，近乎于一種孤影自憐、孤芳自賞。如此來寫與更多的人沒有干系又不感興味的生活，真不知能贏得多少讀者？”(6)

他還從思想性的角度，批評了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普遍的問題”：“多數作品都是急切切、匆忙忙的生活熱流的跟蹤描述，很少觸及到現實內里隱藏更深的復雜神經，熱鬧之中給人一種輕飄飄的感覺。”他還是最早注意到長篇小說創作領域的“三俗”問題——“選題低俗”、“描寫粗俗”、“包裝媚俗”——的批評家（《雅俗鼎立文野并存——長篇小說現狀筆談之三》）。針對長篇小說創作質量長期未見提供的現狀，他寫了《對長篇小說創作要說兩個“不”》的文章，認為有關部門“不要硬抓”，作家自己也“不要硬寫”，因為，“說到底，長篇創作是一種高含量、大投入、長過程的文學創作活動，來不得半點勉強和虛假”。

上世紀90年代末期，“總結全球華人的寫作與閱讀經驗”并“分享共同的美學經驗”的“排行榜”和“大盤點”等活動，熱鬧一時，從香港到內地，由機構而“個人”，或者重新洗牌，排出新的“十大小說家”；或者“一鍋煮”，評出“中文小說一百強”；高唱“主旋律”，遴選出“百年百種優秀圖書”。而對這些鬧得沸沸揚揚的“盛典”，白燁大都抱一種冷靜的分析的態度。在《關于評選與評獎》一文中，他批評香港的《亞洲周刊》評出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由于缺乏統一的評選標準，所以，“在客觀上貶低了某些不該貶低的作品，提高了某些不該抬高的作品”；而由大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圖書大廈共同主辦的“百年百種中國文學圖書”，則“過于強調作品的政治思想內容及其當時當地的社會影響，幾近于從主流意識形態角度遴選作家作品”，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不少失重與失衡現象”。在這篇文章中，他還言之成理地分析了大陸的某些重要獎項在“評選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由于“評選”與“評獎”作為一種有影響的評價性活動，會極大地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和審美趣味，所以，白燁的及時而冷靜的質疑就不僅是針對具體事件的，而且還有著更為重要的文學社會學上的意義。

三﹑推新求變的“促進派”

關注文學新人，關注文學熱點，關注嶄新的文學現象，這是作為“熱評家”的白燁的一個穩定的特點。在文學上，有的人戀舊，喜歡時時回眸經典，習慣于以經典為尺度和坐標，衡量當下的文學，傾向于發現其問題、揭示其殘缺，——這類批評家可以歸入保守主義的古典主義者；有的人則傾心于新的事物，傾向于發現并揭示當代文學的哪怕是是很小的突破和成績，——這類批評家，似乎可以歸入感覺敏銳、姿態前衛的現代主義批評家。白燁大體上屬于后者。

白燁的批評事業，幾乎是與“新時期”同時起步的。那是一個需要“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給文學提供了較大的創造空間和創造自由的時代。自由點燃充滿創造熱情，自由也激活創造活力。求新求變成了“新時期”文學精神的特點。這種熱情是如此高漲，正用得上“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來形容。受時代風氣的影響，白燁對文學上的新生事物的興趣更大，關注的熱情更高。他善于觀測文學風氣的變化，總是能注意到那些能夠顯示文學潮流新的現象。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批評文章開始，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二三十年來，白燁的這種站立潮頭的前沿性的批評姿態，是始終如一的。

寫于1984年的《文學新潮與文學新人》，在他的“新時期文學”批評和研究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在這篇文章中，他較為細致地考察了“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知情文學”、“青年題材文學”、“農村題材”以及“軍事題材”的創作狀況，涉及到了四十多位青年作家。他肯定了劉心武、盧新華、王亞平等青年作家的風格特點，準確地指出，盡管他們的創作存在“藝術上不夠成熟的缺欠”，但是，依然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因為，他們“在勇于正視現實、大膽反映生活方面，卻表現出于獨立思考中深入探求和把握現實主義精神的可貴素質”(7)。他同樣的熱情態度，肯定了別的青年作家的創作成績，并概括了他們“樂于接受新事物，勇于思考新問題，善于接受新信息”等很可寶貴的特點。這篇文章其實可以看作他在新時期批評寫作的一個序曲，一個提綱，一個宣言。此后，幾乎新時期以來的幾乎每一部重要的作品，他都寫了專門的文章進行細致而具體的評論，而對一些創作比較活躍的作家，例如，陳忠實、路遙、賈平凹、張賢亮、莫伸等作家的創作，他甚至寫了多篇文章進行研究。他從這些作家的作品里，發現很可寶貴的經驗，看到了當時小說創作的新變化和新趨向。這一點，很典型地見之于他對李銳的短篇小說的分析。

白燁發現李銳剛剛發表的《厚土》等系列短篇小說，在藝術上達到了極為成熟的境界，篇幅雖短，但內蘊卻并不單薄，“有一種使人過目難忘的魅力和引人深思的迫力”；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效果和力量，是因為，李銳不僅在“寫什么”的選材上花了很大的力氣，而且，在文體和敘述上，也有著非常自覺的追求：“采用了一種對人物的渾然而恬然的神態進行冷峻素描的方式，基本上不作心理的剖析與理性的解說，敘述的層面也多限于內蘊蘊藉而表象渾沌的知覺體驗上，這種知覺體驗因畢竟與心靈深處隔了一層，而本身又不那么清晰和分明，反而使作品平添了厚度和凝力。與此相聯系的，是語言的言寡義豐，詞直義曲”(8)。應該說，白燁對李銳作品的特點，把握得很準。他認為李銳的《厚土》等系列小說藝術上的特點，體現著現代小說的美學風格和當代小說寫作的趨向，——這無疑顯示著他對當代小說變化的敏銳感知。后來，在《銀城故事》里，他又再次分析了李銳小說的魅力之源：“無論大的故事、小的情節，作者在敘述中，一般不說破、不說滿、不說透、不說完”；“而不直接說出其意義，卻又把你領向意義的藏匿處，這才是李銳的真正厲害之所在”(9)。

事實上，除了關注那些已經廣受關注的作家的創作，他還以更大的熱情來閱讀那些剛剛起步、正在艱難探索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他花在后一類作家的評論上的時間和精力，似乎要更多一些。他努力發現他們作品里的閃光點，并給予積極的評價和熱情的鼓勵。例如，當陜西作家愛琴海的中篇小說《沉默的巖武湖》和《啞地層》在《開拓文學》（已被停刊）發表之后，他就及時而準確地分析了它們在藝術上的特點，認為他的作品“深沉而練達”，語言則“狂放不羈，恣肆”，又由語言而進入到作者的“對于人類生存狀態及其命運演進的思索與憂慮”，進而指出：“愛琴海是繼莫言、李銳等人之后，又一個追求人類大主題從而超越了已有的社會意識羈絆和傳統文學規范的青年作家。”(10)雖然愛琴海后來較少發表作品，現在也幾乎很少看到他的身影，——這也很正常，天鵝哪怕只叫一聲，它也是天鵝的聲音，也比烏鴉的喳喳不斷的叫聲要好聽——但是，這絲毫不影響白燁的評論的有效性。他當初對愛琴海作品的分析站得住的，是令人信服的。

總之，白燁敏于感受文學觀念的新變，致力于發現“文學新人”和追蹤“文學新潮”，樂于做推進文學發展的“促進派”，自20世紀80年代迄于“新世紀”，幾乎所有新出現的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現象，他都予以熱情的關注和研究，而這，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不間斷地做任何一項長久的工作，僅有熱情是不夠的，還需要一股能耐勞的勁頭。

四﹑攻玉尚需他山石

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是一種通過比較進行鑒別和評價的工作。這就意味著研究者和批評家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個狹小的范圍里。他必須具有開闊的視野，盡可能廣泛地占有材料，盡可能完整地了解人類文學的整體狀況——他的知識面越豐富，參比點越多，則意味著他的判斷的有效性越大。對一個當代文學研究者來講，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某種程度上講，當代文學的生長，端賴古今中外的文學的滋養，甚至可以說它就是昔日文學之樹上的果實，所以，誰若對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沒有較為充分的研究，誰若對世界文學的偉大作家和經典作品缺乏基本的了解，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準確評價自己時代的文學。

白燁顯然意識到掌握外國文學的發展歷史和創作現狀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著眼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需要，密切關注同時代的世界文學的最新成就，及時研究現代西方的優秀作品，以期實現現代經典尺度的確立和經典意識的形成，這顯然已經成為他的自覺意識。

他對外國文學的觀察和研究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視野開闊，不拘一隅。無論從國別看，還是從時代看，他的外國文學評論和研究，都具有涉及面上的廣泛性和多樣性。可以說，那些對當代中國小說敘事發生過積極影響的作品，例如卡夫卡、艾特瑪托夫、魯爾夫、馬爾克斯、阿斯圖里亞斯、奧夫、邁哈富茲、多諾索、亞馬多、富恩斯特、厄普代克、納博科夫以及日本作家井上靖、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他都做過評介；同時，他還在《當代美國文學評要》等文章中，概括性地考察了某一地區或某一時期外國文學的創作狀況。

為了及時地獲取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信息，白燁密切關注國內外國文學研究的進展，與處于前沿的外國文學專家保持密切的關系。他積極地評介最新成果，例如，加落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錢滿素主編的《美國當代小說家論》、董衡巽主編的《美國現代小說家論》、朱虹主編的《外國婦女文學辭典》、飛白主編的《外國名詩鑒賞辭典》等出版以后，他都寫過專門的書評。有必要指出的是，他的評介里，往往包含著與當代文學相關的見解。例如，在《適逢其時值得一讀——<新小說派研究>》一文中，他不僅及時地撲捉到了這本書出版的信息，而且敏銳地揭示了它的價值，準確地說明了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意義：“它所崇尚的文學中的懷疑精神和標新立異意識，它對藝術真實的不拘一格的理解，它對小說形式不帶任何框子的勇敢探索，對我們尋求突破和革新的小說創作，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東西。”(11)而在題為《一項有益于文學事業的宏偉工程》的文章中，白燁一方面，詳細介紹了《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34種書的編選體例、整體特點和學術價值以及代表性文本的基本內容，同時，也發掘了這些研究資料對于當代文學發展的“現實針對性”，是一篇很扎實、很有見地的學術性的評介文章。

第二，雅俗兼顧。一般來講，文學研究的專家都將目光集中在“純文學”上，著力研究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而對“通俗文學”大都不屑一顧。白燁雖然也很重視研究和評介經典作品，編選了不少經典作品的選本，撰寫了許多評介經典作品的文章，而且還花了很大的力氣研究外國的通俗文學，甚至可以說，他是當代批評家中對西方的暢銷小說研究最用心、最用力的人之一。他閱讀了大量西方的通俗小說作品，對阿瑟·黑利、西德尼·謝爾頓、歐文·華萊士、杰姬·考琳絲、哈羅德·羅賓斯、杰奎琳·蘇珊等人的小說，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很獨到的見解。為了探察西方的通俗小說“熱”的秘密，他深入而細致地研究了多位小說家的暢銷作品，發現它們不僅具有結構巧妙，情結曲折，懸念迭出的特點，而且還具有很強的社會認識價值。同時，他也指出，這些暢銷小說也有消極的需要警惕的一面，例如西德尼·謝爾頓的小說，就有“讓人感到不真實、不雅觀的地方”，“謝爾頓對常態的和變態的，都有著樂此不疲的興趣。一些本該幾筆帶過的地方，他普遍使用了一種渲染的筆墨，因而多少給人一種過于張揚的印象”(12)。

第三，聚焦“中篇小說”，遴選經典，細加評鑒，對一個時期的文學閱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一工作的成績，見之于他與閻綱等人編選的《中外著名中篇小說選》。由于此書傳播甚廣，讀者容易了解，此處不贅。

五﹑當代批評史的梳理與資料的整理

一個時代的文學是由創作和評論構成的。如果想完整地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就不僅要研究這個時代的創作，還必須研究這個時代的理論和批評。白燁不僅花大力氣閱讀和評論作品，而且還傾注大量心力研究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和成績，探索當代文學批評前行的路向。他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頗有研究。他的《批評的風采》（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細致地考察了包括周揚、何其芳、馮雪峰、邵荃麟、侯金鏡、張光年、陳荒煤、馮牧、陳涌、胡采、鐘惦棐、朱寨、閻綱、劉再復、雷達等近20位有影響的批評家，在占有豐富材料的基礎上，描述了每一個批評家的風格，研究了他們對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的貢獻。由于材料的翔實和判斷的妥實，他的這部著作完全可以被看作一部別樣形式的1949-1989年間的當代文學批評史綱。

由于環境的局限，由于文化上的長期形成的習慣，中國社會并不鼓勵批評型人格的成長，并不培養那種敢于懷疑和批評的精神，毋寧說，恰恰相反，我們總是在壓抑和窒息批評文化的形成。我們提倡的是一種“同一型文化”，就是教人以簡單的方式接受給定的結論和答案；而不是一種包容性的“差異型文化”，即鼓勵人們以懷疑的態度反思一切現有的判斷和原則。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的批評文化，包括文學批評，一直就很不發達，有個性的批評家，也比較少見。

白燁在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以前的當代文學批評的時候，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由于長期按照一種權威的理論展開批評，用它來分析作品，來評價作家，所以，很多批評家自己的個性，并沒有形成，或者未能充分地展開。那么，對這樣的嚴重地受到環境壓抑的批評家，怎么評價？如何定位？

白燁的尺度顯然是寬松的。他抱著“理解的同情”的態度，努力發現他們的優點，揭示他們的特點。例如，周揚無疑是一個具備學者和批評家素質的人，但是，他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限制了他。他首先是另一個權威聲音的傳播者。他必須按照一個給定的尺度來闡釋。在這樣的過程中，闡釋者的個性、獨立的見解、個人的趣味滲入的越少越好，否則，就會在不自覺之間對被闡釋的話語進行修正和變構，——這就必然會威脅權威話語的“純粹性”和“絕對性”。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周揚都是一個忠實的“遞話人”，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宣傳員”。他對文藝與政治關系以及“文藝作品的政治標準”的論述，對批評家的“義務”和“戰斗性”的說明，對“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關系的看法，都與主宰性的“權威”聲音，相去不遠。進入晚年，形勢好轉，他顯然有了較大的自由，所以，他有機會來說自己想說的話，于是，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際，他發表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重要文章，針對“人道主義”、“異化”等重大問題，“不畏艱險地一一作出了自己的探求”；他還勇敢地修正自己的思想，對自己過去的那些“跟著說”的觀點，例如“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人性、人道主義問題”等，進行了“的認真的修正”(13)。應該說，雖然受特定的批評語境的限制，白燁的文章，對像周揚這樣的批評家的研究，給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肯定性評價，但是，包含在其中的客觀的材料，還是足以顯示出批評對象的真實情狀，還是給人們提供了可以多角度認識的依據和線索。

與周揚的并不自由的“大人物”比起來，在“新時期”開始大顯身手的批評家，就有足夠的機會顯示自己的個性和才華。文學風氣有了變化。好的作品大量涌現。新的問題也需要新的判斷和答案。這就有助于新的批評家的風格的形成和發展。白燁通過對閻綱、劉再復等新時期的重要批評家的研究，真實而詳細地記錄了當代文學批評的新變化，從中可以看出“新時期”文學的思潮演進。

在“新時期”的批評家中，閻綱無疑是很有個性的一位。他完成了從過去的“熱情寫文章”向后來的“義憤寫文章”的轉換。他勇敢地參與到清理“”的混亂的文藝思想的工作中，質疑所謂的“文藝黑線”論，嚴厲抨擊“題材決定論”，反對“造神”傾向，提倡“人道主義”，捍衛人的尊嚴，呼吁文學要寫“人的復雜性”。白燁細致地考察了閻綱的批評觀和批評風格，認為他的評論“言壯心細”，“寥寥數語，往往擊中作家整體的創作特點和藝術風格的要害”，高度評價他為《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人到中年》辯護的勇氣，高度評價了獨特的語言風格：“白話不流于俗淺，古語不鄰于怪僻，亦文亦白，不文不白，別有一番意蘊。”(14)可以說，他對“新時期”的多位批評家，都采取了這種深入其中，細致分析，準確評價的研究方式，既有大量的細節性的資料，有提供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無論展開批評，還是撰寫歷史，都需要較為充分地占有資料，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分析的偏差和判斷的失誤。白燁顯然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的，所以，他對資料的積累和整理，有著濃厚的興趣。網羅材料、編撰史料，這一工作的價值常常被低估，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因為，搜集和編撰資料是一件煩瑣而勞人的事情，不僅需要有眼光，而且需要有耐心和耐力，甚至需要有一定的犧牲精神才行。二十多年來，白燁孜孜矻矻，用力頗勤，建樹亦夥，實屬不易，這一點不僅見之于他參與其中的《文學年鑒》，更見之于他獨立完成的《文學論爭二十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此書幾乎含納了所有“新時期”以來重要的文學論爭，為后來的文學研究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和線索。

總之，白燁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能夠貼近當代文學的創作和思潮演變的進程，具有批評態度熱情，感應變化敏感，文本閱讀細致，資料占有充分，分析方法妥實，語言文風平實等特點。正是這些特點形成了他的獨特風格，使他成為一個成績突出、值得關注的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