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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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民族，地理、軍事，士族、人物，學術、文化；宗教、考古、吳簡研究；對魏晉南北朝史進行講述，其中包括：十六國各政權在如何使自己政權的屬性與五德歷運學說相協調的問題上，先后表現出猶豫和矛盾的態度，蜀漢官制的特點，漢晉間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變，漢晉中央政府對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經歷了轉變過程，對南匈奴產生多方面影響，歷史時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變化及遷移與分布情況，得出兩晉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陳留郡，之后大批南遷，形成了以河南、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遠遠多于北方的結論，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文獻學的重大發展與這一時期人們的歷史文獻學思想走向成熟有關，孫吳初期長沙郡吏民的取名風俗和婚姻生活，三國時期道教在魏、吳、蜀三國均有傳播，但方式與廣度有所不同，長安、洛陽、建康、涼州四大文化中心的興衰，僧侶自身的文學創作及佛教思想對于中古文學的巨大影響都說明了僧侶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本年度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八屆年會暨紀念繆鉞先生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開，130余位中外學者參加了大會。
本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相關研究論著頗豐，主要有：《繆鉞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高敏《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發微》(中華書局)，周偉洲《古都西安：長安與南海諸國》(西安出版社)，蔣福亞《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張金龍《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華書局)，張旭華《九品中正制略論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華《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書社)，李天石《中國中古良賤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李卿《秦漢魏晉南北朝家族宗族關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楊洪權《兩晉南北朝徙民中若干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具圣姬《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塢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傳印《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政治的關系》(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張作耀《劉備傳》(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鵬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余敦康《魏晉玄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衛紹生《魏晉文學中的中原文化》(學苑出版社)，邵磊《治山叢稿——南京文物考古論叢》(鳳凰出版社)，賴非《齊魯碑刻墓志研究》(齊魯書社)。陳吉安主編《六朝文化叢書》(南京出版社)本年出版了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田永勝、趙建功、許抗生《六朝宗教》兩種。論文集有：《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北朝研究》第四輯(中州古籍出版社)，《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史料類有：徐蜀編《魏晉南北朝正史訂補文獻匯編》(全三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新譯作品有：[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曾布川寬《六朝帝陵》(傅江譯，六朝文化譯著叢書，南京出版社)。[法]謝和耐《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耿異譯，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訂重版)。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二十一輯“唐長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也在今年出版，收錄了一組回憶唐先生的文章，以示對這位史學泰斗的緬懷之情。另外，2003年出版而一泠先生《2003年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綜述》未及收入的尚有：《賀昌群文集》(三卷，商務印書館)，寧稼雨《魏晉士人人格精神：〈世說新語〉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汪文學《漢晉文化思潮變遷研究——以尚通意趣為中心》(貴州人民出版社)，陳明光《漢唐財政史論》(岳麓書社)，楊際平《北朝隋唐均田制度新探》(岳麓書社)，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中華書局)，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時期西北少數民族遷徙研究》(民族出版社)，柏喜貴《四一六世紀內遷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陳吉安主編的《六朝文化叢書》(南京出版社)中的田漢云《六朝經學與玄學》，邱敏《六朝史學》，許伯卿、吳功正《六朝文學》三種。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本年度發表的學術論文在250篇以上，涉及領域廣泛，以下分類擇要介紹。
政治、制度
政治史。劉蓉《析魏明帝禁浮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認為太和年間禁浮華主要是從政治著眼，明帝強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壓力，導致了禁浮華的一系列舉措。孟祥才《論曹爽之敗》(《史學月刊》第8期)認為曹爽集團失敗是由于其所重用之人多為浮華之徒。張軍《曹魏時期司馬氏霸府的形成與機構設置考論》(《蘭州大學學報》第4期)對司馬氏霸府的形成、特點、府僚構成及運作方式作了探討，并考證了霸府的機構設置情況。陶賢都《魏晉禪代與司馬氏霸府》(《遼寧大學學報》第4期)也對司馬氏霸府進行了研究；他的《三國時期劫質現象芻議》(《許昌學院學報》第4期)認為劫質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與當時的忠、孝、信等社會倫理也有密切關系。王永平《漢末流寓江東之廣陵人士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考述》(《揚州大學學報》第1期)著眼于漢末流寓江東的廣陵人士，指出他們不但在孫吳政權割據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動了吳地文化的發展與南北文化的交流；他的《晉武帝立嗣及其斗爭考論——以齊王攸奪嫡為中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武帝以惠帝為嗣，逼齊王攸就國致使其憤恨而死，并嚴厲打擊擁戴齊王的“清議派”，激化了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加速了西晉的滅亡。林校生《成都王穎督區幕佐和文化傾向之考釋》(《國學研究》第十四卷)辨明了成都王穎督鄴前后河北都督區的分合變遷，指出司馬穎幕府佐吏家族門第較高，里籍分布較廣，南方士人和內遷胡人較多。認為司馬穎以鄴、冀地區為基地對抗東海王越，顯示出鄴、洛之間儒、玄兩種政治文化的對立態勢和地緣意味。李園、唐燮軍《地域集團、蕭沈對抗與劉宋政制》(《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第l期)指出劉宋政制由于皇權過分伸張導致恩貧倖用事，引發了一系列制度性弊病，內輕外重之勢使地域集團應運而興，深刻影響了宋齊之際的歷史走向。唐燮軍《蕭沈對抗與劉宋政治》(《許昌學院學報》第3期)延續了上文的思路，進一步對蕭沈對抗格局作了研究。
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國各政權在如何使自己政權的屬性與五德歷運學說相協調的問題上，先后表現出猶豫和矛盾的態度。拓跋政權最初以十六國繼承者的身份出現在德運次序中，孝文帝改革，在德運上直接以北魏承接西晉，使北朝歷史呈現出繼承華夏正統的強勁態勢；他的《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第4期)認為北魏的直勤與嚈噠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都源于共同的部族傳統，是社會結構下的一種身份，相當于漢文中的“宗室”。直勤制度在拓跋鮮卑社會發育和政治進化過程中，隨著“改降五等”被孝文帝取消，引起了北魏宗室內部的情感和文化分裂，對北魏末年的變亂具有必然影響。姚宏杰《君位傳承與前燕、后燕政治》(《史學月刊》第3期)考察了慕容鮮卑君位傳承從部落君長推選原則到嫡長子繼承制的轉變，指出前、后燕諸多政治事件與此相關。李憑《魏燕戰爭以后的北魏與高麗》(《文史哲》第4期)研究了北燕滅亡至延興年間北魏與高麗的關系，指出頻繁的使節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麗與百濟間矛盾的原則，促使雙邊關系由冷漠走向緩和發展，為孝文帝朝與高麗的友好關系作了鋪墊。朱興和《略論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議》(《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朝議的形成和發展源于北魏早期的歷史變遷和孝文帝的主觀努力，朝議主流觀念來自漢文化，推動了改革深入發展。侯旭東《地方豪右與魏齊政治——從魏末啟立州郡到北齊天保七年并省州郡縣》(《中國史研究》第4期)從地方豪右與東魏北齊政權關系的角度具體分析了雙方斗爭的經過，指出行政區劃增減與豪右和朝廷關系的消長有密切的關系。王大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間秩序結構》(《文史哲》第4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的民間秩序結構表現為豪強割據、豪族游俠統治、塢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領導。文章還分析了民間秩序結構中的階級組成及其特點。
政治思潮。黃少英《漢魏之際人物品題的三大社會功用》(《許昌學院學報》第3期)指出漢魏之際人物品題對發現人才、選拔人才、人才流動和社會局勢的變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徐國榮《漢晉時期的數字化標榜與取士制度》(《文史哲》第3期)注意到漢晉時期名士間興起的數字化標榜之風，指出它與取士制度相關并逐漸朝譜牒或家譜的方向轉移。魯力《魏晉封建主張及相關問題考述》(《武漢大學學報》第2期)對漢晉時期的封建主張進行了系統考察，認為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當權者重視同姓的藩衛作用，但在現實中很難恢復。
文官制度。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學月刊》第10期)從設置、職責、性質、地位等方面對中正進行了研究。陶新華《北魏后期的中正制新論》(《歷史教學》第1期)認為北魏孝文帝以后中正的作用表現在定姓族和保管士人檔案兩個方面，中正在選舉中明確的是士人門品的高低，而不定士人人品高下。
羅開玉《蜀漢職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第5期)整理了蜀漢職官制度的大綱和基本體系，并分析了蜀漢官制的特點。王東洋《曹魏考課法的制定及其社會背景初探》(《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1期)指出曹魏多次制定考課法，對后世考課制度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汪征魯《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國史研究》第4期)認為從兩漢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在南朝時開始與官員選任調動密切相關，州迎主簿、迎從事、迎西曹等成為一種入仕資格。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權力與官員個人權利的消長，也表現出選官與官僚體制的微妙變化。張小穩《魏晉南朝時期的秩級》(《史學月刊》第5期)接受了職位分等、品位分等的概念，認為秩級先秦的稍食和月俸，與職務的繁簡、職責的輕重相聯系，具有職位分等的色彩。官品漢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規定官員所享有的權利或特權。羅永生《“后魏尤重門下官”說新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北魏正光以前門下省地位不及尚書省，侍中職權亦遠在錄尚書事和尚書令、仆之下。《通典》所云后魏“尤重門下官”，絕非常態。金霞、李傳軍《〈北齊書·宋世軌傳〉“臺欺寺久”淺釋》(《晉陽學刊》第6期)認為“臺欺寺久”一語，反映了北齊乃至整個北朝時期御史臺和大理寺這兩個平行機構之間權力制約與平衡的關系。
高敏《有關北魏前期百官無祿制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問題》第1期)和徐美莉《也談北魏前期“百官無祿”之原因》(《史學月刊》第3期)分別對北魏前期“百官無祿”的狀況以及向俸祿制的過渡進行了研究。翟桂金《北魏爵祿制度研究》(《許昌學院學報》第6期)也考察了北魏爵祿制的實施背景和頒行過程，并闡明了爵祿制下封君的權益。
武官制度。石冬煤《東吳早期武官考論》(《邢臺學院學報》第l期)考察了黃武以前東吳武官的設置，指出了其作用和弊端。陶新華《北魏地方都督制補論》(《求索》第2期)對學者長期忽視的北魏地方偏裨都督和州、郡防城都督作了探討。張鶴泉《東魏、北齊征討都督論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期)從稱號、設置特點、與行臺的關系三個方面討論了東魏、北齊時期的征討都督；他的《南朝都督諸州軍事與其所領將軍職的關系探討》(《史學集刊》第4期)認為將軍職是都督設置的前提條件，都督所領將軍職則影響到其地位和等級。張金龍《漢魏之際政治與禁衛武官制度的變革》(《山東大學學報》第2期)、《南朝衛尉及其職掌考述》(《南京社會科學》第4期)、《東魏北齊左右衛府制度考論》(《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分別對漢魏之際、南朝和東魏北齊的禁衛武官制度及其相關問題作了詳細的考證分析。
法律制度。樓勁《北魏的科、格、式與條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梳理了北魏的科、格、式與條制，明確了這些用語的指稱對象和方式。同時還討論了這類法規的內容及其在當時整套法律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闡述了其源流。薛菁有數篇文章研究該時期的法律問題。《漢末魏晉復肉刑之議論析》(《東南學術》第3期)對漢末魏晉復肉刑之議的緣起、內容及其影響作了梳理和分析；《魏晉時期的特權法與士族門閥制度的形成》(《福建論壇》第9期)指出魏晉時期特權法的制定是士族門閥制度形成的重要標志；《論北朝的流刑制度》(《福建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從流刑制度的源流出發，探析了北朝流刑制度的成因和特點。金霞、李傳軍《魏晉南朝刑律中的婦女地位——兼談魏晉南朝刑律的輕省化》(《南都學壇》第2期)指出法律的輕省化是魏晉南朝時期刑律發展的必然趨勢，婦女的法律地位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何寧生《論前燕的法制》(《西北大學學報》第5期)討論了前燕的法制原則、法律內容和司法制度。
經濟
生產關系。孟彥弘《〈吏民田家莂〉所錄田地與漢晉間的民屯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推測《嘉禾吏民田家莂》所登錄的田地屬民屯的一種，并對漢晉間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變作了論述。張尚謙、范丹《戶籍樣、田令、“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學學報》第l期)和張尚謙《何物“均田制”》(分刊《云南師范大學學報》第3、4期)認為北魏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記法，其后修訂成帶有賦稅品式色彩的戶籍樣“丘井之式”，二者都不是分配土地的法令。文章對“均田制”概念以及關于“均田制”的各種解說提出了質疑與批評。
區域經濟。區域經濟發展本年度頗受研究者重視。張澤咸《漢唐間浙江丘陵農業生產述略》(《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引證分析大量史料，指出浙江丘陵地區在先秦至唐宋之際千余年間，農業經濟迅速發展。蔣福亞《魏晉南北朝時期內徙少數民族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內徙諸少數民族使北方經濟出現短暫、局部的破壞，但從總體上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并沒有造成歷史的大倒退；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經濟的發展》(《許昌學院學報》第6期)認為魏晉和北朝時期河北地區經濟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成為中原王朝重要的財賦區之一。李松《魏晉南北朝時期淮南地區經濟開發初探》(《淮南師范學院學報》第l期)、吳海濤《魏晉南北朝時期淮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第l期)、王鑫義《東晉南朝時期淮河流域農業生產述論》(《許昌學院學報》第1期)、張憲華《東晉南朝皖南的社會經濟》(《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分別對淮河南北和皖南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了考察。任桂園《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三峽鹽業與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論》(《鹽業史研究》第1期)闡述了三峽地區井鹽業的發展，指出鹽業經濟對移民文化在該地區的碰撞、融合起了支撐作用。趙昆生、張娟《試論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三峽地區的社會經濟》(《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對三峽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作了論述。
商品經濟。魏向東《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市”》(《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地區城市中出現了初具規模的市場體系，初步建立起一套市場管理體制。孫繼民《鄴下“俗薄”的商業文化性質》(《中國經濟史研究》第2期)認為東魏北齊鄴城“俗薄”的形成，與其作為北方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特點密切相關，“俗薄”的文化性質就社區而言屬于都市文化，就經濟而言屬于商業文化。
財政貨幣。陳明光《“修耕植，蓄軍資”——曹魏財政建設基本方針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曹魏確立“修耕植，蓄軍資”為財政建設基本方針的背景，考論了這一方針的主要措施及收益。操曉理《十六國北朝的錢幣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第1期)指出當時錢幣并未退出流通領域，認為過分貶低該時期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是不恰當的。史衛《北魏貨幣使用研究》(《許昌學院學報》第l期)關注的也是北魏的貨幣問題，認為當時金屬貨幣、實物貨幣都曾使用和流通，國家對貨幣也有明顯的干預活動。他的《北魏平城政權動態的財政平衡》(《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平城政權主要通過“以支定收”實現財政平衡，著重分析了軍費和官俸是如何通過自我消化來完成平衡的。
另外，許智銀《三國時期的狩獵活動》(《許昌學院學報》第3期)對三國時期的狩獵活動進行了闡述。劉春香《魏晉南北朝時期荒政述論》(《許昌學院學報》第4期)研究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采取的救荒措施，并肯定了其積極作用；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生態學的認識及其利用》(《許昌學院學報》第l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生態學知識的發展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進步。孫麗《兩晉十六國時期疫情淺析》(《山東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薛瑞澤《六朝時期疾病流行及社會救助》(《江蘇社會科學》第2期)分別對疾病的產生、流行以及救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民族
羅君《漢晉中央政府對南匈奴的管理及其影響》(《重慶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認為漢晉中央政府對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經歷了轉變過程，對南匈奴產生多方面影響；他的《十六國匈奴政權特點》(《西南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研究了十六國時期四個匈奴政權在職官制度、政權形式、權力與職能分配以及封建禮儀等方面的特點。李志敏《魏晉六朝“雜胡”之稱釋義補說》(《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認為史籍中“雜種”、“雜胡”之名意即“小種”、“小胡”，源自游牧社會，并非出于華夷之辨觀念。余太山《〈梁書·西北諸戎傳〉(節錄)要注》(《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對《梁書·西北諸戎傳》作了節錄注解。朱大渭《儒家民族觀與十六國北朝民族融合及其歷史影響》(《中國史研究》第2期)認為十六國北朝時期，各族統治者自覺實踐儒家“用夏變夷”和“協和萬邦”的民族理論，在當時民族融合的復雜形勢下，表現出眾多的趨同性，為隋唐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彭豐文《西江督護與南朝嶺南開發》(《廣西民族研究》第2期)對南朝西江督護一職進行了考證，認為此職武力色彩濃厚，在開發嶺南和維護南朝在嶺南統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南朝嶺南民族政策新探》(《民族研究》第5期)延續了上文的思路，認為南朝對嶺南的民族政策是以征討為主，其政策具有長期性和地方性等特點，這種狀況的形成與南朝寒人武夫的興起有著密切的聯系。
地理、軍事
地理。胡阿祥對《宋書·州郡志》進行了詳細研究，發表了《〈宋書·州郡志〉考疑》(《學海》1—4期)、《中華本〈宋書·州郡志〉標點獻疑》(《文史》第2期)、《(宋書)卷三十七〈州郡三〉獻疑》(《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宋書·州郡志〉脫漏試補》(《安徽史學》第4期)等一系列論文；《以魏晉本土文學為例談地理分區》(《史學月刊》第4期)對在歷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如何進行地理分區進行了探討；《陳朝疆域變遷與政區建置考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研究了陳朝疆域變遷和政區建置，并對記載與研究陳朝疆域、政區的主要文獻作了評說。
任重、陳儀繼續對魏晉南北朝城市地理展開研究，發表了《魏晉南北朝城市規劃與建筑管理》(《臨沂師范學院學報》第l期)和《魏晉南北朝城市居民管理芻議》(《許昌學院學報》第1期)兩篇文章。《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開設了“統萬城研究”專題，集中刊登了四篇研究十六國時期大夏國都統萬城的論文。吳宏岐《關于大夏國都統萬城的城市形態與內部布局問題》依據歷史文獻記載、考古發掘資料和實地考察對統萬城的城市形態與內部布局問題進行了研究。袁林《從人口狀況看統萬城周圍環境的歷史變遷——統萬城考察札記一則》統計分析了隋至宋初統萬城附近地區人口的狀況，不同意人類過度開發導致統萬城周圍地區環境惡化的觀點，認為統萬城的沙漠化是自然變遷所致。徐小玲、延軍平《統萬城的現代意義與價值研究》對統萬城的現代意義與價值作了初步的探討和研究。陳喜波、韓光輝《統萬城名稱考釋》考證了“統萬”的匈奴語源和語義。另外，姚勤鎮、呂達《統萬城的歷史演變及其建筑特點探析》(《延安大學學報》第2期)也對統萬城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王雪玲《歷史時期陳留阮氏的遷移與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輯)通過考察歷史時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變化及遷移與分布情況，得出兩晉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陳留郡，之后大批南遷，形成了以河南、長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遠遠多于北方的結論。何德章《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漢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政治、軍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斷拓展，從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隱隱形成，成為隋代大運河的歷史基礎。
張修桂《赤壁古戰場歷史地理研究》(《復旦學報》第3期)認為展開遭遇戰的赤壁，即今武漢市武昌西南的赤磯山。今赤壁市赤壁山，非初戰赤壁，但也是整個赤壁古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宋杰《漢中對三國蜀魏戰爭的重要影響》(《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第l期)認為漢中對蜀的重要性大于魏，漢中的丟失促成了蜀漢北線防御體系的崩潰和蜀漢的迅速滅亡。孫長初《略論六朝時期建康城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第3期)通過對六朝建康城自然地理環境及形制和規模的分析，闡述了建康城在軍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姚樂野、段玉明《論李氏據蜀與南中的關系》(《貴州民族研究》第4期)考察了南中得失與大成政權成敗之間的因果關系。崔彥華《晉陽在東魏北齊時的霸府和別都地位》(《晉陽學刊》第3期)指出晉陽以其優越的地理、軍事、經濟等條件成為東魏北齊時期的霸府和別都。喬鳳岐《北周孝閔帝在位時期硤州尚未設置——兼述西魏北周兩朝拓州、硤州的設置及其歷史沿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期)認為孝閔帝在位(557年正月至九月)的幾個月內，作為地方行政單位的“硤州”尚未設置。
軍事。張靖龍《赤壁之戰時間考論》(《學術月刊》第2期)認為赤壁之戰發生的時間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李萬生《侯景江北防線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對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線及其變動情況進行了詳細考察，指出此條防線前后存在了約六年時間。陳儀、任重《魏晉南北朝的閱兵禮》(《井岡山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對魏晉南北朝的閱兵禮進行了研究，指出了南北朝之間的地區差異。
士族、人物
士族。侯旭東《漢魏六朝父系意識的成長與“宗族問題”——從北朝百姓的聚居狀況談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三集)指出漢魏六朝時期“宗族”尚處在由多系“親屬群”轉為“父系繼嗣群體”的初始階段，“父系意識”初步形成，認為中國父系“宗族”自先秦以來存在連續性的假設需要修訂，并提示對“宗族”以外的民間組織給予關注。卜憲群《東晉南朝家族的分化與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瑯玡王氏為中心》(《南都學壇》第3期)從瑯玡王氏各房支變動的具體狀況分析土族的衰落過程，認為士族內部的分化瓦解是僑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強調士族各族之間，同族不同房支之間，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間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異，不能以郡望統而論之。劉新光《東晉陳郡謝氏江左地域選擇述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1期)認為陳郡謝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選擇，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與這種地域支持不復存在直接相關。
楊升之《“清”：魏晉士人的社會生活理念》(《許昌學院學報》第4期)注意到魏晉士人“清”的理念，認為魏晉時代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是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源。陸靜卿《漢晉之際婦女精神風貌的轉變及其與士風的關系》(《甘肅社會科學》第2期)、《談談魏晉上層婦女的“達”》(《肇慶學院學報》第4期)指出漢晉之際婦女精神風貌的轉變與士風的變化密切相關。張宏慧《魏晉風度與士人服飾》(《許昌學院學報》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飾上的刻意求新是審美思潮的新導向，是魏晉風度在服飾藝術上的體現。
王旭東《門閥士族的婚姻習俗與門閥制度的盛衰》(《中州學刊》第3期)闡述了門閥士族婚姻習俗的演變與門閥制度盛衰之間的關系。金仁義《南朝國婚的門第觀和人物觀》(《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第4期)指出門閥制度和人物風尚對南朝國婚影響甚大。
人物。朱子彥《試論諸葛亮的從政心理與丞相之路》(《史學集刊》第4期)、《諸葛亮擇主與拜相再認識》(《東岳論叢》第5期)、《諸葛亮忠于蜀漢說再認識》(《文史哲》第5期)三文對諸葛亮的傳統形象作了逆向思維的研究。王永平《論諸葛恪》(《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第3期)認為諸葛恪的家族門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學世家，他的敗亡體現了孫吳政權南北人物之間的斗爭，也是孫吳皇族與士人斗爭的反映；他的《南朝吳興武康沈氏之學術文化述略——沈氏之家風、家學研究之二》(分刊《許昌學院學報》第3、6期)認為吳興沈氏在武力最盛時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轉變，是保持其家族門第長盛不衰的關鍵。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達”論》(《鄭州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阮籍不欲子侄“作達”蘊涵了他祈愿子侄們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實力，維護家庭利益的良苦用心。楊合林《陶侃及陶氏家庭興衰與門閥政治之關系》（《史學月刊》第7期）指出陶氏家庭的寒門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根本改變，它的中衰具有某種必然性。雒三桂《陶潛之歸隱與東晉南朝門閥政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第3期）認為陶潛的辭官歸隱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無望進取的無奈之舉，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潛的必然歸宿。
學術、文化
學術。王立群《魏晉南北朝學士研究的幾個問題》（《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認為魏晉南北朝學士可以分為文人學士與官員學士兩類，在學術活動中是一支重要力量。瞿林東《論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思想》（《安徽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文獻學的重大發展與這一時期人們的歷史文獻學思想走向成熟有關。李傳印《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撰述與現實政治》（《南都學壇》第1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撰述中的名教觀念》（《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分別討論了現實政治和名教觀念對歷史撰述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的時代特點》（《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第2期）對譜學的時代特點進行了研究。
胡寶國《雜傳與人物品評》（《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認為，東漢至東晉受人物品評風氣的影響，人物雜傳大量涌現。南朝皇權的振興與門閥士族的凝固化，使士人不再熱衷于人物品評，雜傳明顯減少，譜碟之書代之而起。文章還指出，雜傳對正史的體例產生了階段性的影響。金生楊《陳壽的學術淵源》（《史學史研究》第1期）考察于陳壽的學術師承淵源。張瑞龍《從經注與史注的變奏看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學術史地位》（《史學月刊》第6期）認為裴注的在承襲總結魏晉以來史學研究和史注的成果，并繼承經注長處的條件下出現。曹文柱《陳壽評價呂布有失公允說》（《中州學刊》第5期）認為陳壽以有勇無謀和“輕狡反復”評價呂布有失公允。許殿才《〈漢紀〉多樣的史論形式》（《史學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漢紀》的史論系統。鐘仕倫《〈梁書〉不載〈金樓子〉考――兼論〈梁書〉編撰問題》（《四川大學學報》第3期）、《〈金樓子〉成書時間考辨》（《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對《金樓子》的成書時間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王曉毅《阮籍〈達莊論〉與漢魏之際莊學》（《史學月刊》第2期）認為《達莊論》創作于正始之音高潮時，它從莊學角度豐富了正始玄學的“儒道同”理論，并為后來向秀、郭象的“冥物”（齊物）學說，開辟了學術理路。王啟發《南朝時期學術走向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4期》）闡述了南朝時期學術發展演變的特點和具體走向。
文化。許輝《六朝文化及歷史地位與現代價值》（《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3期）分析了六朝文化的形成及內涵，肯定了其歷史地位，并闡述了其現代價值。陳德弟《十六國北朝官府藏書活動述論》（《圖書館工作與研究》第3期）、《北朝官府藏書活動述論》（《高校圖書館工作》第2期）敘述了十六國、北朝時期的官府藏書活動。李傳軍《魏晉南北朝時期風俗巡使制度初探》（《晉陽學刊》第2期）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風俗巡使制度，認為它存在反映民情、考察官吏、溝通民間輿論與統治階層的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歌謠的傳播》（《石油大學學報》第3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歌謠風議與官民互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分別探討了歌謠的傳播方式及與政治的互動關系。金霞《略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占卜”的基本表現與社會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第3期)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占卜普遍存在于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并與玄學、道教、佛教文化相結合。仝濤《從魂瓶看吳晉時期的莊園生活和喪葬禮俗》(《四川大學學報》第2期)通過明器魂瓶上的堆塑內容探討了吳晉時期地主莊園的生活情況及喪葬習俗。張慶民《魏晉南北朝幽婚故事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第l期)考察了幽婚故事包涵的信仰觀念及其流行的現實基礎，認為其中包涵的光耀門庭的觀念由來已久，而魏晉以后大講門第閥閱的風習刺激了此類傳聞的流行。
宗教、考古、吳簡研究
宗教。湯其領《三國時期道教流布探論》(《史學月刊》第12期)認為三國時期道教在魏、吳、蜀三國均有傳播，但方式與廣度有所不同。劉躍進《六朝僧侶：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國社會科學》第5期)指出，六朝僧侶往來各地，成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長安、洛陽、建康、涼州四大文化中心的興衰，僧侶自身的文學創作及佛教思想對于中古文學的巨大影響都說明了僧侶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普慧《略論慧遠對道安的突破和超越》(《四川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慧遠在佛學理論體系、恪守戒律、講經說法、終極信仰、擴大像教等方面對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介永強《中古時期西北佛教譯經文化區域考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4輯)認為中古時期，西北地區形成了西域、河西、關中三大譯經文化區域，佛教譯經文化活動重心久在西域，晉唐時期轉向了關中。孫長初《六朝青瓷中的宗教信仰》(《東南文化》第1期)通過對六朝青瓷造型和裝飾題材的分析，揭示六朝青瓷所隱含的史前原始宗教巫術、道教和佛教信仰等思想內容。
考古。本年的考古報告有《廣州黃花崗漢唐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4期)，《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發掘簡報》、《太原西南郊北齊洞室墓》(《文物》第6期)，《江蘇江陰長涇鎮宋墓》、《咸陽平陵十六國墓清理簡報》(《文物》第8期)，《河南鞏義站街晉墓》(《文物》第11期)，《遼寧沈陽八家子漢魏墓葬群發掘簡報》(《北方文物》第3期)，《湖北黃梅縣松林咀西晉紀年墓》(《考古》第8期)，《重慶曬網壩一座晉代墓葬的發掘》(《江漢考古》第1期)，《馬鞍山林里東晉紀年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第5期)，等等。
劉尊志《徐州出土晉代記事碑及相關問題略考》(《中原文物》第2期)對一塊西晉記事碑及相關問題作了考釋。胡國強《兩件北魏“真王五年”造像銘考》(《文物》第9期)對兩件造像銘進行了考釋。王則《魏故寧陵公主墓之考釋》(《北方文物》第3期)據墓志志文對北魏故寧陵公主祖、父、夫及其本人的一生行狀進行了考證，并對墓志書法進行了研究。陳康、劉可《敦煌北朝壁畫中的射箭圖像研究》(《敦煌研究》第l期)通過敦煌北朝壁畫中的射箭圖像，探討了北朝時期少數民族的射術活動。
王志高《六朝帝王陵寢述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第3期)對六朝帝王陵寢的布局、構成、等級制度等方面作了研究。羅宗真《六朝時期南京的文物、古跡——研究南京六朝史的重要依據》(分刊《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第5、6期)指出近50年來在南京發現的各種文物遺跡、遺物，集中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歷史面貌，是研究南京六朝史的重要依據。新晨
吳簡研究。于振波發表了系列研究論文，《淺析走馬樓吳簡中“刑”的含義》(《船山學刊》第1期)認為吳簡中的刑手、刑足是貧苦百姓為逃避苛政的自殘行為；《走馬樓吳簡中的“調’’》(《中國經濟史研究》第l期)認為走馬樓吳簡中的“調”應該屬于苛捐雜稅性質的“橫調”，與曹魏實行的制度化戶調不同；《走馬樓吳簡中的限米與屯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1期)認為“限米”是對屯田所征收的租稅，其征收標準遠遠高于佃田所征收的租稅，且繳納限米者身份與田家(佃田者)不同。王素《說“夷民”——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札記》(《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認為吳簡所見“夷民”與兵有關，至少也應是官府控制的一種特殊依附人口。王子今《論走馬樓簡所見“小妻”——兼說兩漢三國社會的多妻現象》(《學術月刊》第10期)認為走馬樓簡對“小妻”的記載提供了反映民間社會生活的真實資料。高凱《從走馬樓吳簡看孫吳初期長沙郡吏民的社會生活》(《光明日報》5月18日)利用吳簡資料，探討了孫吳初期長沙郡吏民的取名風俗和婚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