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宮城“雙朝制”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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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輯刊雜志》2015年第四期

朝是古代帝王聽政和舉行禮儀活動的場所，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禁中的聽政典禮殿堂之外，禁中以外的尚書省(臺)①代表中央政府，是實際的權力中樞，有“天臺”②之稱，君主按制度親臨省內的朝堂理政及舉行禮儀活動，從而形成了宮城內兩個朝區布置、兩條南北軸線并列的特殊格局，本文稱為“雙朝制”。這與隋唐以后宮城沿南北中軸線布置若干門殿而形成單一前朝的格局截然不同。尚書省在禁中以東，按照君王南面的傳統，禁中朝區可稱為“右朝”，尚書省朝區可稱為“左朝”。雙朝制的內在運行具有職能并行的特征，外化為宮城中兩條并列的象征性軸線，右朝和左朝的空間關系也塑造了特殊的事件聚合點，折射出當時的政治制度與文化特色。前輩學者從建筑與都城規劃角度對魏晉南北朝宮城制度展開研究，出現一些開創性成果③，頗有啟發意義。本文以雙朝制這一特殊形制為切入點，綜合正史、方志、考古報告等資料，將歷史事件、制度與宮室設計的規律性相結合，發掘雙朝制在空間規劃、禮制、理政、防衛等方面的內涵。

一、“雙朝”職能并行

雙朝制的內涵豐富，下面僅就理政、禮儀加以闡釋。一是雙朝在政務功能上并列。太極東堂(以下稱東堂)和朝堂為禁中、省中兩大政務中心。《晉書•成帝紀》:“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于東堂。”〔1〕依照兩晉朝會制度，君主朔望在東堂聽政，是禁中主要的議政場所。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重大軍國要務需要迅速裁斷，不可能限定在固定日期。后趙石勒效法晉制，下詔:遇軍國要務先由八坐與丞、郎在東堂商議，后由八坐面陳皇帝，不避寒暑昏夜。④正如劉敦楨先生所說，“太極東西堂實為處理政務之常朝、日朝”〔2〕。西晉以來，尚書省成為執掌全國政務的宰相機構，設于尚書省的朝堂成為真正的權力中樞。“晉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3〕西晉的八座、尚書左右丞、尚書郎等尚書省官員每日早晚兩次至朝堂(尚書都座)議事，東晉南朝改為每日一次，處理一般政務。遇重大國政，“太宰、司徒以下，詣都座參議政道”〔4〕，百官到尚書都座集議后，再由宰相等重臣進禁中與皇帝商議。《魏書•穆亮傳》所說的“《晉令》有朔望集公卿于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5〕，也驗證了皇帝在禁中決斷政務的傳統。北魏孝文帝始規定:“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后與卿等共議可否。”將君主在朝堂理政制度化，其內容以進退五品以上官員①、決疑政，錄囚為主。從《魏書》記載的可考日期來看，君主親臨朝堂聽政的日期并不固定②，顯示出與禁中聽政并行的特征。

二是雙朝禮儀并尊。《魏書•郭祚傳》:“故事，令、仆、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于馬道。及祚為仆射，以為非盡敬之宜”〔6〕，建議改革，即令、仆、中丞騶唱③不入宮，宣武帝下詔曰“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7〕。北魏洛陽宮的止車門是太極殿以南第二道門，司馬門是朝堂以南的第二道門，皇帝在右朝、左朝時，止騶唱的距離相等，說明禮儀規格相同。反之，如果雙朝地位不同，而是以右朝太極殿為尊的話，就會設計另一套禮儀，使右朝禁止騶唱的距離大于左朝，以示差別。結合宮城空間布局來看，止車門以南還有一道門，也就是正宮門閶闔門。不是止騶唱“至閶闔門”而是“至止車門”，反證了兩朝禮儀等級相當。第二，宮內舉哀禮儀顯示兩朝的禮儀并尊。右朝雖然是最重要禮儀場所，左朝也同樣發揮一定的禮儀職能。魏晉以來，太極殿是皇帝停靈、舉哀的場所，在特殊情況下，朝堂也可停放皇帝靈柩。兩晉南北朝有皇帝在宮內為王公重臣舉哀之制。“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于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哀于朝堂。”〔8〕是否意味著東堂在禮儀規格上高于朝堂?宋武帝為零陵王(前東晉恭帝)舉哀于朝堂。零陵王雖是異姓王，在劉宋卻為“二王”之一，朝見皇帝以賓禮相待。西晉以來的禮制規定，二王朝會班次在太子之上④，當然也高過其他王公。因此，東堂和朝堂在禮制上的區別是內外分別，而不是尊卑差別。三是功能互補。重大事件如咸安元年(371)東晉權臣桓溫主導的廢立事件⑤，同時涉及雙朝，說明兩者職能既并行也互補。桓溫先在權力中樞朝堂控制百官，逼迫太后下令廢海西公。再率百官進入右朝太極殿行廢帝程序，收印綬，使其素服經由太極西堂，出西宮門神虎門。溫率百官具乘輿法駕迎簡文帝于潛邸。最后，簡文帝進入左朝，在朝堂變服、受璽，舉行即位儀式。可見，廢、立儀式皆引經典，路線安排各具深意，右朝、左朝的禮儀安排一體整合。

二、“雙朝制”下的宮城空間規制

魏晉南北朝時期宮殿的門、殿、政務機構等名稱更易頻繁，史書有關記載及箋注脫誤較多，學界對尚書省、朝堂等位置變遷以及宮城結構也頗多歧見。因此，有必要引證史實、制度，尤其要結合宮城雙朝布局的空間規律，考辯軸線、宮城結構及左朝變遷等問題。從建筑空間組織角度來看，雙朝制的顯著特征是兩條南北軸線并列且與都城主軸線重合。郭湖生先生最先注意到這種軸線并置現象:“(北魏洛陽宮)太極殿及其前宮門閶闔門一列與朝堂及其前宮門司馬門兩者是平行并列的，姑命之為駢列制。這種體制和后世習慣見到的宮城中央辟門而主要建筑皆沿中央軸線前后相貫左右對稱布置的制度”大相徑庭。〔9〕駢列現象的實質正是兩朝制下宮城空間的有序排列。禁中以禮儀性的大朝太極殿及其南面宮門形成右朝禮儀軸線，禮儀軸線與都城的南北中軸線重合(曹魏鄴城除外);禁中之外以權力中樞朝堂和尚書省及其南面宮門形成左朝權力軸線。曹魏鄴宮、魏晉洛陽宮皆是雙軸并列，東晉建康宮(臺城)又加強了左朝權力軸線的地位。“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臺”〔10〕，尚書臺為中央政府的象征，與之相對的閶闔門被稱為“天門”①，閶闔門正對都城南門開陽門②，使權力軸線延伸為都城另一條南北軸線。東魏(北齊)鄴宮是雙朝制的轉折，沿右朝主軸線布置三座主要門、殿，即閶闔門、太極殿和昭陽殿，使禮儀軸線愈加強化，成為隋大興宮三朝縱列布局的先例。朝堂脫離尚書省，導致左朝權力軸線解體。六朝建康臺城(建康宮)之內加設第二道宮墻，形成三重宮墻相套的特殊空間格局，北魏洛陽宮和東魏(北齊)鄴宮也加以效仿。《景定建康志》引《宮苑記》:“建康宮城內有兩重宮墻。”〔11〕以《宋書•劉邵傳》所記兵變路線驗證，叛軍由臺城東門萬春門入，經由云龍門、東中華門沖入禁中，可知云龍門是第二道宮墻之東門，東中華門為禁中東門③，說明臺城由內向外設置三重宮墻。④傳統的前朝后寢形制演變為三重宮墻相套的空間，這種變革是與雙朝制相適應的。設置第二道宮墻有利于加強左朝權力中樞尚書上省的防衛，將尚書下省及諸多一般性政務機構分隔在第二道宮墻之外，無論是防衛制度還是對官員的規范，由外向內都趨于嚴格。如北齊領軍將軍判尚書右仆射事鮮于世榮“乘馬至云龍門外入省北門，為憲司舉奏免官”〔12〕。云龍門在北齊鄴宮為禁中東門，云龍門外至上省北門在第二道宮墻以內，禁止官員騎馬，若不遵守，像世榮這樣的高官也會被彈劾丟官。

東晉以來，尚書省機構規模擴大，分為以決策為主的尚書上省和執行部門尚書下省，下省包括諸多部曹以及尚書省官員的宿舍，兩者之間通過架空閣道相連。關于尚書上省的位置，學界有在禁中外和禁中內兩種觀點。⑤結合史料和宮城布局規律，可推斷尚書上省在禁中之外。僅舉一個易被誤讀的例子。史書記載，元嘉三十年(453)二月甲子清晨，太子劉邵率叛軍入云龍門，由東中華門沖入禁中，在合殿殺害宋文帝和尚書仆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值宿尚書上省，聞鼓噪聲藏匿，被殺。上述事件順序似乎說明上省在禁中以內，仔細分析則不然。第一，江湛察覺到發生政變以至遇害，不能說明他一定身在禁中。江湛參與廢邵之謀，文帝命侍中王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13〕，送徐湛之與江湛，“使湛具詔草”〔14〕，江湛在非常時期值宿上省，雖在禁中之外，但上省距離叛軍所必經的云龍門、東中華門并不遠，清晨時鼓噪聲傳至上省使江湛察覺緩斷事泄，是很自然的。第二，假設上省在禁中，便與宮城雙朝布局原則相悖。上省以朝堂為中心，由若干進附屬建筑圍合成一個大尺度的封閉院落，不可能布置在太極殿前庭。又如，《陳書•徐孝克傳》載有尚書省官員居住下省的傳統，“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15〕。上省與下省以閣道相連，東西向的閣道跨度實為一路之寬度。如果上省位于禁中，就意味著下省與禁中臨近且僅有一墻一路之隔，與下省因人員龐雜而處于臺城內且靠近外宮墻的偏僻位置不符。⑥朝堂原與尚書都座設于一處，北齊時兩者已經分離。《北齊書•祖珽傳》:“珽求見后主，韓長鸞積嫌于珽，遣人推出柏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誚責。”〔16〕上文的柏閣⑦應是東堂，祖珽被從東堂拉拖至朝堂，兩建筑相距當不至于太遠，而上省又位于禁中之外⑧，可推斷朝堂與上省不在一處。《酉陽雜俎》卷一《禮異》有北使賀梁正旦事，對臺城右朝宮殿名稱記載頗詳:“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太陽門，……門右有朝堂。”〔17〕梁朝建康臺城之太陽門即是太極殿正宮門，而朝堂并不在臺城禁中前庭。據周一良先生考證，此北使為東魏使臣。①北使對建康臺城規制不甚熟悉，以同位置的鄴宮朝堂比附之，恰可證明鄴宮朝堂極有可能位于禁中。

三、“雙朝制”塑造歷史事件聚合點

學界對太極殿、東西堂等單體建筑的職能多有闡發，但從雙朝的空間關系來闡釋宮城布局及相關制度還未引起足夠重視。例如，右朝、左朝的空間結合部分往往成為歷史事件聚合點。以宮城東門至禁中東門的東西大道為例，經由此道經過第二道宮墻東門，向南可到達左朝權力中樞尚書省，向西可進入禁中東門到達右朝政務中心東堂，進而由閤門進入后寢區。此道上的三門，即臺城東門、第二重宮墻東門、禁中東門，都是重要節點。由歷史事件與宮城布局規律相驗證，體現了雙朝制在防衛、禮儀、理政等諸多方面的特征。史書記載的宮內兵變多經此道。一是權臣政變，如蕭鸞②、高演等輩位居錄尚書事，都是從尚書省攻入云龍門(南齊臺城、北齊鄴宮禁中東門)發動政變，左朝權力樞紐地位可見一斑。二是禁衛軍官兵變，如宋“威服殿省”的前中領軍檀道濟、領軍謝晦由東掖門(宮城東門)、云龍門(宋第二重宮墻東門)攻入禁中廢弒少帝。③中領軍這類武官負責臺城宿衛，“入值殿省，總統宿衛”〔18〕，頗知宮城防衛要害所在，當然會選擇最佳路徑。三是外兵作亂，如東晉妖人盧悚由臺城北門廣莫門攻入，向南迂回，由云龍門(晉禁中東門)殺入太極殿前庭。除兵事外，百官上朝從宮城東門進入④，經過此道到達左朝、右朝。王導受王敦叛亂所累，詣臺待罪，史書并未說明待罪的具體地點。史書記載，仆射周顗將入，王導求顗向元帝求情。顗故作不顧，見元帝則為王導“申救甚至”。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由在門，又呼之”〔19〕。王導請罪、周顗入朝，都由宮城東門進入，周顗為仆射，飲酒必在尚書省，顗出入禁中、尚書省各一次，見到王導兩次，結合宮城布局可推斷，王導待罪處是在臺城第二道宮墻東門之外，而不是尚書省門外⑤或是禁中東門外。⑥可見，將宮城建筑布局規律與史實相結合，對進一步解讀文化史上的典故是有益處的。從理政來看，帝制統治的運作，主要是通過公文(文書)的下達上行來實現的⑦，尚書省作為權力中樞，處于公文內聚和外傳的樞紐，兩種流向的公文必然往返左朝尚書省至禁中東門的路線。

四、結語

雙朝制演變以至消亡的原因是復雜的、多元的，僅從制度內在的合理性變革和禮制的理性化規范角度略加評述。左朝的興起，適應亂世減少審批層次、高效處理政務的需要。曹魏鄴宮首行雙朝制以來，為魏晉洛陽宮、六朝建康宮所繼承。北魏孝文帝效法漢制，洛陽宮也采用雙朝并置形制。東晉以后，作為宰相機構的尚書省，不但決策政務，監督百官執行，還侵奪和削弱九卿的權力，直接參與政務執行，“尚書事務與整個國家政治，可以說是一體化了”〔20〕。尚書(上)省靠近禁中且自成左朝的布局，是與這種一體化的制度設計相適應的。隨著原屬尚書的工作被后起的禁中咨詢和秘書機構———門下、中書所分割，尚書省失去了“天臺”的地位。同時，各王朝逐步改革、完善了朝會及聽政制度，右朝中軸線上的門、殿的政務功能加強，朝堂脫離尚書省成為次要議政場所，雙朝制便成為因循“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義”⑧的舊制，必須改革。另一方面，雙朝制的演變也反映出禮制規劃宮城布局的理性化傾向。儒生自西漢中期以來，開始將儒家理論附會于禮制建筑的規制，用方位象征和數字象征手法來規范明堂、宗廟、郊廟、陵寢等禮制建筑，使之整齊化，以符合天人感應、五德始終等宇宙和歷史圖示。但涉及到實用性極強的處于政權核心的宮城和都城的規劃，簡單套用如“三朝五門”、“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面朝后市”等本無先例的所謂“古制”就行不通了。可以看到，雙朝制的演變在禮制層面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如曹魏鄴宮是以左朝權力軸線與王城中軸線重合，使郊祀等禮儀涉及魏王從右朝出宮回鑾等的路線設計出現問題。從右朝正宮門南至車門出宮，需要向東拐彎才能行進在王城中軸線上的馳道，既不方便，也與禮儀活動的莊嚴性不符，曹魏洛陽宮便改為右朝禮儀軸線與都城中軸線重合，加以修正。又如，北齊鄴宮強化右朝禮儀軸線，不但豐富了建筑序列的空間層次，還將實際的理政朝會內容有機融匯進去，實現了禮儀軸線和權力軸線合一，演變為隋唐宮室的三朝縱列結構，成為后世宋元明清之定法。

作者：蘭巍 楊昌 單位：天津城建大學建筑學院 北京工業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