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和雙語讀者視域下文學翻譯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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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譯者———翻譯質量的操縱者

翻譯首先是一種閱讀和鑒賞活動，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穿梭在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譯者對原作的選擇本身就是一次接受，它反映了譯者個人的閱歷、知識、見解、個性氣質和藝術趣味，更反映了譯者所屬國別、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審美積淀及社會發展和經濟環境等等。同時，譯者需要對譯入語國的讀者負責，必須替自己譯作的讀者考慮第二次接受，他會將譯作“本土化”以適應目標文化讀者的閱讀傳統和審美習慣。

（一）譯者的多重身份———雙語讀者和比較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的身份是復雜的。就翻譯質量的把控而論，譯者作為雙語讀者和雙語文本（原作和譯作）的比較者扮演著特殊的身份。原作在被作者創作出來之后，它的生命價值并沒有得到完全充分的體現；原作當中所包含的“空白”點極大地吸引了譯者，給譯者的理解提供了必要的意象性。由此，譯者對原作的解讀活動才能不斷地填補和具化，最終實現原作文本的審美價值。譯者也有別于一般的讀者，在文學翻譯中，譯者所扮演的特殊的身份要求其必須全面把握原作的美學特征———從文學語言、文學形象到文學意蘊和風格。因此譯者必須在掌握一定的比較文學理論的基礎上，首先要對原作進行深刻、全面地解讀；譯者被原作吸引或感動是翻譯活動成功的必要前提。其次，在閱讀原作的過程中，譯者會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想象、理解和審美經驗摻入原作的藝術形象中，這無形中會造成譯者主觀理解與原作背離的后果。因此，要想真正體會原作的審美價值并且達到與原作者心靈的高度契合，譯者就必須提高自身的審美能力和敏銳度。譯作是浸透著譯者獨特個性理解的一種新的原作的存在形式，“一個好的翻譯是一個文學作品的轉生（metempsychosis），一位適宜的譯者，便是彌補文學作品在這種情況下的有限性，而賦予文學作品原作者新的生命。”每位譯者有自己特有的知識結構、文化素養、審美觀和價值觀等等，而這些因素無疑造就了譯者解讀原作的“前理解”。在譯者解讀原作的過程中，他的“前理解”會左右他對文本內容的詮釋和對文本“空白”的填充。因此，為了能夠將譯者“前理解”的負面作用降到最低，同時能夠準確地運用另一種文學語言完整再現原作的藝術形象和藝術風格，使譯作讀者得到與原作讀者相同的啟發和感受，譯者不僅要對原語文化做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還必須對譯入語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哲學思想、價值觀等等做深入了解，并且將兩種文化加以深入對比。譯者要增強其文化意識和對文化信息的感知能力，建構起自己的“文化理解的前結構”，就必須對兩種文化進行不斷的學習和反復比較。這樣，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才能真正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在兼顧譯作的審美性、形象性、文化性的基礎上，使譯作在形式和精神層面都能做到與原作最大程度的接近。

（二）譯者———翻譯的操縱者伽達默爾（Gadamer，1900—2002）認為，“理解是一個我們卷入其中卻不能支配它的事件；……我們從不空著手進入認識的境界，而總是攜帶著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釋學的理解既包含了我們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們所擁有的那個熟悉的世界。”把這段話用于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可以說是再確切不過的了。文學翻譯面對的是不同的文化，這就意味著它們彼此之間不可能完全相融，翻譯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和碰撞在所難免。因此，譯者必須兼顧譯作的可接受性和文學性，譯者對原作的接受、過濾和理解體現了他詮釋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同時也反映出譯者位于整個翻譯過程的中心，是翻譯過程的主導者和操縱者。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需要兼顧原作的信息和美感的傳遞。文學創作的藝術美可以通過對人物形象的生動刻畫，音韻和修辭的巧妙應用，文本結構層次的縝密安排，整體風格及審美意蘊的準確把握來實現。文學翻譯中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無疑為譯者的藝術再創造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空間，但也意味著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即譯者在再現原作的音韻美、形象美和意蘊美的同時必須照顧到譯入語社會的語言習慣和文學傳統來，并且盡可能地忠實于原作的形式。譯者必須認真研讀原作，積極調動多種心理活動，自覺地參與原作本文意義的建構以期獲得充分的審美體驗；對原作藝術美的準確把握是譯者開始對原作藝術形象再創作的基礎。然而，譯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熏陶、知識結構、情感社會經歷等等造就了譯者個性化的價值觀和審美觀，這些無疑構成了譯者獨特的“先在性”。這種“先在性”會成為譯者解讀原作前的一種“前理解”并影響他對原作的理解、接受和詮釋；而譯者的審美和文化價值取向也會直接影響其翻譯策略的選擇。譬如，采用個性化翻譯還是運用闡釋、淡化、替換等變通手法，采用異化手段還是歸化手段；同時，譯者的審美價值取向無疑會左右其對原作美學信息的選擇和接受，進而影響其在傳達原作的音韻美、意象美和意蘊美時所做的不同的選擇和傾向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譯作的主導和操控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每個譯者對原作的理解都是一個新文本的產生，對原作的解讀融入了譯者的文學、文化、審美、語言、經驗等因素，而譯者的審美價值取向使得譯作進一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在整個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和中心，在不斷地解讀、比較、接受、過濾、詮釋的進程中才最終呈現出新文本。

二、雙語讀者———翻譯質量的仲裁者

經過雙重“接受”的“改造”或“創造”后的譯作難免會丟失一部分原作的神韻和意蘊，有時甚至會失真或走樣。然而對于譯作的優劣，不是每個讀者都有能力或權利進行評判的，只有那些懂得雙語（或多語）的讀者，或者說既能夠閱讀原作又能夠閱讀譯作的讀者才有能力和權利評判，而譯作的單語讀者只能被動地接受譯作。由于單語讀者無從將譯作與原作進行比較，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沒有評判的權利。因此，就翻譯質量的評判而言，雙語讀者無疑扮演了翻譯質量“仲裁者”的這樣一個重要角色。著名的詩人和翻譯家理查德•霍華德（RichardHoward）認為，“法語作品的譯作是為了滿足不懂法語的閱讀者閱讀的需求而為，譯作的優劣也應該從讀者的角度來進行審視，”然而“法語作品的英語譯作再好，對于懂法語的讀者而言也不可能像其閱讀英文原作一樣，因為讀者會比較兩種語言在翻譯過程中的得失和相似度。”譯作目標文化的單語讀者只能被動地“接受”譯作，“滿足”于對譯作的閱讀和欣賞。由于這一讀者群無法閱讀原作也就無從將譯作與原作進行比較，因此無法判斷譯作是否較準確地傳遞了原作中的文本信息，是否較好地再現了原作的音韻美、形象美、意蘊美，是否兼顧了忠實性和創造性，求似性和審美性。因此，“只有那些不需要借助于譯作就能進行閱讀、欣賞原作的讀者，即雙語或多語讀者，才能對譯作（的優劣）做評判。”

以下是《羅密歐與朱麗葉》（朱生豪譯本）中的一句譯文：“他要借你（軟梯）做牽引相思的橋梁，可是我卻要做一個獨守空閨的怨女而死去。”這是朱麗葉在決心赴死的前夜的獨白，她面對著軟梯發出了如此感嘆：盼望著夜幕降臨，好掛上一條軟梯，讓心上人在流亡之前爬進閨房與她共度一夜。而1990年代的方平譯本中把它譯為：“他本要借你做捷徑，登上我的床，可憐我這處女，活守寡，到死是處女。”那么這兩種譯文到底哪個更好，哪個更能傳遞原作的信息呢？讓我們看看原作文本：“Hemadeyouahighwaytomybed，ButI，amaid，diemaiden－widowed．”顯然方平的譯文更貼近原文，雖然文采欠佳。而朱森豪的譯文無疑受了上世紀40年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忌諱”的影響。但是對于非雙語讀者而言，他們不能閱讀原作就無法較準確地理解這段譯文，更無從對譯文的忠實性和創造性做出比較準確和公正的判斷。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第18首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愛情詩，詩人以一句修辭性的問句“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開始這首精彩的愛情詩。但是，對于不能閱讀原作，不懂原語文化的非雙語讀者來說一定會感到困惑，無法體味其中的美感信息。譬如，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的閱讀者，由于文化地域的不同，夏天意味著烈日當頭、酷暑難耐、汗流浹背，而英國人的感覺則是涼爽宜人、明媚溫婉、花團錦簇。再比如，《西游記》的一位英譯者把書中的“赤腳大仙”譯為red－leggedimmortal（紅腿的不朽之神），譯者把這里的“赤”理解為“紅”（如《水滸》里的“赤發鬼”，英譯為“red－headeddevil”），顯然譯者不知道“赤”在漢語里還有“光著；裸露”的意思。非雙語讀者無法對這樣的譯文的準確性做出分辨，只能被動地滿足于譯文，被動地接受這一翻譯，而類似的翻譯甚至會阻礙非雙語讀者對作品的解讀。“翻譯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翻譯涉及不同的民族、文化、習俗、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等等，而語言既是其信息載體也是闡釋符號。基于此，對于譯作孰優孰劣，單語讀者被剝奪了評判權，只有雙語（或多語讀者）才有發言權。這種特權使得雙語讀者能夠成為翻譯質量評判的仲裁者。就翻譯質量的操控而言，毋庸置疑譯者是主導者和操縱者。譯者的文學素養、知識結構、價值觀、社會閱歷、審美情趣、個性氣質及情感經歷等等，在翻譯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都會或多或少地留下印跡，使得最終的譯作呈現出自己獨特的面貌，成為獨立于原作的新文本。翻譯是一種創作，翻譯的“創作”必須建立在原作的基礎之上。對于翻譯質量的評判是翻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在判斷譯作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擁有同等的權利。由于雙語讀者（或多語讀者，包括譯者）能夠對譯作所傳遞的信息的忠實性、審美性、形象性、文化協調性與原作進行比較，使得這部分讀者就擁有了異于其他讀者的身份，即翻譯質量的“仲裁者”。

作者：劉曉寧單位：榆林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