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評析譯者語言風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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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不同的文學作品有其各自不同的風格特點。文學作品的風格包括作品的思想風格、藝術風格和語言風格。而語言風格則是指人們在書面或口頭語篇中運用語言來表達思想感情的方式，它是作者用語言表達手段所形成的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孫燕，2002）。對于譯者風格，許多學者已經從闡釋學角度、譯者主體性等角度進行了分析與研究。筆者選擇從文學文體學的角度，對陶淵明詩歌的兩個英譯本的譯者風格進行研究，主要從語言層面和修辭層面進行探討，以期能夠找出兩個譯本在這兩個層面上的風格特點。
1文學文體學
1.1文學文體學的概念
隨著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文體學中也融合了語言學因子，成為一門具有獨立地位的交叉學科。而文體學與文學體裁相結合，文學文體學便應運而生。文學文體學是介于語言學與文學評論之間的一門學科，它包含有語言學對語言本身的描寫，也涵蓋了文學批評對文學作品的分析。此處借用了申丹教授對于文學文體學的定義，文學文體學即指以闡釋文學文本的主題意義和審美價值為目的的文體學派。它是連接語言學與文學批評的橋梁，注重探討作者如何通過對語言的選擇來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申丹，2002）。
1.2文學文體學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
就文學作品而言，文體特征在很大層面上表現了該作品的文學價值，因此，對于以作品為對象的譯者來說，能否恰當地處理作品中的文體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翻譯的整體質量。文學文體學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釋作品中的語言特征，在翻譯過程中將這些特征在譯文中得以再現，最終更加完整地保留原作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在翻譯中，文學文體學的主要應用范疇為小說、詩歌、散文等的翻譯，旨在研究各類翻譯文體的語言風格和文體特點，主要從語音、詞匯、語法及篇章結構入手，尤其關注具有文體意義和美學價值的語言特征，進而對翻譯文本的文體風格進行分析闡釋。因此，如何才能將原文中的文體特點在翻譯中得以體現，便成了文學文體學在翻譯領域的研究焦點。
2譯者語言風格探討
譯者的語言風格是指譯者在對原文進行翻譯時，譯文中出現的具有文體價值的語言特征，這主要體現在語言層面及修辭層面。語言層面主要涉及詞匯層面，句法層面以及銜接層面的特征，而修辭層面則體現為翻譯中各種修辭手段的運用。
2.1語言層面
語言層面上體現的風格特征集中在詞匯、句法及銜接上，這三個方面的特征是譯文作品風格在語言層面的外在表現。
2.1.1詞匯層面
詞匯層面的主要體現即為詞匯選擇，尤其是選擇那些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偏離常規的詞匯。這些特殊詞語使得譯文產生了獨有的文體價值和美學效果。由于各個譯者在翻譯時對同一事物的感知不同，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對詞匯的選擇也存在差異。因此，各個譯者的詞匯選擇體現了該譯者在詞匯上的風格特點。以下是汪榕培教授與譚時霖先生的陶淵明詩歌英譯本，從中可以看出兩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詞匯選擇差異。以下選取《責子》中的前四句，探討兩位譯者在詞語選擇方面的特征。
原文：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兒男，總不好紙筆。
譯文1：Myhairatbothmytempleshaveturnedgrey;Myskinandmusclesweakendaybyday.AlthoughIhavefivesonsinmyownright,Noneofthemwouldliketoreadorwrite.（汪榕培，2000）
譯文2：Myhairatthetemplesisgreywithage,Flaccidaremyskinandmuscles.BlessedIamwithfivesons,Butnonegoesinforthewritingbrush.（譚時霖，1992）從以上的兩個譯文不難看出，一方面，汪譯文將原文以押韻的方式翻譯出來，他的詞匯選擇迎合了陶淵明詩歌押韻的特點，而譚譯文在形式上則更為隨意，也沒有押韻現象的出現。因此，汪譯本在形式上更加接近于原文。另一方面，最后一句“總不好紙筆”，陶淵明想表達的是幾個兒子都不愛讀書，兩位譯者對“紙筆”兩個字的譯法也存在差異，汪將其譯為‘readandwrite’，而譚將其譯為‘writingbrush’，前者為意譯，將紙筆的內在含義表達了出來，使得譯文流暢富有邏輯；后者用‘writingbrush’來指代讀書寫字，也起到了同樣的意義效果。
2.1.2句法層面
譯者在句子的翻譯過程中，可以通過一些特殊的句法手段來獲取原文的某些文學或文體效果，比如減緩或加快節奏，以產生對人物形象的突顯或強調的作用。不同的譯者對同一個句子或同一類句子采取了不同的翻譯方式，即體現了譯者在句法上的風格特點。以下選取了陶詩《酬丁柴桑》中的前六句進行分析。
原文：有客有客，爰來爰止。乘直司聰，惠于百里。飧勝如歸，聹善若始。
譯文1：Herecomesourguest,herecomesourguest,Whoruleso’erpeoplewithoutarest.YourservicewhichisjustandfairBestowsblesstopeoplehereandthere.YoufollowtruthwithduerespectAndlistentowhatiscorrect.（汪榕培，2000）
譯文2：Aguest,aguest,Anofficialcomes!Upright,hetendstopublicgrievances,Devotedheistothecountry’sgood.Wordsofwisdomhesavours,Openheistowholesomeadvice.（譚時霖，1992）兩位譯者對原文中的后四句的翻譯采用了不同的句法結構，汪譯文采用了陳述句的語序，將原文意思緩緩道來，而譚譯文則采用了四個倒裝結構，對原文中的客人的高貴品質進行強調。從句法上來看，汪譯文對客人的高貴品質的贊賞不如譚譯本突出。
2.1.3銜接層面
語篇層面涉及到語篇結構和語篇連貫，語篇結構指的是整個篇章的構成方式，連貫性要求合適的銜接詞語，將整個語篇連接成為邏輯的整體。銜接的目的是連接語篇中的句子關系，即句子間銜接詞語的使用，可達到語篇連貫的效果。一般說來，語篇中含有多個句群，銜接包括句群內部各個句子之間、句群與句群之間的連接，體現語篇結構上的粘著性和意義上的連貫性。由于此處探討的是詩文的連貫，涉及到的也就是句與句之間的銜接。此處選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中的詩句。
原文：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
譯文1：AfterIhavewashedmyhandsandfeet,I’llhaveasiptogivemyselfatreat.（汪榕培，2000）
譯文2：Washedup,hesitsbackundertheeaves,Tohisheartacupofwinebringscheer.（譚時霖，1992）在這個例子中，汪譯文采用了‘After’一詞，這個詞的使用能給譯文讀者留下動作發生的前后順序的印象；而譚譯本則是利用過去分詞的表達方式提示譯文讀者動作的先后順序。但顯而易見，前者將順序行為體現得更加明顯，使得譯文在銜接上更具邏輯性。
原文：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譯文1：Althoughthefarmer’slifeisreallyhard,Fromthishardshiptheycanne’erbefreed.（汪榕培，2000）
譯文2：Bitteristhefarmer’slot,Fromwhichthereisnoescape.（譚時霖，1992）這兩句詩的意思是雖然田家的生活非常地艱苦，但是要擺脫這個痛苦卻很難。汪譯文將這種轉折關系用Although表達得很清楚，譚譯文則并未將這一層轉折關系用具體的轉折連詞表述出來。因此，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汪譯文在翻譯時更加地注重句子之間的前后邏輯銜接，而譚譯文則并未使用銜接詞對句子之間的關系進行連接。
2.2修辭層面
文學作品中對于修辭的運用極為常見，尤其是在小說的創作中。筆者試圖從“反復”與“疊詞”的視角切入，對陶淵明詩歌英譯文中的修辭方法進行研究。反復的修辭方法的運用可以對某個對象進行強調，而疊詞則可用于抒情。能否對原文中“反復”的修辭方法進行正確的翻譯也影響到了該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美學效果。陶淵明詩歌中“反復”這一修辭的使用較為頻繁。《歸鳥》中有四節，每一節都以“翼翼歸鳥”開頭，對這種修辭手法，汪譯本和譚譯本都采用了反復的修辭方式，保留了原文的美感。汪譯本將這四個重復都翻譯為“ReturningBirdsglideinthesky”，譚譯本也幾近如此，除了第一句譯為“Leisurelyflewthebirds”之外，后三句均譯為“Leisurelyflewthereturningbirds”，這兩位譯者的翻譯方法幾乎相同，都保留了原文詩句重復的修辭方式，達到了同樣的文學效果。另一類便是疊詞的應用，該修辭方法在陶淵明詩歌原文中運用頗多，并常置于句首，用以抒情或強調。由于疊詞是漢語中特有的修辭方法，因此在詩歌翻譯中并不能將這種修辭手法得以體現。以下選用陶淵明詩歌《停云》中的前兩句，譯文中并沒有發現兩位譯者在翻譯中對疊詞的處理方法。
原文：藹藹停云，濛濛時雨。
譯文1：Thecloudsarependingdenseonhigh,Whilespringraindrizzlesfromthesky.（汪榕培，2000）
譯文2：Drenchedarethemotionlessclouds,Onandondrizzlesthevernalrain.（譚時霖，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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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文學文體學在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的譯者風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文學文體學的研究視角，以上對陶淵明詩歌的汪榕培譯本與譚時霖譯本的譯者風格進行了分析，發現兩位譯者在語言的各個層面都存在差異，這可用于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于同一事物存在不同的認知，這種不同的認知理解對于其翻譯作品也產生了影響。總體概括而言，汪榕培譯本在語言層面上更加接近于原文，而譚時霖譯本則顯得更加的隨意自然，更加趨于陶淵明詩歌簡單樸實的特點。然而，兩位譯者在陶淵明詩歌翻譯的修辭方面則體現地較為一致，對于英漢語言中都存在的反復的修辭特點，兩位譯者都能將其在譯文中再現，而對于疊詞這一僅在漢語中存在的修辭方法，兩位譯者在翻譯中都未有體現。
原文的結構、內容及風格。所以為了充分再現原文的內容、結構和風格，譯者一般都采取直譯或異化的翻譯策略。當時中國的翻譯文學占據中心地位，魯迅也同意翻譯不僅是引進西方新的內容，而且也是引入新的表達方式，即采取“寧信而不順”的直譯翻譯策略。可見，在當時，魯迅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是在所難免的，是為了中國文學的發展，為其注入新鮮血液。
2.4魯迅翻譯的價值和意義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他的那些譯文是針對中國人的一劑瀉藥。魯迅的翻譯對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汲取外國新鮮思想、新表達法和新詞語，促生了中國白話文，也促進了新小說的發展，豐富了中國文學，為中國文學帶來了生機，主導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這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在其翻譯生涯中，魯迅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毅力，忍辱負重地堅持直譯甚至帶病超負荷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他也創下了許多“第一”：第一個提出直譯翻譯策略；第一個將波蘭等國作品翻譯到國內；第一個把域外許多作品譯介到國內；第一個把域外短篇小說翻譯到國內；第一個策劃出版翻譯叢書。
魯迅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富于遠見的視野，走在時代的最前沿，致力于《域外小說集》的翻譯，勇于創新、另辟蹊徑，發展豐富中國翻譯文學。魯迅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心生一種希望，認為小說可以轉移性情、傳達先進思想、開啟民智、改造社會、救國救難，有了這種想法，譯介域外小說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這些思想在《域外小說集·序》里也有所體現。魯迅的翻譯不僅啟蒙了20世紀的民眾，而且對今天的人們仍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我國改革古文、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學運動時期，魯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富有遠見地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文學的道路，指引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開拓創新、為繁榮我國譯業、豐富本國語、強大中國文學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為后來者研究中國翻譯史留下了許多寶貴經驗和資料。在70年后的今天，我們深受魯迅翻譯思想的熏陶和感染，如同一個指揮棒時刻指引著后來者的翻譯研究，其意義和影響悠久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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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哈爾在多元系統理論中明確指出了翻譯文學與目的語文學的關系，是隨著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學系統中所處位置的不同而變化的。目的語大文學系統中的各個子系統決定了翻譯行為的重要性、翻譯的目的以及翻譯的策略。魯迅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翻譯文學占據中心地位，譯者要舍棄本國的語言表達習慣，遵從源語的表達方式，采取直譯或異化的翻譯策略。引進西方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式，主張“寧信而不順”的思想。雖然魯迅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是在所難免的，是為了中國文學的發展，為其注入新鮮血液。但是魯迅的翻譯實踐以及其異化的直譯翻譯策略的提出也招到了外界的異議。比如當時魯迅的翻譯作品遭到了冷遇，歷盡艱辛把外國作品譯介到中國，但卻一度無人問津，銷路不暢。
在多元系統理論的關照下研究魯迅的翻譯，可以清楚地理解魯迅的翻譯活動受其所處時代歷史文化因素以及種種背景所帶來的影響，其翻譯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并且也能更好地理解魯迅提倡異化和直譯翻譯策略的原因和目的。從這個角度分析，魯迅的翻譯是有其道理的，通過從多元系統理論的角度來分析魯迅的翻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判斷翻譯作品的好與壞，不能單單從其所采用的翻譯策略或方式來分析評判，而應該結合譯者及其所處的整個文化系統來全面判斷和分析。
魯迅在我國20世紀的譯壇中，譯介了各類小說，開創了一代譯風，在中國譯壇上留下了永久的不能磨滅的足跡;在理論上，又根據時代的要求，提出直譯、異化的翻譯策略。不論是在翻譯理論上還是在翻譯實踐上，都為20世紀中國的翻譯事業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為后來者進行20世紀翻譯思想史的研究時，提供了寶貴的翻譯資料和經驗，同時也是翻譯思想和時間研究者的首要研究對象，這在翻譯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