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翻譯中倫理語言的實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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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趨勢下，當前文學翻譯工作者勢必面臨更加嚴格的倫理準繩。在文學譯作出版市場化的今天，加強對譯者的倫理制約，對增強其職業道德感、改善譯文質量、杜絕不負責任和粗制濫造的翻譯行為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然而，怎樣才能在文學翻譯中行之有效地推行倫理話語?如何使倫理準則得到廣泛而切實的接受，不至于落入雷聲大、雨點小的窘境?這樣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正確的解答，在中國翻譯界方興未艾的寶貴倫理意識便可能遭到質疑、批評，甚至是漠視、湮沒，淪為喧囂后的明日黃花。

一、引導與寬容:

文學翻譯事業中倫理話語的推行之道在為翻譯界倫理意識的彰顯感到欣慰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現實中翻譯從業人員的倫理覺悟水平。特別是在文學翻譯中，依然有相當多的譯者尚不具備對倫理話語的接受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提升行為主體的倫理素質，倫理需要標榜一個較為崇高的精神目標，它與現實中大眾的道德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翻譯倫理也是如此。對于諸多文化精英來說，翻譯倫理中那種志存高遠的情懷也許源于他們理所當然具備的倫理覺悟，但在相對多數的翻譯從業人員那里，這樣的覺悟恐怕尚不普遍。如果無視這一事實，我們便可能在推行倫理話語時盲目冒進，削弱其對廣大翻譯從業人員的實際影響力。美國翻譯學家羅賓遜指出，一方面，處于社會中上層的文學作品譯者舒舒服服地拿著大學的薪酬，另一方面，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譯者卻為了生計毫無選擇地從事翻譯工作

①。如果一味要求后者與前者在倫理覺悟上達成一致，恐怕尚不現實。急躁冒進的心態不僅無法讓翻譯倫理得到廣泛的接受和認可，反而可能使之遠離大眾，流于盲目專橫、自以為是的文化精英主義態度，成為自命清高的代名詞。因此，要將翻譯倫理推向大眾，就有必要采取一種漸進的姿態。所謂欲速則不達，對處于不同覺悟層次的翻譯行為主體，不宜整齊劃一地提出倫理要求，而是要以足夠的耐心來提高其覺悟。具體說來，就是在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中，對行為主體持續引導，適當寬容。一方面，對于行為主體的持續引導是一種向上的精神動力，它通過道德語言得以實現。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人的要素在其本質上乃是語言性的。”

②面對客觀世界，是語言對我們產生影響，使我們在主觀層面產生喜怒哀樂的情緒，進而引發相應的人類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的存在寄托于語言。“語言乃是在場之庇護(HutdesAn-wesens)，因為在場之顯露已然委諸道說之成道著或居有著的顯示了。語言是存在之家，因為作為到道說的語言乃是大道之方式。”

③作為人類的“存在之家”，語言構成了人類的精神世界。由此延伸開來，道德語言便構成了人類棲居的倫理世界。道德語言是西方元倫理學的一個重要術語。按照英國倫理學家黑爾的說法，這是一種規定語言，其最重要的效用之一就在于道德教導

④。具體說來，這是一種道德判斷，包含人們對于行為主體的褒揚、譴責、漠視等。通過不斷地向行為主體傳達和灌輸道德語言，能夠對行為主體產生一定的教化作用，促使其形成相應的倫理觀。確切說來，即借助道德判斷的情感功能，道德語言能夠影響到翻譯從業人員的內心感受，對其倫理觀念產生重要影響。正如國內有學者指出，“道德判斷的主要用途不是指出事實，而是創造影響”

⑤;“道德判斷不僅具有表達判斷者感情的功能，而且具有引起改變接受判斷者的情感、態度的功能。”

⑥德國倫理學家石里克指出，道德判斷對人們的教化過程是一種“道德感染”。道德宣傳“將激起人們對善行善人的快感，并引起竭力效仿他們的愿望……如果善行確實普遍地受到贊揚，做善事的人受到同仁的尊重，那么順從的學生同樣地分享這受歡迎的后果，從而從他們自己那里增加了新的具有跨了色彩的目標觀念”

⑦。“表揚和懲罰……使快感事實上引出受歡迎的行為之后果，使痛苦感事實上成為被禁止行為的后果。關于這些結果的觀念以適當的方式呈現感覺色彩，并起著動機的作用。”

⑧通過在道德評判上對翻譯行為主體的褒貶，道德引導強化了翻譯的倫理意識，使教化對象感染于石里克所謂的“人們對善行善人的快感”和違背道德的痛苦感，進而影響到翻譯行為主體的倫理觀念。而美國倫理學家史蒂文森則認為道德判斷的情感功能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人們經常使用某種道德語言，久而久之，它們便具有了或褒或貶、或揚或抑的感情色彩;另一方面，在長期的語言訓練和使用過程中，人們逐漸形成了某種心理習慣，善于運用善惡、正當、錯誤等語言表達、激發人們的情感和態度

⑨。比如，一個小孩不斷聽到大人稱贊無私奉獻的人，指責自私自利的人，長此以往他就可能將無私作為自己喜愛和接受的品質，而將自私作為自己討厭和抗拒的品質。由此，社會美德通過道德語言發揮了對這個小孩的教化功能。類似的，要達成倫理話語對文學翻譯的行為主體的教化功能，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向他們不斷傳達道德語言。通過不斷褒揚和貶斥行為主體，道德語言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將相應的倫理觀念植入其內心，促使他們將預設精神目標的達成與榮譽感聯系起來，將預設精神目標的失落與恥辱感相互掛鉤，從而形成一種對行為主體持續的道德引導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語言對行為主體的引導應當僅限于價值層面，并避免在事實層面做任何具體的規定。就如同全社會倡導學習雷鋒勤儉節約，但并不是要求每個人都學雷鋒去撿螺絲釘一樣，道德語言將譯者引向的是一種精神境界，而非具體行為。通過不斷地在情感上影響和感染行為主體，這一語言將倫理話語漸漸融入行為主體的內心，形成一種更高層次的道德情懷。至于譯者如何在行為中表現這一情懷，則有著很大的自由度。特別是在發揮引導作用時，道德語言應當避免將自身與某種具體的翻譯手段(如直譯、意譯、異化、歸化等)硬行捆綁，不能讓譯者誤認為可以不顧實踐需要一味地追求某種特定的譯法，否則便可能走入元倫理學所謂的自然主義謬誤，使行為主體從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淪入對教條的偏執。

另一方面，適當寬容則顧及了大眾的實際道德覺悟水平，使翻譯倫理避免淪為文化精英階層的專屬品。在這里，我們面臨一個問題:是否一定要求人人都高尚?在回答之前，我們需要注意到:對于翻譯的行為主體而言，不高尚不一定就是卑劣。如果我們用白標注前者，黑標注后者，那么大部分的翻譯從業人員恐怕都處于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地帶。在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中，我們要做的是漸漸將他們引向白色區域，引離黑色區域，而不是要他們一下子就從灰色區域跳到白色區域，達到極高的倫理素質，否則就對其口誅筆伐，大加責難。羅賓遜就曾經批評過這種文化精英主義立場。他認為韋努蒂等文化精英的翻譯倫理主張看似志存高遠，實則不切實際，因而流于“盲目和虛偽”⑩。他甚至模仿韋努蒂的口吻不無諷刺地說道:“我們聲稱我們知道如何讓實踐者做得比現在更好，即便是我們自己也和他們一樣遭遇困境。”

言下之意即“廣大譯者不能像韋努蒂那樣‘不食人間煙火’，不能像文化精英那樣妄談翻譯理論，因為普通譯者要考慮的是翻譯倫理對他們是否‘有用’，翻譯是否給他們帶來經濟利益，是否滿足主流文化的需要”瑏瑢。在現實中，恐怕相對多數的翻譯工作者都暫且不能將倫理目標置于物質利益之上。如果在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中盲目要求所有的翻譯行為主體都擁有高度的思想覺悟，很可能就會讓倫理話語脫離大眾，成為盡管芬芳美麗，卻僅為少數文化精英所欣賞的空谷幽蘭。因此，在以高尚/卑劣作為褒揚/譴責行為主體的依據時，不宜盲目苛求所有的翻譯行為主體整齊劃一地在精神上步入高境界。因此，應當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承認和尊重行為主體的人際差別，在推行翻譯倫理的過程中表現出適當的寬容。萬俊人對“寬容”一詞下的定義是“在人格平等與尊重的基礎上，以理解寬諒的心態和友善和平的方式，來對待、容忍、寬恕某種或某些異己行為、異己觀念，乃至異己者本身的道德與文化態度。品質和行為”瑏瑣。“在人際關系中，寬容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人際差別的實際存在事實。這些差別包括先天的與后天的兩方面，如人的天賦、體質、后天財富、地位和才能等等。這一點已為現代體質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所證實。

差異的存在需要人們對差別的理性諒解和容忍，這是人際寬容的起碼要求。”在倫理覺悟上，不同的翻譯行為主體確實存在著人際差別。對于相對少數的文化精英而言，他們通常已經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因而較有可能擁有高層次的倫理追求;而對于相對多數的普通翻譯從業者而言，由于物質基礎的相對匱乏，他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可能掩蓋翻譯的倫理意識。在拋開虛偽和矯情之后，我們不得不承認，后者的這一心態都是人之常情。對此，與其一概視為洪水猛獸，切齒痛恨，倒不如坦然面對，適當寬容。如果只顧唱道德高調，完全不顧人的現實欲望訴求，我們便難免陷入文化精英主義的誤區將少數人應當具有的倫理覺悟普遍化。這種富于極權主義色彩的做法通常會將倫理話語剝離當前文學翻譯的現實語境，并由此削弱其對大眾的影響力，最終陷入兩種結局:一是遭到大眾的公然抗拒乃至于摒棄，二是培養出大量口是心非的偽君子。因此在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中，對于尚不具備足夠覺悟的行為主體，不宜一概橫加指責，而是要在積極引導的同時表現出適當的寬容態度，即傳達一種理念:人可以不高尚，但是要有一顆向往高尚的心。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便能克服急躁冒進的情緒，做到循循善誘，從而增強倫理話語對文學翻譯的行為主體的輻射力和滲透力。

當然，這種寬容并不意味著縱容。對于那些越過道德底線，站到翻譯倫理的對立立場的行為主體，則要予以堅決的反對和譴責。相應地，批評者在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中需要把握好寬容的限度，在翻譯評判的尺度上適當權衡，換言之，即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動搖立場，在具體處理實際問題時留有彈性。

二、富于韌性的道德力量

通過道德語言的持續引導，倫理話語會對文學翻譯事業產生一種向善的教化。在這樣的教化下，行為主體得以形成相應的榮辱觀，因而對于翻譯倫理標榜的精神境界即便“身不能至”，也能“心神往之”。這種精神牽引力量不斷地將行為主體引向相應的精神目標，使之對倫理話語指向的價值觀念產生追求意愿。另一方面，對于尚不具備足夠倫理覺悟，卻也不至于站在翻譯倫理的對立面的行為主體，能夠不落入小肚雞腸、斤斤計較的狹隘心態，而是以坦然的心態去面對，以寬宏的氣量去包容，倫理話語便不至于會落入刻薄古板、不近人情的境地。持續引導與適當寬容雙管齊下，為倫理話語營造出一種積極的形象:它既導人向善，又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人們倫理操守的不完備狀態。這樣，倫理話語便能夠在進行道德鞭策的同時呈現出一定的親和力，避免產生冷冰冰、硬邦邦的說教。如果把在文學翻譯中推行倫理話語的過程比做拉車，那么道德語言的引導就形成了拖動拉繩的驅動力，而對行為主體的寬容則造就了拉繩的張力。如果沒有驅動力，車輛便無法前進;如果沒有拉繩的張力，繩子便很容易被拉斷，車輛也難以行路。這兩股力量形成了一種富于韌性的道德力量。帶著這種力量，便能夠以積極而不失穩健的姿態將行為主體引向相應的精神境界，從而使倫理話語在當前譯壇得到有效落實，并由此對中國的文學翻譯事業產生實質性的積極影響。

作者：楊鎮源單位：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