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國內文學翻譯的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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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

歸化與異化之爭自翻譯活動出現就一直存在。最初的直譯與意譯之爭使歸化與異化之爭初現端倪。大規模翻譯活動出現之后，歸化與異化的交鋒日趨激烈。歸化與異化之爭雛形乃是佛經翻譯中的“文質”之爭。佛經翻譯關于文質的討論大致可分為3種意見：一種主張直譯（偏于質），如道安；一種主張意譯（偏于文），如鳩摩羅什；一種是折中（主張文質相兼），如慧遠。從中古時期佛經翻譯的發展看，基本上是由質趨文的。

也就是說盡量的用漢語習慣的表達方式傳遞佛經的意義，從文化角度來說就是趨向于歸化。19世紀70至90年代，是我國翻譯外國文學的初始階段，以嚴復、林紓為代表的人物掀起了翻譯出版西洋文學的高潮。甲午戰爭之后，列強瓜分中國，民族危機空前深重，文人志士意識到救國必先強民的道理，并將譯介西洋小說視為教育民眾的工具。當時林紓等人雖然看到了西方列強在物質層面的強大，然而他們內心仍然保持著本土文學和文化上的優越感，把西方看作是未開化的“蠻夷”。這樣的文化態度反映在文學翻譯上，就是高度歸化式的翻譯盛行一時。1919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我國文學翻譯進入了第二個高潮時期。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文化的落后地位已經有了深刻的體察，他們也在思考中國在這個關鍵的轉折時期文化的何去何從問題。當目的語文化處于國際文化的邊緣，屬于弱勢文化時，翻譯文學在目的語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翻譯者多采用異化式翻譯策略，為引進新的文化因素甚至不遵守目的語文化的語言規范。這個時期，在魯迅等文化巨匠的帶領下，許多翻譯家和作家從外國文學作品中吸取營養，以達到改造文化、豐富漢語語言、改造社會的目的。魯迅主張譯語要保持原作的洋味，“寧信而不順”。他的這些見解具有很大的超前性，在當時實行起來有很大的難度，也產生了不少副作用，導致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譯風。因為語言上過分注重歐式的結構，令人難懂，魯迅的譯作在當時沒有得到主流讀者群的認可。相反，和他進行翻譯理論論戰的梁實秋，以及張谷若、朱生豪、傅東華則采用歸化的方法，迎合了當時中國讀者的口味，市場更廣泛。可見，這個時期，中國文學翻譯，歸化仍占主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文學翻譯掀起了第三次高潮。在十余年的時間中，我國的文學翻譯工作者，本著“為革命服務，為創作服務”的宗旨，從翻譯策略上盡管出現了某些異化譯法的翻譯，但是，歸化聲勢還是明顯強于異化。1954年8月19號，茅盾在全國文學翻譯工作會議上作了《為發展文學翻譯事業和提高翻譯質量而奮斗》的綱領性報告，提出了“藝術創造性的翻譯”的理論。1951年，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提出了“神似”理論；1963年，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把“化境”視為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正是在這些翻譯觀點的引導下，建國后的文學翻譯家大多力求使自己的譯文讀起來不像譯作而像寫作。可以看出，我國頭一百年的外國文學翻譯，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歸化翻譯策略為主。之所以會有這種狀況，按照安德烈•利弗維爾的理論，這里面牽涉到如意識形態（ideology）、贊助人（patronage）、詩學（poetics）等眾多因素。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封閉狀態，各時期主導思想的約束、讀者接受能力的限制等，都對譯者的翻譯策略產生一定的影響。在此，我們撇開這些因素不談，而著重提出譯者的翻譯觀念問題。首先，中國的文學翻譯歷史比較短，從晚清到改革開放前，正經歷著一個起步、探索、成長的過程，100年的時間不足于走向成熟。第二，從譯者隊伍來看，不少人原本是作家，他們做翻譯大多沿著“寫作”的套路走，即便是一些學者型譯家，也是深受“文藝學派”的影響，刻意追求“神似”和“地道”。第三，中國的譯家大多以做翻譯為能事，很少有人去思索翻譯理論或翻譯原則，因而翻譯中往往“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而缺乏先進的翻譯思想做指導。當然，西方的翻譯思想遲遲沒有介紹到中國來，這也是中國譯家理論觀念淡薄的一個客觀原因。

二、21世紀中國文學翻譯以異化為主導

改革開放以來30年，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入WTO，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奧運會，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成功，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交流日益頻繁，中國的世界地位也不斷提高，這對中國的文學翻譯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要從西方國家大量譯介入中文先進的思想文化，讓中國人民更加了解外部世界，同時，也非常有必要把中國自己古老而又年輕、傳統而又現代的優秀文明文化通過文學作品的翻譯傳遞到西方國家，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歸化翻譯手段已經不能滿足跨文化交際的需要，于是中國翻譯界一批有識之士，開始了新一輪歸化、異化的討論。1987年《現代外國語》上登載了劉英凱的《歸化—翻譯的歧路》一文，是這次大討論的開端。90年代許鈞在《文匯讀書報》上發起了對《紅與黑》譯本讀者調查和討論，使歸化和異化之爭更趨于激烈。2002年，孫致禮在《中國翻譯》第一期發表了《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一文并預言21世紀的文學翻譯以異化為主。《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還專辟一專欄來討論這一問題。通過這場大討論，中國翻譯界對歸化和異化的問題也有了更加明確的認識，在此后幾年中，討論歸化和異化的論文日漸增多，而且大多主張要重視異化譯法。孫致禮在《翻譯的異化與歸化》中，更加明確的提出：“任何矛盾的兩方面都有主次之分，異化與歸化也不例外。翻譯的根本任務，是準確而完整的傳達原作的‘思想’和‘風味’，欲達此目的，無疑必須走異化的途徑，因而異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而歸化作為解決語言障礙的‘折中’手段，也就成為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第二位的。……我們主張：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盡量爭取異化；在難以異化的情況下，則應退而求其次，進行必要的歸化。簡而言之，可能時盡量異化，必要時盡量歸化。”后又補充說明：“歸化主要表現在‘純語言層面’，在‘文化層面’上則應力求最大限度的異化。”

可見，翻譯雖然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但絕不是一項純粹的語言轉換活動，它還牽涉到各種非語言因素，特別是種種文化因素。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而文化是語言的內涵。傳統的翻譯研究把研究重點放在語言文本之間的轉換上，把歸化異化作為翻譯方法和技巧，只是從語言的角度進行討論，而很少涉及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翻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文化交流，不能僅僅只是語言的轉換，在歸化、異化策略的選擇上，學者們傾向于過分強調影響翻譯策略選擇的某些因素，從而忽略其它因素所起的作用。異化派一味強調文化內容層面上的異化為主，卻忽略了同時存在的語言形式層面上的歸化為主；歸化派只顧語言形式層面上的歸化為主，卻無視同時存在的文化內容層面上的異化為主。但是在翻譯史上，我們不能不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一是不論在當代或在歷史上，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似乎占了上風。這是因為評論家和出版商往往更注意譯作的可讀性，一般的讀者從也喜歡通俗易懂的譯文，而且，這一傾向正好與翻譯研究發展的趨向相一致。二是隨著兩種文化接觸的日益頻繁，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將越來越有可能被廣泛的運用。但不管怎么發展“，歸化”和“異化”將永遠同時并存，缺一就不成其為翻譯。因此討論翻譯的異化與歸化時，應該從語言和文化這兩個層面上來分別考察問題。從文化內容的層面來講，翻譯應該以異化為主，歸化為輔，這是由翻譯目的決定的。翻譯的首要目的是為了文化傳播，而傳播的又是異域文化，因此翻譯應該采取異化策略。而且，一旦采取與之相反的歸化策略，便喪失了源語文化的“異域性”或“異國情調”，也就失去了翻譯的首要目的和翻譯行為本身的意義。在現代不同文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文化認同（culturalidentity）,而文化認同的核心問題就是確立差異。過度的歸化翻譯只能造成文化差異和自我的喪失。另一方面，在語言形式上以歸化為主，才可保證譯語語言的可讀性和流暢性；在語言形式上以異化為輔，則可增加譯語語言的異域性和新奇性，譯作的異化語言，成為目的語語言的新生力量和新鮮血液。因此，翻譯中的歸化與異化不可籠而統之，應該是文化內容上的異化和語言形式上的歸化的結合體。中國文學巨著甚多，從古代的四大名著，到現當代的老舍的《茶館》，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從沒有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而我們的鄰國日本，文化與我們有相同之處，卻有作家屢獲諾貝爾文學獎，其中根源可以通過一個小例子看出來。日本當代作家村上春樹在接受諾貝爾獎時邀請他作品的日譯英翻譯一同上臺領獎，并感謝譯者把他的作品翻譯成這么美的英文可以讓英語讀者欣賞。《文匯報》2009年11月23號第一版有一篇題為“如何叫醒沉睡的‘熊貓’”文章也探討了類似的問題。

經過重新包裝的40種英文版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熊貓叢書”，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推出，為配合這一盛舉，鐵凝、余華、莫言等百余名中國作家的代表集體亮相。但是在這“隆重”、“壯觀”情景的背后，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出國”的步履依然沉重而零碎。當代作家莫言在書展的演講中的一句話道出隱衷：“如果有一個對中國社會生活了解深切，文字功底又好的譯者把我的書翻出來，那是多么幸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現代文學館館長陳建功披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最著名的譯叢“熊貓叢書”雖然走出了國門，但其中很多種書其實在我國的駐外機構里“沉睡”。究其原因是我們的譯介工作不足，外國讀者對我們的文學作品翻譯質量一直詬病，嫌譯文不好。一位法國讀者直言相告，這個法文譯本的譯筆太老了，是他們老奶奶那輩用的語言，讀起來不順暢，甚至讀不懂。叢書中也有一些當代文學作品譯得很成功在國外引起了一定的反響，是因為譯者利用自己對外國當地人民生活經驗和語言的熟悉，譯作符合當地人民的欣賞習慣。這個例子向我們深刻的展現了，為了完成翻譯的最終目的，為了能讓目的語讀者更好的了解源語作品，譯者應當采取文化上的異化和語言上的歸化的翻譯策略。

異化和歸化是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從有文學翻譯開始，就一直有關于異化和歸化的爭論。總的看來，歸化與異化不應當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而應當是一個動態的辯證過程。它們彼此互為補充，在矛盾中共生共榮。異化與歸化只是一種翻譯策略或手段，而并非翻譯標準。翻譯標準只能有一個，而翻譯策略和手段卻可以多種多樣。因此，無論采用的是異化還是歸化，只要符合翻譯標準，達到翻譯目的，那么就是成功的翻譯，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因此，異化與歸化作為翻譯策略是辯證統一的，而不是二元對立的。文化上的異化和語言上的歸化是一個基本策略，至于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誰的比重大一些，誰的比重小一些，還要根據作者意圖、翻譯目的、文本類型、讀者對象等因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作者：涂文婷單位：安徽工程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