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理論視野下文學翻譯誤讀成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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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近年來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因此，世界各國及各民族間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與語言間的聯系和碰撞也越來越多，消除各種語言與文化間的隔閡也變得更加重要。語言作為一種社會特性的群體性表現，不同的語言背后都蘊藏著一種深厚的文化沉淀。因此，消除文化之間的隔膜，首先就應該從語言之間的差異入手。而所謂文化誤讀，其實主要是指人們在接觸異質文化時，往往很難擺脫自身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以自身所處文化的方式來對待所接觸到的異質文化，從而對其進行選擇、解讀甚至是任意的切割。因此，一般來說，當我們探尋文化誤讀所產生的原因時，大都較為傾向于從文化入手來進行分析和比較，以期通過對比源語與譯入語，原文本與譯本之間的差異來表現文化誤讀，從而通過比較產生反差，再由反差來突出“誤讀”，以達到其反映文化差異本質這一目的。這種方法雖然能夠較為準確地體現文化誤讀，但對于其原因的分析，卻相對比較薄弱。因為，從文化角度入手容易忽視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譯者所承擔的角色和在翻譯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正如白立平所說:“文化誤讀具有必然性，這種必然性體現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由于主、客觀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視或無視文本的時空和視角去解讀、傳釋文本。”［2］由此可見，對文化誤讀中，譯者及其相關因素對于誤讀的產生也是有巨大影響的。而比利時翻譯家勒夫菲爾所提出的操控理論更是以其獨特的視角，具有開創性地將影響翻譯的幾大要素進行了分類和研究。因此，當我們從操控理論的角度，來審視文化誤讀，來探求其產生的根源時，會發現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中，文化誤讀所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僅僅是文化差異那么簡單。

操控理論所研究的重點主要有三個，其一是翻譯活動的具體歷史背景，其二是對于源文本的操控，最后便是譯本在目標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這三項是操控理論主要研究和分析的領域。而同時，由于勒夫菲爾深受文學中俄國形式主義的影響，因此，他將文學看作是一個完整的系統，那么翻譯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語碼轉換，而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這一過程對于源文本的“操控”實際就是其所謂的“rewriting”(重寫)。基于上述觀點，勒氏提出了影響重寫也就是影響翻譯活動的三要素:第一，意識形態的因素，第二，詩學因素，第三，贊助人因素。那么，基于操控理論的觀點，以上三要素作為影響文學翻譯的重要因素，其對于文化誤讀的產生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便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文化誤讀產生的原因。從總體上看，文化誤讀實際上是譯本與源文本之間的一種意義差別。那么，根據前面所提到的三個要素來看，這種差別首先必然會與意識形態有關，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環境下，譯者自身的意識形態必然會影響到其對于文本的解讀。具體來說，就是譯者自身的政治傾向會明顯地反映在其作品當中，因此，也就會使得譯本與源文本之間產生意義差異，無論其差異的大小，都是文化誤讀的體現。這種原因所導致的誤讀在清末和民初的西洋小說翻譯中尤為明顯。例如:清末翻譯家蘇曼殊在翻譯雨果名著《悲慘世界》時，便明顯地受到其自身政治因素的影響:(1)男德道:“……幸而現在革了命，改了民主的制度;你看還有這樣不愛臉的報館主筆，到了現在還要發些袒護王黨的議論……”(柳亞子編，《蘇曼殊全集》(二)，2007:112)［3］(2)男德道:“世界上物件，應為世界人公用，那鑄定應該是哪一個人的私產呢?那金華賤不過拿世界上一塊面包吃了，怎么算是賊呢?”［4］從這些語言的風格和其表達的意思上，可以很明確地感覺到一種革命性。顯而易見，蘇曼殊是將自身對清王朝的不滿和對民主的訴求，通過作品中人物———男德的言行表達出來。不僅如此，男德這個人物在小說中還干了許多充滿革命性的事件，比如刺殺惡吏、劫獄、組織革命等等，甚至還批評過孔孟，而孔子和孟子實際上與雨果的原著根本不沾邊。因為男德這個形象其實就是作為譯者的蘇曼殊自己創作出來并添加到小說中的，借以表達其自身的思想和觀點。其二，詩學因素的影響，勒夫菲爾所說的詩學，并不僅僅是指詩歌創作，而是包含著兩個因素:一是指一系列的文學手段，如題材的選擇，創作的動機和主題、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場景、象征意義的運用等;二是指文學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在社會系統中所處的位置和其充當的角色。

由此可見，這里所謂的“詩學”其實是指翻譯過程中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文學手段對翻譯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文化誤讀的過程中，詩學因素也是必須加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紅樓夢》霍克斯譯本與楊憲益譯本中，對于人物名字的翻譯，兩人采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由此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也是截然不同的。如小說中的人物———襲人，原著作者曹雪芹是取其“花氣襲人”之意，楊譯本采用的是以威氏拼音音譯并加注的方式，因此譯做“Hsi－jen(Literallyassailsmen)”，后面加的注釋意為“字面意思:襲擊男人”，從字面上看，似乎翻譯得十分滑稽，但楊譯本的人名翻譯是一個整體系統，原著中所有人名統一采用音譯的方式來處理，這實際上是異化手法的體現，使得原著的民族性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而霍譯本使用的是意譯，所以將之譯為:Aroma，即:芳香。可見，同樣一個簡單的人名，由于翻譯策略和手段的不同其給予讀者的感受和效果也是有巨大差距的。因此，僅僅是人名的翻譯由于其詩學因素的影響，產生的效果便已是如此之大，其對于誤讀的產生自然更是“功不可沒”了。其三，贊助人因素。與前面提到的詩學相似，這里勒氏操控理論中的“贊助人”并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個人”。贊助人是指某種能夠影響到閱讀、創作和重寫的力量或者是勢力，這種力量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某個群體，或者是某種體制等因素。［6］例如晚清時期著名的翻譯家林紓，對于西方作品的譯介時至今日在翻譯界依然有著重大的影響。林紓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動蕩歲月中，在大部分時間里，其生活的主要來源就是靠其譯書的收入。因此，贊助人因素在林氏的譯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老古玩店》，林氏為了使得譯作的風格更符合當時國人的口味和喜好，以便其作品有更好的銷量，便加入了大量的中國傳統元素，其書名也被譯作《孝女耐兒傳》。忠、孝、仁、義，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西方文化中是很少提及這種概念的。所以，林氏的譯作中雜糅進了大量的類似內容，使得其對于原作的忠實大打折扣，由此也產生出了對于西方文化的誤讀。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對于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誤讀現象，運用操控理論來進行分析，尤其是該理論中提出的影響譯者翻譯的三個要素，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和明確地理解誤讀產生的深層原因。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認識到，除了文化差異本身之外，還有若干因素影響著誤讀的產生。只有在了解到了這些問題之后，在今后的跨文化交流和交際中才能盡可能地將文化誤讀的影響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