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學視角下認知世界的橋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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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隱喻:學術研究之熱點

隱喻研究可以說是語言學界的常青樹。謝之君在《隱喻認知功能探索》中對隱喻的研究做了較為細致的三個階段歸納:第一階段，自亞里士多德到20世紀30年代;第二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第三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

第一階段亞里士多德時代從修辭角度出發提出“替代論”;17至18世紀意大利杰出的法學家和哲學家維柯(Vico，1668—1744)，首先從語言和文化的角度對原始人類的人性、思維方式、意識形態、宗教、社會制度、歷史、習俗等文化現象進行統一、全新的解釋。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家盧梭(Rousseau，1712—1778)和德國哲學家、批評家赫爾德(Herder，1774—1803)在《語言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人類語言的起始就是隱喻性的。德國哲學家、文化哲學的創始人卡西爾(Cassirer，1874—1945)認為，在人類文化的早期階段，人類語言的隱喻表達性能已經超過了其邏輯和推理的思維能力，人類隱喻思維具有“神話思維”的功效。

第二個階段是語義學研究時期，以理查茲(I．A．Richards)和布萊克(Blake)為代表。理查茲提出了著名的隱喻“無所不在的原則”，認為語義不是孤立的現象，它與話語有密切的關系。布萊克拓展了他的理論，他們從語義層面剖析提出“語義互動論”。第三個階段是多學科研究階段，主要以西方哲學、語言學、符號學、認知科學、人類學等學科專家、學者為主流，對于隱喻的研究出現了空前的熱潮，學術界涌現了各種新的隱喻理論，掀起了一股“隱喻熱”。1980年《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Weliveby)一書出版，作者萊考夫(Lakoff)和約翰遜(Johnson)在書中首次提出概念隱喻的命題，并將隱喻納入人的行為活動、思維方式、概念范疇、語言符號等研究范疇，具有哲學和語言學的重要意義，是隱喻研究中的又一個里程碑。1994年，吉伯斯(R．W．Gibbs)在《思維的詩學》(ThePoeticsofMind)一書中認為，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而且也是一種腦力思維。人通過這種思維能力，把一個知識域投射到另一個概念域上，從而創造出新的認知，完成了人理解自身和世界的過程，該書被萊考夫稱為“認知科學的佳作”。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影響較大的有比賓•英德克亞(BipinIndurkhya)的《隱喻與認知:互動觀》(MetaphorandCognition:AnInteractionistApproach)，它由語言層面的隱喻表達進入心理學、語言學和哲學、大腦神經系統學等領域，揭示了隱喻背后機制的重要認知角色。國內9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介紹有關隱喻理論的專著和系統的評述，例如林書武(2002)，束定芳《隱喻學研究》(2000)，胡壯麟《認知語言學》(2004)，張沛《隱喻的生命》(2004)，趙維森《隱喻文化學》(2007)等，為我們提供了隱喻研究的多維視角。目前，國內外對隱喻學的研究已不再偏執于“語言問題”，“語言裝飾現象”或“語言的特殊使用”等修辭學或文學范疇，而逐步演變為“屬于思想、活動、行動”的自成體系的多學科、多維度的隱喻思維機制、性質和功能的研究。

二、隱喻思維構建認知世界的橋梁

隱喻研究從作為修辭手段的語言研究轉到作為思維現象的概念和認知功能研究，其目的在于借助我們日常生活中豐富的隱喻現象來了解人們“如何有系統地應用一個概念領域去說明另一個概念領域，進而了解人們的思維及表達思想的模式。”［2］隱喻通過對沒有任何聯系的兩個或多個事物之間的相似性進行比較、分析，最終認識事物的本質特征。所以，隱喻性思維是一種科學思維，是人們認知世界的新視角。我們通過構成英漢造詞的一些例子來感受一下隱喻性思維是如何生動形象地表現文化與生活的。1．通過隱喻，詞義得到延伸翻看詞典的釋義，很容易發現在許多詞的本義后面都會有一些由隱喻產生的引申義。如:英語中的pupil原義可以指瞳孔，引申出“小學生”之義，來源于瞳孔中的小人。crane原義可指鶴，但后來出現的起重機在外形和功能上和其有相似之處，所以，crane后來也有了“起重機”的意思。類似的這種詞義延伸，漢語中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如風眼，鎖眼，嗓子眼，心眼，肚臍眼等詞語中的“眼”可以延伸為“小孔”之義等。2．通過隱喻，詞性得以轉換如英語pocketthemoney(把錢放進口袋)中，pocket(口袋)由名詞轉換為動詞，表示toputsome-thingintothepocket(把東西裝入口袋);knifetheenemy(用刀砍敵人)中，knife(刀)由名詞轉換為動詞，表示toattackandinjuresb．withaknife(用刀攻擊傷害);emptythetrashbin(倒空垃圾箱)中，empty(空的)由形容詞轉換為動詞，表示tomakesomethingempty(倒空)等等。英語中的名詞動用體現出語言的形象、生動與簡潔。漢語中某一名詞與某一動詞搭配，構成一個新的具有隱喻意義的動詞，則簡潔、富有想象力，是英語中的構詞難以匹配和翻譯的，如席卷、籠罩、云散、吻合、鼎立、瓜分、冰釋、瓦解等等。3．通過隱喻，復合詞形象生動漢語中通過這類構詞法構成的隱喻性復合詞很多，如:杏眼、鴨梨、柳眉、駝背、鷹鼻、兔唇、雀斑、狐步舞、面包車、雞胸等等。另外，有些漢語詞語人們更多運用的是其隱喻含義而不是字面意義，如墻頭草、過街老鼠、落水狗、綠帽子、破鞋、虎穴等等。［3］由于隱喻既是一種認知現象又是一種復雜的語言文化現象，隱喻的形成是基于人類的經驗和主觀認知活動，所以英語復合詞的形成和理解需要與英吉利民族海洋生活以及這個西方民族的思維方式相聯系。上述漢語中通過形象類似而形成的隱喻性復合詞如果翻譯成英語會大大失去色彩。而英語中的一些具有隱喻性的復合詞會有很多文化背景，例如:bigfish(大人物)、coldfish(冷漠的人)、grayingso-ciety(老齡化社會)、breadwinner(養家糊口的人)、rosylip(櫻唇)、bigthink(智囊)、deeppockets(財力雄厚的公司)、Kodakmoment(留下美好記憶的時光)、foxsleep(假睡)、bubbleeconomy(泡沫經濟)等等。這些通過隱喻構成的英語復合詞同樣為語言的形象表達增添語言魅力。在人類所能感覺的三維世界里，我們所能感覺的、所能看到的已經不是現實本身和真正的世界。

“我們需要借助已知的概念或概念系統，并將此投射到未知的領域，以獲得新的知識和理解”。［3］在對新概念、新思維的探索和闡述中，隱喻是一種重要的工具和手段。隱喻意義的理解不僅取決于個人對詞義以及對其引申意義的理解能力，還取決于交際雙方從文化方面獲得的感知能力，隱喻在人類與文化世界之間構建起一座橋梁。

三、隱喻意識與思維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隱喻是跨域映射，隱喻映射植根于我們的身體構造、日常生活經驗和知識，植根于源域和目標域之間一系列本體的或認識上的對應關系，其心理基礎是抽象的文化意象。例如我們從自身的身體出發去表達新認識的事物，從較熟悉的向不熟悉的目標域發展，如“峰”表示在最頂部及其邊緣部分，由此我們對這個詞的認知從日常熟悉的“山峰”，“刀鋒”，發展到新的目標域才會出現的“峰會”，“峰值”。從自我為中心出發去認知空間的概念，“高個子”，“矮柜子”發展到用這種空間認知來表達不同領域的認知。如情感上的“高興”，“低落”;聲音上的“高音”，“低音”;品性上的“高尚”，“低俗”等等。基于文化意象的概念隱喻在形成過程中，是一種心理感受上的相似，是指說話者或聽話者基于自身文化、生存環境，社會習慣或其他心理因素對某些事物的感受產生相似性的思維反應。相似性是隱喻賴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基于文化意象形成的概念，隱喻既有跨文化趨同性或普遍性，同時又表現出跨文化的差異性和相對性。盡管英漢兩種語言存在文化差異，但不同語言在使用隱喻表達時仍然存在相似的喻體和視角，諸如用身體的某一重要部位來比喻重要的人或事物。例如:“頭兒”，“左膀右臂”，“心肝寶貝”;“headofourdepartment”，“heartofthecity”，“backboneofthecountry”。

人們從自身出發來認知世界是容易產生共同的認知體驗的，但是當人們要不斷的認知外部世界時，身體的體驗就必然經歷特定的社會和不同的文化環境影響，并且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同的文化意象取向和不同文化特色的隱喻。文化特殊性的隱喻的產生與使用者獨特的生存環境、社會生活習慣、歷史事件等因素有關。例如，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漢語里有“牛飲”(todrinklikeafish)、“揮金如土”(tospendmoneylikewater)、“天涯何處無芳草”(Thereareotherfishinthesea．)等詞句，相應的“牛”、“土”、“草”在以海洋文化為基礎的英語里則相應地翻譯成了“fish”(魚)和“wa-ter”(水)。不同的耕作工具造成了漢語中很多用“牛”構成的表達法在英語中都說成了“馬”(horse)。例如:“吹牛”(talkhorse)，“老黃牛”(worklikeahorse)，“壯如牛”(asstrongasahorse)。與歷史文獻和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有關的隱喻我們可以比較下面的一組詞tomeetone’sWaterloo和“樂不思蜀”［4］。雖然拿破侖驍勇善戰，常打勝仗，但面對當時的英國、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皇室組成的聯軍，他沒能取勝，兵敗滑鐵盧。這一失敗讓他很難東山再起;“樂不思蜀”原指蜀王劉禪在魏國都城歌舞升平之中，感覺“此間樂，不思蜀”。以這一特殊歷史事件為喻體的現象后被用來表示“不想念家鄉或本職工作”，成為一個中國語言所特有的隱喻表達。概念隱喻是以約定俗成的共享文化為語境，在對具體的文化意象進行推理的認知過程中所形成的思維體系，是我們對抽象范疇進行概念化的有力認知工具。隱喻意識與思維鋪設了文化形態的基本架構，構筑了人類棲居的精神家園。意識形態獲得了廣闊的人文學視野，成為人的文化存在方式。

四、以人為本探知世界的文化哲學依存于隱喻的思維及表達

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卡爾－奧托•阿佩爾把西方哲學的發展歸納為:古代哲學重本體論，近代哲學重認識論，20世紀的哲學轉向語言哲學，哲學歸根結底是對語言的思考。語言哲學的中心問題是:語言和世界的關系，語言或語詞的意義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都不可避免的要將語言置身于社會環境進行研究，在這種情況下，研究的觸角必然伸向文化哲學。20世紀哲學最關注文化主題。哲學對文化的關注直接導致文化哲學思潮的興起。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2l世紀，文化哲學愈來愈凸現于哲學研究的視野之中。1984年在羅馬尼亞召開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閉幕詞明確宣布:當代哲學研究的重心已經轉向文化哲學;1993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世界哲學大會，其主題則更為明確:“世紀轉變中的文化、價值和人類”。

從“文化”概念的語言原義來考察，文化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表征。《周易》中“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表述的就是人來源于自然觀察中所積累的精神財富。這是一種由人及物(自然)的運思方式，體現了中國文化起源以人為中心的傾向。在西方，“文化”一詞原義是指對土地的耕作及動植物的培養，后逐漸轉義為培養、教育、發展等含義。這是一種由物(自然)及人的運思模式，這與西方哲學的“物質本體”起源論是相關聯的。“文化”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文化”是指人類各種精神現象或產物，例如思想境界、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知識學問等;而“廣義文化”是指自然物質以外的一切打上人的印記的存在。“文化哲學”是在哲學基礎上的文化。在西方，1910年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發表的《文化哲學與先驗觀念論》一文最早出現“文化哲學”一詞。在中國，1931年胡適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首次提出文化哲學這一概念。在卡西爾看來，人類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號化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是人不斷解放自身的歷程。所以人的哲學也就必然應該是一種文化哲學，“它能使我們洞見這些人類活動各自的基本結構，同時又能使我們把這些活動理解為一個有機的整體。”［6］可見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人起著主宰的作用，文化哲學將人的現實存在和活動作為其理論支柱，成為分析解決人與世界矛盾的重要手段，這正吻合了文化哲學所倡導的人的實踐作用。在人對客觀世界的認知過程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切認知活動的基礎。這種新的哲學觀表明:文化，作為客觀現實的存在，使人類獲得了有價值的依存環境，而文化哲學正是人類尋求存在價值過程中的理論訴求。存在只能通過人的創造性實踐，才能由現象世界轉化成有人存在的文明世界。海德格爾式的“詩意地棲居”，解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真正解決了現象與本質、存在與意識、自由和必然、個體和群族間的斗爭。

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活動的結果，其結構與功能是人類經驗的產物，所以，語言能力是認知機制的一部分，“心生而言立”，其模式是:客觀世界→認知加工→概念→符號。［7］在人的認知活動中，隱喻思維及其喻體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對世界認知過程中，概念的形成依賴于隱喻。人們從自身出發所進行的探索和認知世界的過程，就是不斷地通過隱喻這種思維方式用已知領域的概念來表達新生事物，形成新概念，最后這些概念形成各種符號。這些符號絕大部分以語言文字的形式保存下來，也有許多以各種文化符號，包括神話、藝術和宗教等形式保存下來，但這些都可以上升為更為抽象的概念。這一過程深化了人與對象世界關系的內涵，拓展了人的語言和文化理解上的思維空間。正如楊善民、韓鋒在《文化哲學》一書中對文化哲學的定義，“文化哲學是這樣—門學科:它試圖在豐富多彩的人類文化現象背后，尋找出一種普遍的規律和法則，即為文化現象尋找一種哲學根基”。

文化現象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自發的文化模式或自覺的文化精神的存在方式。而隱喻則是在人類與文化世界之間構建起了一座橋梁，能夠讓我們用最便捷的方式感知這個世界，并將這種感知表達出來。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文化哲學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回答和解決人類日益關注的人的存在、文化環境、文化的肯定價值與否定價值、人的全面發展等文化實踐中所提出的問題。由此，探索人的生命本體、人對環境的需求和適應能力已經成為哲學科學的現實使命。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文化哲學正是現實人類實踐的一種哲學表達，是20世紀乃至21世紀時代精神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一定是以隱喻這一思維及表達方式加以體現。“文化哲學的現實使命”，“文化哲學觀照下的隱喻生存觀”等“隱喻研究的文化哲學視角詮釋”［9］，揭示了最為本質、最為濃縮的時代文化精神。

作者：徐劍英 承云 單位：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