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學批評觀點的構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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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由文光單位：蘭州大學

張隆溪在1983年(讀書》上連載的《現代西方文論略覽))(以下簡稱《略覽)))共包括九篇較為簡短的文章,這些文章分別介紹了西方文論中的精神分析批評神話與原型批評、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與捷克結構主義、結構主義語言學和人類學、結構主義詩論、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后結構主義的消解式批評。應該說,《略覽》是當時系統地介紹西方新的批評理論與方法比較早的著作。畢竟那時引進西方文論正處于起步的階段,因而《略覽》也是重在回顧比較,重在介紹引進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以開闊我國文學批評的視野,豐富批評領域。

經過了這近二十年的實踐與總結,張隆溪在《略覽》中介紹的新的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在我國的運用日益深人、完善,已不再是僵硬地套用理論的框架、模式,而是將理論自然地融人到對文學作品的分析中,使作品的意義和內蘊不斷地被豐富。最突出的要屬孫玉石對魯迅的(野草》進行的新闡發,新解釋,使魯迅研究經過這么多年仍然生機勃勃。

我們在引進西方的丈學理論對我們的文學作品進行闡發,解釋的時候是否想到過建構我們自己的批評理論?作為開放的世界大家庭的一員,我們在從世界上“拿來”新的理論并嫻熟地運用到批評中去的同時,也應該把我們自己的批評理論,即在西方文論的啟發下進行新的探索而建構的成體系的批評理論貢獻給世界。正如張隆溪所說:“新批評的形式主義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可是對我們來說,從新批評得到一點啟發,充實和豐富我們自己的文學批評,那才是更有建設意義的積極態度。’,¹這里的“積極態度”不僅是借用西方的批評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實踐的文學批評,更應該借鑒西方文論來建構我們自己的批評理論。但是翻一下80年代初以來的文學批評可以發現,盡管文學理論方面的成就不小,但那多是關于文學作品的理論的建構幾乎是空白,多數是批評實踐上的成果,是對文學作品的各種各樣的闡釋,很少對零散的實踐性的批評進行歸納總結形成理論體系。目前,我國文學批評的理論的建構仍停留在《略覽》時期的層面上,這不能不說文學批評的悲哀,也不能不引起我們對這種現象的反思。

從文學批評自身來說,我國文學批評的目的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批評理論的建構。從《略覽》中可以看出,西方的新的文學批評理論注重的是文學性,是以文本形式本身為中心,不管是原型批評還是結構主義批評,都是圍繞作品自身展開的。而我國的文學批評則顯示出批評家似乎總要從批評中找出點什么,“不少批評對現實生活本身的興趣遠勝過對文學虛構的興趣’,º,忽略了對作品的深人分析。批評常常是以作品為跳板,尚未將這跳板充分熟悉就跳到了現實,文學批評變成了對現實的批評。文學批評應該始終對文學而非直接面對現實,對現實的理解和批評融人到文學批評中,并從對作品的深人研究中流露出來的。這種目的性的文學批評使批評家們難以顧及文學批評自身,也就無暇對文學批評的標準、規范等進行理論上的歸納總結。

另外,文學史上由僵化的理論所帶來的災難也使理論建構本身在中國就有著重重困難。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做任何事都應有一定的標準、規范,不然大家無法對事物的看法達成一致的意見。文學批評也不例外。雖然批評提倡多樣化,但多樣化應該有共同的基礎。只有這樣的多樣化才是批評成熟的標志。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理論和規范常讓人覺得是一種限制,一種負擔。文學史上的幾次大的災難和敗筆多是由條條框框即教條的理論規范限制所致,理論也就常常讓人望而生畏。這么多年來,理論的建構進步極其緩慢,不管是文學理論還是文學批評理論,連我們的教科書也一直是大同小異。當然,這里也有理論的相對穩定性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一個正確對待規范性的問題。規范是歷史性的,是不斷被打破被重建的,不能把規范簡單地視為條條框框,去限制一切可能突破舊規范的創新行動。正如李慶西所言:“任何一種學說都是一種規范,理論的發展總須超越舊的規范而逐步形成新的規范。叫喊‘打破規范’的口號只是針對舊事物而言。’,»恐懼理論,必然為理論所壓抑,理論的建構也就無從談起。

新理論的建構需要勇氣。這應該是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們向西方文論家學習的。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常常有意無意地限制了人們對創新的追求。我們害怕自己的理論學說有偏頗,有激進,就追求那種圓滑的所謂完美無缺。就是這種完美無缺的追求磨平了人們思維中創新的棱角,避免了自己的理論為別人否定的可能。但是,事物的進步不是在不斷地創造性的否定中開始的。理論也是如此。從《略覽》所介紹的幾種新的批評理論和方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論這種前進的軌跡。較早的英美新批評的范圍只局限在“單部作品的語言技巧的分析,就難免忽略作品之間的關系和體裁類型的研究。”喻后來的結構主義“則把每部作品之間的關系去探索文學的結構”。½到以后結構主義則是對結構主義批評理論與方法的消解,消解即揚棄,彌補結構主義理論中存在的缺陷,西方的文論就是在這種偏見不斷被彌補,被否定中走到了世界文論的最前排。這種進步也是西方文論家無畏激進,抱著被別人否定的態度勇于創新的結果。丹納曾經指出:“形式與派別越多越是相反,人類的精神面貌就表現得越充分。’,¾理論在這些對抗與否定中也日臻完善。《略覽》中每篇文章都有“批評與總結”部分,對所介紹的新的批評理論中的偏頗之處給予了適當的否定,這是對西方文論有清醒認識的表現,但是,我們在勇敢地否定別人的同時也應該有膽量接受別人對自己的否定。

目前,我國對文學批評進行再批評的群體也尚未形成。眾多刊登文學批評的期刊多是對作品、作家思想的批評,很少有對這眾多的批評進行再批評的文章。一方面有批評自身質量不高的原因,盡管只是少數,但這已讓文學批評的地位一落再落,再也沒有了指點江山的風光,甚至有的批評干脆是作家不理,批評家不問,這是批評自身的悲哀。另一方面也與批評所受重視程度不夠有關。文學批評應該是在不斷實踐與不斷總結中創造性地進步,這就需要批評家們將經驗性的,零散的批評上升到理論層次進行反思,不能只借別人的理論來進行自己的批評,更應在引進別人的理論的前提下,在文學批評逐步深人的基礎上創造自己批評理論,更好地指導文學批評實踐的進步。而我們多數的做法是借西方人的理論來給我們的文學批評定名。如張隆溪在《諸神的復活》(神話與原型批評)一文中就以聞一多的《神話與詩》為例認為我國在40年代就已有了神話與原型的批評的嘗試,并且成果豐碩。在《詩的解剖》(結構主義詩論》的“結構與批評”部分以杜甫、王安石的詩為例來驗證雅各布森關于“詩的語言盡量偏離日常語言的實用目地”¿的理論。這些看似在肯定我們自己的成績,其實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批評理論建構的落后與艱難。借別人的理論給自己的批評定名也顯示出我國的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尚處于無意識中。不曾從眾多新穎的經驗性批評中總結出讓世界刮目的批評理論,是一種非常遺憾的事。在批評的主體意識日益覺醒的今天,批評理論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已是非常必要的了。

文學批評看似實踐性的操作,但批評理論的指導作用也不可小視。在文學批評日益獨立的今天,系統性的批評理論應該是批評學科建立與日漸成熟的標志。《略覽》中介紹的幾種新的批評方法都有自己成體系的理論,不管是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還是結構主義批評,張隆溪在每篇文章中都先對各種批評方法的原理進行了詳細系統的介紹,從文章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學批評的進步與他們的有意識的理論建設關系密切。文學批評在這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理論之間可以說起的是中介性的作用,批評不是指導創作而是對創作起一定的推動作用,“評論家作用于作家的往往是一種心理效應,提供某種價值選擇,而并無實際的指導意義”。À因而批評的進步與否會影響到創作,理論建構意識的覺醒會對批評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批評理論對批評指導不是用框架,規范去限制批評實踐,也術會妨礙批評的多樣化。理論為批評的實踐提供的是批評依據和基礎。當然,因為每一種成體系的理論都是從一定的立場角度出發的,難免有所偏頗,但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批評的理論也是在不斷地被否定中發展的。從審美的經驗中即文學批評的實踐中歸納出批評的理論,再用理論來指導批評,使之日益深人和豐富。當審美經驗超出理論規范時,批評就會沖破已有的理論體系,為下一個更健全的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我國新時期的文學批評所經歷的三個階段:撥亂反正時期(1976一1982),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形成,“方法熱”時期(1983一1989);調整時期(1990一現在)Á,就顯示出我國文學批評在否定中進步的軌跡,遺憾的是文學批評的理論始終處于被遺忘的角落里。

我國目前的批評理論的建構是復雜而艱難的,在批評中,批評家主體意識的覺醒不能僅是文學批評實踐的覺醒,更應該是批評理論意識的覺醒。要想真正融人世界,不能只有“拿來”,還應該送出去,不然的話,永遠跟著別人的步子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競爭中被淘汰。可以說,批評理論意識的覺醒已經迫在眉睫。另外,在進行批評的同時,還應該加強對批評的批評,反思已有的批評實踐,為理論建構提供經驗材料。

十多年過去了,在世界日趨一體化的今天,我國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仍停留在《略覽》所處的時期的水平上,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我們感到汗顏,我們應該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理論,不僅學習其理論內容,更應學習西方文論家們建構理論的方法,建構理論的精神。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值得自豪的理論,盡管理論的建構是一項艱難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