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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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上的意義上，獎勵制度是鼓勵美術創作發展繁榮的重要機制之一，同時，也是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圖以權威的形式對美術創作的引導和召喚，緣此，不難看出，全國美展乃是通過評審制度、獎勵制度標示著自己的藝術主張和原則，其社會功能與其社會價值，是不可低估的。1984年第六屆美展之前，獎勵沒有制度化，但并不意味著美術沒有評判標準，其審查制度、指導原則等規范都能實現獎勵制度達到的目的。譬如，第二屆全國美展按作品類別組織了7個初評小組和一個包括了各地區負責人的評選委員會，入選的評選原則相當明確:“評選原則主要是以作品思想內容的正確性和教育意義，在作品中反映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建設中的各項成就，和勞動人民在生產與戰斗中的精神面貌為首要原則，同時注意取材的多樣性和形象的真實性以及表現方式的創造性，提倡從生活中取得創造形象的必要根據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反對一般化、概念化和抄襲、模仿作風。”［2］根據這個評選原則，從各地寄來的4000余件作品之中，選出了996件作品入圍。令人感慨的是，就此屆全國美展而言，正是因其如是的評選原則，曾涌現出了一大批在美術史上頗有影響的作品，如石魯的《古長城外》，湯文選的《婆媳上冬學》，楊之光的《一輩子第一回》，關山月的《新開發的公路》，周昌谷的《兩只羊羔》，于非闇的《紅杏枝頭春意鬧》，董希文的《開國大典》、《春到西藏》，羅工柳的《地道戰》，李宗津的《東方紅》、《強奪瀘定橋》，胡一川的《開鐐》，彥涵的《剛剛摘下來的蘋果》，王朝聞的《劉胡蘭》，袁曉岑的《母女學文化》等。盡管，當時并沒有金銀銅獎給予這些作品，但正是基于此屆全國美展的評選機制和原則，這些作品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同與社會肯定。

比較之下，第六屆全國美展獎勵制度的設立，尤其是用評獎機制代替批評機制，這種方式的特定作用顯得非常突出。獎勵制度的基本立足點體現出對藝術家精神勞動的尊重、承認和鼓勵，通過對價值評價系統的操控，影響美術的創作和發展，正是與市場經濟大潮相適應的一種有效做法。自第六屆美展設立獎項以來，美術創作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許多名不見經傳的美術新人，通過全國美展的獲獎確立了他們在美術界的地位，并對之后的美術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創作手法、藝術語言、題材等引起許多畫家的效仿，往往是上屆的金銀銅獎獲得者，在下屆美展上就能看到其留下的影響。有的獲獎畫家，由于其重大貢獻會在接下來的全國美展中被聘為評委，他的審美風格會隨著身份轉換作用于全國美展的藝術取向。譬如，第六屆全國美展中獲銅獎、第七屆全國美展獲金獎、第八屆全國美展獲油畫藝術獎的韋爾申、第八屆獲得優秀作品展獎(此屆沒設金銀銅獎)、第九屆又一舉摘得金獎的王宏劍，都在之后的全國美展中做過評委，這也折射出新的獎勵制度所帶來的審美取向的循環性和它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全國美展獎項的設立，除了維護美術自身的規律外，還要考慮這些獎項能在多大程度上體現評獎標準的要求。長期以來，通常以“政治和藝術相結合”作為標準，但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側重，前幾屆的評選標準基本是以“工農兵”為主，第六屆以來已經有很大變化，“堅持百花齊放的方針，要求題材、體裁、風格、形式的多樣化”;［3］第九屆明確提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在評價第十屆美展優秀作品時，使用了“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的新標準。第六屆中國畫作品王迎春、楊力舟的《太行鐵壁》，第九屆美展于長江、陳嶸、錢宗飛、吳濤毅的國畫作品《民兵史話長卷》;第十屆美展油畫作品陳堅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與忻東旺《早點》，中國畫作品袁武的《抗聯組畫》;第十一屆美展國畫作品孫震生的《回信》與苗再新的《雪狼突擊隊》等作品獲獎的原因體現了不同時期的評獎要求，但基本都是“思想性與藝術性”兼具的作品，用高超的技藝傳達出了中國社會的現實變化，這正是自第六屆全國美展以來為適應時展需要而出現的嶄新的發展和變化。

當然，經濟杠桿的作用，無疑也會產生其負面社會效應。自第六屆評獎制度實施以來，每當評獎結果公布后，全國美展的評審機制、評獎質量、入選標準、各地區的比例等受到各種質疑、批評和挑戰。其實，這正是對這樣的評審機制、評獎標準的關心和愛護。例如，批評家張曉凌認為全國美展“評選方式僵化”，“主辦者每年向各省分配名額，由各省美協初選，再由主辦者最終裁定”;“評選標準單一化”，“雖然全國美展每次評選都號稱‘百花齊放’，但事實上，每次都是‘一花獨放’”;［4］基于此種輿論，有的人則為畫種入選的件數少而伸冤，如周光真曾撰文認為“第十一屆美展陶藝件數與漆畫相比只有120件，而漆畫有300件”，［5］為陶藝工作者鳴不平;有的為分配名額抱屈，第九屆美展評委妥木斯為西藏沒有入選進京展而鳴冤，他說:“我長期在內蒙工作，自己也是少數民族，在多次會議上都提出，這樣的全國大展必須注意各地包括邊遠地區和56個少數民族的平衡，既然叫‘全國美展’，就要代表全國。今年西藏連一件都沒有，進京展覽給‘剃了光頭’，這是一個明顯的工作疏忽。在今天，西藏參加晉京展的意義既超出美術，也超出了民族問題。”［6］妥木斯的看法顯然是從西藏美術參展的意義上考慮的;有的為沒有入選持異議，第十二屆全國美展的評委孫永說:“從我個人的創作經歷看，我有兩次在全國美展獲獎，但是也有兩屆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的作品，拿去參展，結果都沒入選，但是這幾件作品我現在拿出來，怎么看都覺得是好的，讓我很郁悶糾結的就在這里。”

再如，歷屆全國美展山水畫獲得金獎闕如，有代表性的畫家很多落選，如在十一屆全國美展上，湖南的曠小津、石綱，山東的劉罡、常朝暉，浙江的張捷、茹峰，河北的柴宗潔，黑龍江的周尊圣，廣東的張彥、方楚喬，安徽的周逢俊、潘望森，四川的菅苠棡，北京的韓敬偉、許俊、張龍新、石峰等中青年山水畫家紛紛落選，［8］其原因可能在于他們明顯的個人風格與傳統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評獎或入選的受挫往往令參加者感到自身的努力方向錯誤，對如何調整惶惶然，不知何去何從?更有甚者認為，以后的入選或評獎也無望，就去尋求其他的參展機會，從而拒絕參加全國美展。作為全國美展的評委，其獎項的評出自然是由他們共同合力作出來的，但評委們對評審結果滿意嗎?答案總是“總體滿意，但力作甚少。”力作缺少的原因很多，如有些成名的畫家拒絕參展，如油畫家艾軒認為:“盡管我心里還是很希望再次參加全國美展，但也不會再像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樣，直接抱著作品去送展。”［9］一些參展獲獎較多的畫家，希望多給年輕人機會而不再參展。雕塑家陳云崗為后來的不參展說明了原因:“絕不會再參加了。一個人一生參加不了幾屆全國美展。而我兩屆連續獲獎，已令我深感不安”。另外就是參展畫家的功利思想作祟而影響到作品質量，一個國家級展覽提出自己的主題和藝術要求后，“有些藝術家以某種心理去曲解這種主題，而這類作品又被主辦者加以肯定，成為經典套路，被一代代藝術家沿用，最后形成只有‘主題’而無真正思想和精神的窘境”。

第八屆全國美展就因為“整體可以，但沒有特別突出”能夠得上金銀銅獎的作品，同時也因為評委的意見相左較大，而為獲獎者統一頒發優秀作品獎。有時獲獎名單出來后，評委們甚至會懷疑是否是自己評出的獎，歐洋認為每次評委們評出的獎，“只能代表這一屆評委大致的口味而已，即便如此，還不是真正說明評出的獲獎作品完全代表了評委的意愿，尤其是對少量的金獎作品。有時評委在給某作品投票時，也許并未認為這些作品特別精彩，可得金獎，他或認為這些畫還算有特點，或覺得此畫功夫下得大，不忍不投票，或認為這位作者不容易，需扶一扶等等，就投下一票吧!另一位評委也可能同樣想法也投下一票，最后結果是，這件作品票最多，獲得金獎”，［12］這是一種不能推翻的游戲規則，投票結果評委根本無法預測。對評獎的諸多懷疑、不滿，原因復雜。一方面體現了美術評獎對畫家創造性精神勞動的尊重和認可;另一方面，由于藝術標準不像體育運動那樣可以有明確的數據衡量，不免出現明顯的價值傾向性和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這種特征體現在對獎項的設立，以及評價機制的選擇上。從文獻資料上來看，第六屆全國美展以來的評獎都是在中國美協這一框架內進行的。評選是自下而上進行的，先是縣、市地方層面，而后是省美協，評出優秀作品報送中國美協。中國美協再復評，選出入選全國美展的作品，在這些作品里，再選出進京作品，也就是獲獎提名作品，而后在提名作品里，評出金銀銅獎及優秀作品獎，各屆有所變化。實行層層篩選，確立優秀作品的原則。在各省的入選作品中，會照顧畫種、各地區的比例關系，一般按照各省會員的數量，來分配各省各市參加名額。在這各層級篩選中，都會有相對的漏洞或不公平產生，在各省的分配名額中，容易有人際關系、評委的審美眼光所帶來的局限，以及各省分配名額的不合理問題。在終評階段，評委組成，評審程序以及評委的個人閱歷、審美品格等都有可能影響到獲獎作品的評判。評選委員會委員的認定，也是中國美協確定和批準的，就評獎的委員會委員來說，有擔任重要的文藝部門的領導，有在全國美展中獲得金銀銅獎的著名藝術家，有卓有成效的批評家等組成。評價標準的設立以及對它的理解和闡釋是較為明確，也是較為統一的，如周揚所說:“評選不僅是進行表揚，還要有所倡導，應當全面地體現黨的文藝方針政策，體現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周揚的話，雖是對整體的文學藝術評獎而言的，但也確實道出了美術評獎的本質，在表揚之外，關鍵的是“倡導”，體現社會主義美術應該有的樣子，以起到對全國美術的導向作用。

回顧歷史，因為標準設定的規范性，而藝術又具有敞開性、探索性，評獎就可能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漏洞與偏頗。第六屆評委葉淺予說:“在評選中，意識到作為評委，既不能以普通觀眾的眼光來看作品，又不能憑本專業的標準去看其他品類的作品;必須從全局出發，既看現狀，又看歷史，既看個別，又看整體，盡可能評得客觀些、公平些。但事實上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觀的偏愛，因此不得不承認，評價藝術，只能做到接近公平，因為藝術標準相當復雜”，［13］這既道出了評委在評判時難以避免的偏頗以及藝術標準難以衡量的苦衷，也說明評選方法、評選標準的研究，確實已經是一個時不我待的大問題了。全國美展的權威性、導向性，會演變成一種價值尺度，久而久之，會成為一種人格的控制力量，讓畫家產生一種屈從與認同心理，甚至放棄自己慣用的藝術手法，而只為獲獎而畫。李小山認為:“組織者的意向一貫明確，時代的力作、重大題材、工農兵形象、健康向上，群眾喜聞樂見等等，于是參展者心領神會按照這種思路去搞作品”，廣東江門市美協主席戴國順也恰當地表露了基層美術作者的心態:“基層的業余美術作者把五年一度的全國、全省性美展視為提升的階梯。這提升包括名聲的提升、身份的提升、畫價的提升。倘能三次入選，成為中國美協的一員，在同行中還可以悄悄地翹一下尾巴。倘僥幸獲取金獎銀獎，各級文化部門層層嘉獎自不必說，畫價也很因此往上升躥，于名于利于地位都有好處”，在這里，這部分畫家的參展心態表露無疑。藝術家參加全國美展，首先是關注自己所擁有的權力，優先考慮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不是群體的共同利益和目標。從實用和功利的觀點看，個人參與群體的真實動機是要借助群體這種社會組織來獲取、維持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個人對群體而言，總是存在“搭便車”的心理，即希望別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但全國美展的共同利益對個人而言，就不再是實用和功利的了，而具有社會價值和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性。全國美展評獎在批評聲中逐漸改進，對送件程序、展區劃分、評委構成、評選機制等進一步完善。如第八屆美展評委在畫家之外，國、油、版、雕、綜合等五大組增設一位理論家。從第九屆全國美展開始，針對制作之風過盛的情況，評委們采取了抑制辦法，評委趙緒成指出:“在評選中對一些制作痕跡太重的作品，評委們作了重新投票降級處理。一些很有影響的作者，也因制作痕跡太重而沒得到更高獎項便是例證。”

第九屆全國美展還增加了藝術設計部分。第十一屆美展在評委方面作了較大的改變:除了沿用以往評委中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家之外，本屆還通過各藝委會推薦評委庫的專家名單，選擇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藝術家來充實專家隊伍。在評選方面，更為科學化，如林木所言，“除了各級層層篩選外，在最終入選獲獎的評選機制上，采取了設立評委專家庫，隨機抽取評委名單，臨時通知評委，當場評選計分，當場公布結果，公證機關現場監督等等公正保障措施。為此，中國美協還專門設計了一套計分軟件。每個評委在獨立評選后，數據輸入軟件后可立即出結果。結果又在國家公證員的現場監督下馬上公布，以杜絕事后的人為干擾。在復議機制上也都有一套嚴格的程序性設計。在金、銀、銅獎的評選上，也有一套公證員監督，評委評議，獨立投票，現場計分現場公布的科學嚴謹的程序和方法。”［16］第十二屆全國美展雕塑征稿方式由層層篩選改變為直接向組委會投稿，同時增設了實驗藝術展區，把實驗藝術納入到展覽體系中，凡此種種改變措施使全國美展朝科學化、公平化發展。在對評選標準的認定上，全國美展近些年為藝術的自由作了最大的努力與爭取，《物華》、《嫩綠輕紅》等作品的獲獎，說明全國美展對多樣性、探索性作品的接納與認同，對于美術來講，這是令人慶幸的事。抽象繪畫從第七屆美展開始占有了一席之地，實現了“零的突破”。在近幾屆的全國美展中，表現日常生活、兒女情長、探索新技法的作品日漸增多，今年的第十二屆美展中對實驗藝術的接納，使美術有了更為豐富的表達方法。全國美展，充滿了跌宕起伏和悲喜交加，它的整體形象與百年美術融為一體，它的評獎，在各種聲音中也顯示了極高的關注度，政府、畫家、觀眾等都對它寄予厚望，使美術評獎超出了它的承受力，也使它奇跡般地承受了這一切，這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對它的關注、質疑、批評說明了對它的愛之深切，亟待全國美展評獎克服其弊端，以及與之有關的各方都做出調整:對于藝術家來說，要放寬心態，“得獎者不要太興奮，落選者也不要太喪氣，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17］對于評論家而言，也不要言辭激烈，全盤否定全國美展，諸如“評選整體有失公正”、全國美展“只是熱熱鬧鬧的活動而已”等言辭，這種一棍子打死的感情用事作風尚需改變;對于各美術機構而言，不要把全國美展的獲獎或入選看作晉升、職稱評審或社會地位的唯一衡量標尺;而對于全國美展的主辦方，應該在聽取多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合理地分析，建立起客觀的學術評價標準，“結合全國美展開展的中國美術理論批評建設，一方面要以開放性的文化心態接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要從自身的美術批評傳統出發，結合現實的社會文化狀況，提出新的美術理論問題”，［18］具體操作上，在送展渠道上，要允許沒有組織的，或者說體制外畫家個人送展，增強包容性，在評委庫建設中，如林木所言，“可在評委庫中，分出國、油、版、雕各自的評委群，也可再細些，如國畫中，能兼顧到隨機抽取的評委中又大寫意、小寫意、工筆畫、山水、人物、花鳥，各類型能大致平衡;［19］在評獎層面上，“不要分金、銀、銅，評出優秀作品就行。藝術沒有固定標準，比不得體育競賽，可以用一把尺子量。只能評出較好的，難以評出最好的”。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信息時代，亟待看到全國美展在促進主流藝術價值形成的同時，也能注重促進藝術的全面繁榮發展方面，通過國家意志與民間思想的相互結合，通過評獎這一制度設計，引領中國美術文化在思想性上積極、健康向上;在藝術性上大膽探索;選出真正代表人民生活的作品;選出的作品要“高揚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作為導引，讓畫家知道“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21］“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22］反對把進入全國美展以及獲得獎勵作為個人利益提升、畫價抬高的渠道，而“當市場的奴隸”，確實做到最權威、最廣泛、最具影響力、最具學術性，這才是其意義的終極所在。

作者：李朝霞單位：南京藝術學院在站博士后鄭州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