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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萬事萬物都在變化著、發展著。我們研究著的專業--文學理論--也是如此。回想80年代初期,我們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口號產生了質疑。我們開始熱衷于文學的審美特性的研究,熱衷于主體性的研究,隨后又開始熱衷于文學語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為時尚。可以說在文學理論這個園地里先后出現了"審美論轉向"、"主體性轉向"和"語言論轉向"。實際上當我們實現這種"轉向"之時或之前,西方的文學理論批評界,則開始了另一種"轉向",那就是文學研究的"文化"視野的勃興。西方文論向文化視野轉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到晚期,自身的社會問題就越多。如種族沖突、階級沖突、性別沖突、東方與西方的沖突、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沖突、工業與自然的沖突等等,都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由西方現代性--理性的弊端造成的。文學讀者已經對興起于20世紀
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評"和
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感到不滿足,因為他們主張文本絕對"自律",就藝術談藝術,就形式談形式,完全脫離社會與現實。他們囿于文學文本自身的做法,使讀者無法從他們的筆下看到時代的面影和現實中緊迫問題的發展。閱讀文學的大眾,絕大多數總是關懷現實的,文學大眾對"新批評"感到厭煩,他們要求有一種切中時弊的批評模式,這樣就有一些理論批評家要超越"新批評"和結構主義,重新重視文學的"他律"性。他們強調文學藝術處于某種文化關系中,強調文學藝術作品不論如何"獨立",都不可能與社會文化毫無關系。相反,他們認為文學作品中有豐厚的文化意義,文學藝術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載體。文化視野的文學研究逐漸成"氣候",各種"主義"應運而生。針對種族身份認同問題,出現了"東方主義"批評,針對性別對立問題,出現了"女權主義"批評,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沖突出現了"后殖民主義"批評,針對文本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出現了"新歷史主義"……這種文化研究發展到極端,甚至提出了文學研究中的"反詩意"的觀點。當西方興起這些浪潮的時候,我們的理論界正在進行"審美"的狂歡、"主體"狂歡和"語言"的狂歡,直到20世紀末,我們才發現我們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審美城",呼吁建立中國的"文化研究"、"藝術文化學"或"文化詩學"的要求,也被提出來了。這種趨向實質上是對西方現代性--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文學必須面對如何抵制舊理性弊端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我們今天提出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問題。文學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國自身的現實。近2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實行,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會出現了不少可喜的新變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沖破了許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條條框框,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容諱言的,伴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社會文化問題,總起來看是一個人文精神即理性精神喪失的問題,這是由于舊理性走向自我否定造成的。當前,我們面臨著感性主義泛濫的局面,主要的是"拜物主義"、"拜金主義"、"商業主義"等。"物"、"金"、"商業"都是好東西,在一定的條件下甚至是我們追求的東西,但是一旦"唯"這些東西為圭臬,為上帝,為神明,人文精神就受到了侵蝕、壓迫和消解,道德水準下降,腐敗現象蔓延。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和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知識分子,對文學藝術中一味宣揚上述種種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滿,對于一味玩弄語言形式的作品不滿,對于沒有血性的沒有愛憎的沒有鮮明文化價值的作品不滿。要求理論家批評家不能不關心現實,同時也不滿過分專注于作品形式的"內部研究"和過分關注于詩情畫意的審美批評,希望將文學研究和批評更多地觸及現實問題、都市與鄉村問題、東西部問題、廉政問題、古今問題、中西問題、性別問題、大眾文化問題、文本的價值閱讀問題……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讀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作品的時候,也要放到原有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實的文化蘊涵,以便幫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國人是如何來解答他們生活的時代的社會文化問題的。總之,中國當代文學現狀要求重建理性精神,走向文化詩學。所以,我們今天在文學理論學科中強調文化視角,乃是根植于我們自身現實的土壤中,并非從外國搬過來的。
文學理論學科要發展,就不能不隨著時代的要求做出新的應對。目前開始受到重視的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學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文化研究的所謂跨學科反學科的方法,可能沖垮原有的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體系;過分政治化的話語,也可能讓文學理論面臨新的挑戰。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學科的開闊視野和關懷現實的品格,也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和密切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使文學理論煥發出又一屆青春,使文學理論原有格局發生變化,這難道不是一個發展自己的絕好的機遇嗎?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帶有真理性的觀點和做法,如跨學科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重視文學藝術與語言、神話、宗教、歷史、科學關系的研究,我們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適用的東西我們都可以拿過來,這不是什么丟臉的事情。但我們有我們自身的社會現實問題,我們要從我們的社會現實問題出發,文化研究應該走自己的路。對于西方那種過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對于"反詩意"的文化研究,我們認為是不足取的。我們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種以一種方法取代另一種方法的路子。文學理論的建設應該是累積性的,如""前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社會歷史批評經驗,在經歷過""的教訓之后,在新時期開始那些年代所取得關于文學審美特性的成果,關于文學語言特征的成果,還有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繼承下來,而且要繼續研究下去。在審美、主體、語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發現的廣闊的空間。對于文學的文化研究來說,文學的詩情畫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詩意""反"掉呢?我們仍然堅持,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是確定對象美學上的優點,如果對象經不住美學的檢驗的話,就值不得進行歷史文化的批評了。文學是詩情畫意的,但我們又說文學是文化的。詩情畫意的文學本身包含了神話、宗教、歷史、科學、倫理、道德、政治、哲學等文化含蘊。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詩情畫意與文化含蓄是融為一體的,不能分離的。中國的文化研究應該而且可以放開視野,從文學的詩情畫意和文化含蓄的結合來開拓文學理論的園地。這樣,"文化詩學"就不能不是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文化詩學"仍然是"詩學"(廣義的),保持和發展審美的批評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從跨學科的文化視野,把所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貫通起來,通過對文學文本的分析,廣泛而深入地接觸和聯系現實仍然是發展文學理論批評的重要機遇,"文化詩學"將有廣闊的學術前景。我們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國的文化研究與我們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異同?一般認為,國外的文化研究從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開始興起和發展起來的,主要特色是一種政治批判,認為資本主義到了晚期,早期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已經被文化的滲透所代替,是讓人異化,舒舒服服地變成奴隸,成了奴隸還感覺不到,文化研究就是這樣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批判。它關鍵的詞語是種族問題和東方主義、性別問題和女性主義、地域問題和社群主義、階級問題和社會主義,古今問題和新歷史主義等。其研究是從西方的社會歷史文化條件出發,從而選取了這樣一些話題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藝學流派。我們的文化研究則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說要按照中國自身的文化實際來確定我們自身的文化詩學的思路。我現在所想到的是,我們的文化詩學研究,就內容說可以有兩個方面,第一是文化語境的研究,不論我們是研究現代的文學問題還是古代的文學問題,都必須把問題放置到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去把握。這并不新鮮,我們過去也常這樣做,但我們常常不夠自覺,更多的時候,就理論問題談理論問題,注意的是形式邏輯,所以別的專業的人士常說我們搞理論的人所寫的文章比較空。文學詩學應該自覺改變這種狀況,使我們討論的問題進入社會文化語境,在語境中我們所討論問題的社會性乃至政治性必然就會凸顯出來,文學理論就自然會擺脫那種脫離現實的狀況。第二是現實社會文化問題的正面研究,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累積的問題很多,文化詩學就是要有問題意識,我們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我們的文化研究應該找到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認為,就當前而言,我們關注的問題起碼有這樣八個。首先是古今問題,就是對古代的文化遺產,我們究竟采取什么態度?古代與現代的關系究竟如何?現在這方面的問題爭論很激烈。比如說搞現代研究的就不理解搞古代的,而搞古代的也未必了解搞現代的。搞現代的認為搞古代的鉆到故紙堆里去了,對現實的問題不關心了。我認為這是個很大的誤解,其實搞古典的也是在探究中國幾千年的優秀的文化資源如何來為我們所用,來拯救我們現代人的靈魂,來重新構建我們的靈魂。搞古代的往往認為搞現代的人沒有學問,古文都不懂。我一直主張古今要對話,古和今是兩個主體,要進行對話,要把古代的東西激活,然后進行對話,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問題。與古今問題一樣,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實際上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熱的一個問題,這里面問題很多。我認為,中西問題是一個對話和共享的問題。再次是中西部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中國的問題。東部經濟發展,而西部經濟落后了,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現在中央講"開發西部",如何"開發西部",這里面的問題是很多的,都是要反映到文學里面來的。比如將來會不會產生"東部文學"和"西部文學"。兩者如何互動,像這些問題都是要用文化的視角才能加以解決的。地域不同產生種種不同,包括文化不同。現在文學上有所謂"陜軍東征"。再比如張藝謀電影與南方的電視劇《南方有嘉木》就很不一樣的。第四個是性別問題,它仍然是一個問題,現在有些學者在搞女權主義,這是可以理解的。第五個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問題。對于大眾文化現在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這是必須充分加以關注的問題。第六個是商業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問題,這是一個相互制約的問題,也是非常尖銳的問題。第七是自然環境的保護問題,現在有人提倡"綠色文學",這是很有意思的問題。第八是法與權的問題。現在的許多社會問題就是從權錢交換引起的,社會秩序中所出現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都與此有關。
上述的問題表面上看來是大而空,但是文化詩學研究,就應該是實證化的、具體化的,就是通過對文本的解析來進行一種文化的研究。比如,作家張煒有一部題為《柏慧》的長篇小說,大致內容是寫小說的主人公大學畢業后,先在城市工作,他忍受不了城市的喧囂,只好一次次換工作,最后他來到了一個窮鄉僻壤的葡萄園,因為這片葡萄園是"一個孤島般美麗的凸起",他要守望這片美麗寂靜的土地。但是他失望了,就是這里也要開辟為現代化的礦山,機器的轟鳴聲已經逼近。我們就要通過分析和闡釋這類的作品,凸顯出現代化與人文精神之間的沖突。
再一點,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對詩意的追求。文化視角無論如何不要摒棄詩意視角。我們要文化,但也要詩意、語言等等。大可不必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是文學藝術的詩情畫意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