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關系對醫學類大學生抑郁情緒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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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分析人際關系對醫學類獨立學院大學生產生抑郁情緒的影響；方法于2014年3月采用隨機抽樣調查的方法，利用自制大學生人際關系調查問卷、抑郁自評量表（SDS）對河北聯合大學冀唐學院（現更名為華北理工大學冀唐學院）的400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使用SPSS17．0軟件對問卷結果進行分析。結果共收回有效問卷375份，經SPSS17．0數據軟件進行分析后，結果顯示，被測者的校外朋友數量、遇到困難時的首選求助對象、與輔導員老師的交流頻率對獨立學院大學生的抑郁評分結果無統計學意義（P＞0．05），被測者的抑郁情緒與對同學的信賴度、與一般同學之間的關系融洽度、同寢舍友的關系滿意度以及對自身社交能力的自信程度顯示出極強的相關性，結果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調查結果表明師生溝通交流頻率和校外朋友數量對大學生產生抑郁情緒的影響相對較小，同學之間的關系融洽度對大學生產生抑郁情緒的影響相對較大。

關鍵詞

獨立學院；大學生；抑郁情緒；人際關系

抑郁情緒是人們遇到生活挫折、精神壓力時自然產生的一種情緒，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生活節奏的日益加快，其已成為最為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而且仍有進一步嚴重的趨勢［1］。大學生群體雖然處于生理、心理各方面迅速發展的階段，但仍不成熟，同時也面臨著諸如學習壓力、人際交往等多方面的問題。而與普通高校大學生相比，獨立學院學生面臨著更多的問題，譬如高昂學費造成的家庭經濟負擔［2］；社會對所獲文憑的認可度不高；就業壓力更加巨大等等。相關研究已經證實，抑郁情緒的產生與個人人際關系存在著密切的聯系［3］，本研究將通過對構成人際關系的各個因素的逐條的單因素分析（大學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量、和一般同學間的關系、同寢室舍友相處的融洽程度、對自身社交能力的自信程度、校外人際關系、遇到困難時的首選求助對象、與輔導員老師的交流頻率），來研究影響獨立學院大學生抑郁情緒的主要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議，以便更好地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衛生建設提供有益的幫助。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本次調查于2014年3月隨機選擇河北聯合大學冀唐學院（現更名為華北理工大學冀唐學院）的400名學生為調查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共收回調查問卷386份，剔除填寫不完整的問卷及連續重復選項問卷，其中有效問卷375份，問卷有效率93．75％。在所有有效調查問卷中男生人數為183人，占調查總數的48．8％，女生人數192人，占調查總數的51．2％。

1．2工具及方法調查問卷共有兩部分組成，分別為自制大學生校園人際關系調查表以及抑郁自評量表（SDS）。人際關系調查表從7個因素分別對大學生人際關系進行研究，以此作為進行單因素分析的依據。抑郁自評量表是信效度經過驗證的國際通用量表含有20個題目，分四級評分的自評量表，原型是Zung抑郁量表（1965）。其特點是使用簡便，并能相當直觀地反映抑郁患者的主觀感受。按照中國常模，分界值為53分，即低于53分的為無抑郁情緒，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2分以上為重度抑郁。

2結果

在375名調查對象中，抑郁自評量表得分高于53分的共有138人，占總比例的36．8％，其中男生75人，女生63人。按照自制人際關系調查表的7項選項對其抑郁情緒的產生進行單因素分析。

2．1在校園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絕大多數大學生都是第一次離開父母身邊，融入全新集體的生活，以往研究表明［4］，生活環境的改變容易引起人們內心情緒的波動，這時在身邊的同學的作用便顯得尤為突出。本次調查按照被訪者在校園中擁有值得信賴的同學數量分為三組，分別為：在校園中擁有沒有值得信賴的同學；在校園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為1～2人；在校園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為3人以上。調查結果顯示，在校園中沒有值得信賴的同學的受訪組中，6名受訪者全部檢測出了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100．0％；在校園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為1～2人的受訪組中，90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50．0％；在校園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為3人以上的受訪組中，42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22．2％。經卡方值檢驗，χ2＝41．059，P＜0．001，按α＝0．05的水準，可認為大學中值得信賴的同學數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的差別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與同學的關系融洽度大學生活中，同學間的關系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校園人際關系之一［5］，也被認為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6］。本次調查按照被訪者與同學間的關系融洽度分為三組，分別為：與同學間相處關系融洽；與同學間相處關系一般；與同學間相處關系惡劣。調查結果顯示，在與同學間相處關系融洽的受訪組中，33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21．6％；在與同學間相處關系一般的受訪組中，102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46．6％；在與同學間相處關系惡劣的受訪組中，3名受訪者全部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100．0％。經卡方值檢驗，χ2＝29．412，P值＜0．001，按α＝0．05的水準，可認為與同學間的關系融洽度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的差別具有統計學意義。

2．3對同寢室室友的關系滿意度同寢關系是較之同學更為密切的關系，以往研究表明，良好的同寢關系不僅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更有利于大學生自身的心理成長。本次調查按照被訪者與同寢室友人際關系的滿意度分為三組，分別為：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到滿意的；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覺一般的；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到不滿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到滿意的受訪組中，18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14．6％；在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到一般的受訪組中，90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41．7％；在對同寢室人際關系感到不滿的受訪組中，30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83．3％。經卡方值檢驗，χ2＝61．701，P＜0．001，按α＝0．05的水準，可以認為同寢室室友的人際關系滿意度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的差別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2．4對自身社交能力的自信程度任何人都必然要參與社會交往，對自身社交能力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自身的社交能力，以往研究表明［6］，存在自卑心理、怯懦心理的大學生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本次調查按照被訪者對自身社交能力的自信程度分為三組，分別為：至今仍對自身的社交能力不自信；曾經對自身的社交能力不自信，現在已經克服；自始至終對自身的社交能力都很自信。調查結果顯示，在至今仍對自身的社交能力不自信的受訪組中，63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75．0％；在曾經對自身社交能力有過不自信情況的受訪組中，75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7．9％；在始終對自身社交能力很自信的受訪組中，沒有檢測出有人存在抑郁情緒，抑郁情緒檢出率為0．0％。經卡方值檢驗，χ2＝106．955，P＜0．001，按α＝0．05的水準，可以認為對自身社交能力的自信程度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的差別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

2．5校外朋友數量作為在校大學生最主要的人際關系就是校內的同學關系和師生關系，而作為對大學生日常生活影響相對較小的校外人際（校內朋友按人際關系劃分歸入同學關系組）關系，同樣不能被忽視［7］。本次調查按照被訪者校外朋友的不同數量分為四組，分別為：校外朋友數為5個及以下的；校外朋友數為6～10個的；校外朋友數為11～20個的；校外朋友數為21個及以上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校外朋友數為5個及以下的受訪組中，3名受訪者均檢測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緒，抑郁情緒檢出率為100．0％；在校外朋友為6～10個的受訪組中，42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7．8％；在校外朋友為11～20個的受訪組中，66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4．4％；在校外朋友為21個及以上的受訪組中，27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9．1％。經卡方值檢驗，χ2＝5．850，P值＝0．119，按α＝0．05的水準，可認為校外朋友數量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無統計學意義，見表5。2．6與輔導員的溝通交流頻率輔導員扮演著在大學校園中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社會角色，應起到對大學生心理危機進行干預的作用［8］。本次調查按照受訪者與輔導員溝通交流的頻率分為三組，分別為：經常與輔導員老師進行交流（每周2次及以上）；與輔導員老師交流頻率一般（約每2周一次）；很少與輔導員老師進行交流（每月1次或頻率更低）。調查結果顯示，在經常與輔導員老師溝通交流的受訪組中，24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50．0％；在輔導員老師交流頻率一般的受訪組中，36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1．0％；在很少與輔導員老師溝通交流的受訪組中，78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7．0％。經卡方值檢驗，χ2＝5．436，P＝0．066，按α＝0．05的水準，可認為與輔導員老師的溝通交流頻率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無統計學意義，見表6。2．7遇到困難時的首選求助對象大學生活中難免會遇到各種問題和困難，能否妥善的對此進行處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情況［9］。本次調查按照受訪者在遇到困難時所選擇的求助對象的不同分為三組，分別為：向輔導員老師求助的；向同學求助的；向朋友求助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向輔導員求助的受訪組中，21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46．7％；在向同學求助的受訪組中，105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35．0％；在向朋友求助的受訪組中，12名受訪者檢測出存在抑郁情緒，占該群體比例的40．0％；經卡方值檢驗，χ2＝2．434，P＝0．296，按α＝0．05的水準，可認為遇到困難時選擇的求助對象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無統計學意義，見表7。

3討論

人際關系指人們在生產生活中所建立的一種社會關系。屬于社會學的范疇。常指人與人交往關系的總稱，也被稱為“人際交往”，包括親屬關系、朋友關系、學友（同學）關系、師生關系、雇傭關系、戰友關系、同事及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等方面人與人之間相互認知，因而產生的吸引或排拒，合作或競爭，領導或服從等方面［10］。考慮到大學生生活在校園之中，故而本次調查忽略了親屬關系、雇傭關系、戰友關系及同事關系等方面的考量，僅對朋友關系、同學關系及師生關系進行調研。從本次調查結果總體上看，屬于同學關系的因子項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的影響均具有統計學意義，而屬于師生關系和朋友關系的因子項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的影響均不具備統計學意義。這一結論與以往的調查結果不盡相同［11］，下面我們將對以上三種關系進行逐一分析：

3．1同學關系調查結果顯示，僅有120名受訪者表示與同學間的關系相處融洽，占總受訪人數的32．0％，而對同寢室間室友關系表示滿意的人數僅為105人，占總受訪人數的28．0％，突出反映了90后大學生處理同學間關系的能力較差的情況，分析其中原因，大學生群體大多自我意識強烈，考慮自我較多，考慮他人較少，容易因生活小事彼此間產生矛盾［12］，如果不能妥善的進行處理，很容易導致產生抑郁情緒［13］。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375名受訪者中，有282名受訪對象表示對自己處理與同學間的社交關系有過不自信或至今仍無自信，占全部受訪者比例的75．2％。也在側面反映出了大學生處理人際關系能力較差的事實，這也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一個隱患［14］，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3．2師生關系調查結果顯示，經常與輔導員老師溝通交流的受訪者人數為48人，占總受訪人數的12．8％，當遇到困難時選擇輔導員老師作為首選求助對象的受訪者人數為45人，占總受訪人數的12．0％。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組檢出中，與輔導員老師溝通交流頻率頻繁的受訪組的抑郁情緒檢出率為50％，在三組分組中檢出率最高；當遇到困難時選擇輔導員老師作為首選求助對象的受訪組中抑郁情緒檢出率為46．7％，同樣在三組分組中檢出率最高。隨經卡方檢驗證明，此兩項因素對大學生抑郁情緒的影響均不具備統計學意義，但調查數據反映出的現象需要引起重視，即大學生與輔導員老師的交流率不高，而輔導員老師對大學生的抑郁情緒的產生也未產生足夠重要的心理干預作用。以往研究成果表明，這一現象不利于大學生的心理健康［15］。

3．3朋友關系調查結果顯示，校外朋友數量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無統計學意義。當遇到困難時選擇朋友作為首選求助對象的受訪者人數為30人，占總受訪人數的8．0％。經過卡方檢驗，此因子同樣對大學生抑郁情緒情況差別無統計學意義。分析其中原因，大學生主要人際關系依然是校園內的同學關系和師生關系，校外朋友關系在日常人際關系中所占的比例相對較低，使得該因素對大學生抑郁情緒的影響相對較小［16］。

4結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現今獨立學院大學生群體中抑郁情緒檢出率為36．8％，在主要人際關系中，同學關系因素對獨立學院大學生的抑郁情緒的產生有較為重大的影響作用，而師生關系、朋友關系對獨立學院大學生的抑郁情緒的產生的影響則相對有限。在今后的大學生心理教育中應進行有重點的側重。

作者：趙彬 劉華 張博 朱琳 楊美榮 單位：華北理工大學校醫院 華北理工大學冀唐學院 華北理工大學心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