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敘事學下的七巧形象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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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鎖記》的敘事視角包含全知敘事和限制敘事。結合后經典敘事學的分支學說———女性主義敘事學的敘述視角和敘述聲音，可以發現新視野下的性別政治，從而給予七巧以非同于男權視角的解讀，使得人物在人性的墮落上具有了可循的依據。

關鍵詞:

全知敘事;限制敘事;七巧;女性主義敘事學

20世紀60至80年代，西方經典敘事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批評家開始注重作品的結構技巧和結構美學，從形式層面入手來探討文學的內涵和價值。這種形式主義的批評方式與傳統注重社會道德意義的批評有了區分，為文學意義的闡釋提供了新的切入點，包括敘述視角、敘述時間、敘述節奏、文本層次等形式要素。經典的結構主義敘事學聚焦文本而忽略了歷史語境和社會氛圍。后經典敘事學不僅關注敘述者和敘述本身，還考慮了讀者接受、語境以及意識形態等，打破了西方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的對立。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后經典敘事學的分支，相對于女性主義批評而言，其內容既包括性別研究，也包括社會、歷史語境等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敘事批評的理論內涵。“女性主義敘事學關注敘述視角所體現的性別政治，同時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與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間互為加強或互為對照的關系。”［1］女性意識很強的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就在視角的轉變中完成了對七巧形象的復雜呈現。

一、敘述視角與女性主義

《金鎖記》的敘事很巧妙，粗略看是一篇古典式小說，作者運用全知敘事的手法將人物的動作、服飾、神態、心理等一一展現，用說書人常用的“道”字將人物的話語干脆利落地寫下來。仔細閱讀，發現張愛玲在敘事中暗暗地轉換了敘述角度:在情節發展的關頭，往往從故事中人物的角度，即以限制敘事方式講清了故事延續下去的因由。全知敘事的小說，敘述人往往處于旁觀者的位置冷靜地“看著”故事發展，如同攝像機后面的導演把鏡頭一一投向表演者。而限制敘事，敘述者則成為了故事中的某個人物，其他人物處于被動的位置“被想象”和“被描述”，故事沿著這個特殊人物的視角在發展。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根據敘述焦點對人物的限制程度不同，把敘事視角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三種。零聚焦是指敘事者無所不知，是傳統的小說所采用的主要敘述方式。內聚焦是指敘述者只說某個人知道的情況，而外聚焦則是敘述者所說的比人物知道得少。這與全知敘事、限制敘事相一致。《金鎖記》實際上就是零聚焦和內聚焦相交織的結果。在主要敘述角度全知敘事之外，文中存在幾處限制敘事:一次是七巧和姜季澤的首次交鋒，一次是七巧和姜季澤的徹底決裂，一次是在七巧殘害女兒長安的過程中，一次是在芝壽被瘋子似的婆婆殘害之后。這些限制敘事拉長了敘事時間，放慢了敘事節奏，讓讀者感受到了人心的欲望和悲劇的力量。

(一)悲劇的承受者———七巧七巧和小叔子季澤的首次交鋒帶著曖昧的色彩。七巧所嫁的那個人害了骨癆，天天躺在床上，沒有生命力，用七巧的話說就是“軟的、重的”，碰他的肉就像人的腳發麻了摸上去那感覺。七巧把季澤的太太蘭仙擠兌走以后，開始向季澤哭訴自己的不堪命運。慢慢地，七巧開始向季澤示愛，但是季澤完全不理會，聽到腳步聲之后趕緊溜走。姜季澤不務正業，平日走馬章臺，對于丫頭也是毛手毛腳的，對于七巧，卻是嚴叔嫂之防。這是為什么呢?敘述者敘述七巧和季澤在一起的對話是全知視角，而對于季澤“嚴叔嫂之防”的原因交代則轉換到限制視角。季澤看著她，心里動了動。可是那不行，玩盡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人，一時的興致過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開，成天在面前，是個累贅。何況七巧的嘴這樣敞，脾氣這樣躁，如何瞞得了人?何況她的人緣這樣壞，上上下下誰肯代她包涵一點，她也許是豁出去了，鬧穿了也滿不在乎。他可是年紀輕輕的。憑什么要冒這個險。［2］13敘述者如此把季澤躲避七巧的原因交代清楚:季澤花心而自私，他的拒絕不是倫理觀念的自覺，而是怕惹上潑婦一樣的累贅拖自己下水。夏志清這樣說:“《金鎖記》里面，一個出身不高的女子，盡管她不樂意，投身于上流社會的禮儀與罪惡之中。最后她卻成為上流社會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各種巴望、考慮、情感的奴隸。”［3］349季澤是腐化、罪惡環境中的一條寄生蟲，利用七巧的情欲將其推入了地獄更深處。之后，他利用七巧對他的感情，在分完家以后找到七巧想與其續情，這時候，敘述人將敘事的角度轉到了七巧的身上。

七巧低著頭，沐浴在光輝里，細細的音樂，細細的喜悅……”“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來還有今天!當初她為什么嫁到姜家來?為了錢嗎?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澤相愛。”“他難道想哄她嗎?他想她的錢。”“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來撩撥她。”“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這廝手里。姜家的人是厲害的，她的錢只怕保不住。［2］22七巧的心理活動慢慢鋪展開，由原來的喜悅到無奈，再到猜疑、憤恨，她愛姜季澤，然而黃金枷已牢牢地鎖住了她。然后她試探季澤，套季澤的話，最后惡狠狠地趕走了他，七巧的心理依舊在鋪展:今天完全是她的錯。他不是一個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是裝糊涂，就是容忍他的壞。她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還不就是那么一回事?歸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2］22－23七巧唯一的愛情被堅硬的黃金枷劈殺。然而，我們透過季澤和七巧的不同視角來看結局，可以看出七巧其實是制度的悲劇者。她對姜季澤留著情意，而姜季澤只惦記她的錢。“女作家在寫作時可以選擇不同的句法結構，在作品中也可以選用不同形式的敘述聲音。像句法形式一樣，文本形式一般是男女作家通用的。男女作家都可以采用倒敘或預敘，都可以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稱進行敘述。但女作家為何采用某一種形式來進行敘述則有其個人的和社會歷史的原因。”［4］結合社會語境，我們可以明白張愛玲轉換敘述視角所具有的性別政治意義。“敘述視角與觀察對象之間的關系往往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關系。語境中的性別因素對文本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敘述視點完成的。”［5］季澤和七巧分別作為聚焦者，同時擁有事件過程中言說的自由和權利，各自的發聲與喧嘩，將兩性置于平等地位自我辯護，女性不再是他者，而是對視中的一方，這樣就解構了父權制中看與被看的對立。讀者很容易做出判斷:七巧一步步的道德淪陷與精神異化，實際是由腐朽的封建經濟制度造成的，七巧是作為悲劇的承受者出現于二者關系中的。

(二)悲劇的制造者———七巧十年后的故事依然是全知視角里穿插著重要人物的限制敘事。七巧殘害女兒，一次是讓長安退學，一次是破壞長安的感情，逼長安退婚。長安丟了被褥單，七巧鬧著要去學校興師問罪。長安丟不起這人，打算退學:走得干凈。她覺得她這犧牲是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2］25長安約會歸來，帶著戀愛的微笑，人變得些許沉默，七巧便生氣地冷言諷刺。她逼長安退婚，說長安盡找野男人，又哭訴著長安不給她爭面子。長安嚇得如五雷轟頂，怕她做出什么更嚇人的事來，與童世舫的感情遲早會決裂。她決心自己親手結束這段感情: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她知道自己會懊悔的，她知道自己會懊悔的。［2］28七巧沒有擁有兩情相悅的感情，她的感情在黃金堆里枯死，唯一的生命力量體現在對金錢的維護上。她害怕錢財失去，同時又嫉妒女兒純潔感情的實現，嫉妒女兒的幸福。長安的兩次犧牲，敘述者都通過她的視角給予了悲涼卻無助的嘆惜，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是長安枯槁心情的象征，也是心如死灰的投射，充滿了無限意味。通過受害人的視角，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體會到這份悲痛。七巧殘害自己的兒媳婦芝壽。她不讓長白晚上回屋過夜，而讓他陪她吸大煙，并且強迫長白講媳婦的秘密作消遣，還在牌桌上作為談資向親家母炫耀，羞得親家母連女兒也沒見就回去了。芝壽心里清楚得很:這是一個瘋狂的世界，丈夫不像個丈夫，婆婆不像個婆婆。”“她想死，她想死，她怕這月亮光，又不敢開燈。［2］41從芝壽的角度，我們看到了一個深陷窟穴卻無法自救只能被折磨至死的可憐蟲，看到七巧像個變態老巫婆一樣折磨著她身邊的每個人。長安和芝壽并沒有簡單地被定位于觀察客體的位置，其內心的披露通過作家有意識的視角轉換得以呈現，使得同一個人既是“觀察者”又是“被觀察者”，從而導致了人物關系權力的變化。在故事層面，長安和芝壽是反抗無能的軟弱者;在話語層面，長安和芝壽則成為勝利的譴責者，顛覆了傳統的“反抗故事”。七巧的人性惡———專制、陰毒、潑辣、自私制造了悲劇，處于悲劇中心的女兒和兒媳通過自身辯白抗拒了悲劇。讀者通過二人視角厘清了事件的實質，從而明白七巧處于封建家長位置后，她的情欲、物欲不再是正常人性的舒展之需，而是淪陷在了利用男權操縱弱者的循環惡之中。

二、局外的清醒:敘述聲音

“敘事學中的‘聲音’特指各種類型的敘述者講述故事的聲音，這是一種重要的形式結構［4］。”在閱讀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敘述者明顯的敘述意識，即敘述者的聲音，像是畫外音給整個安靜的故事畫面安插了一些令人警覺的話語，如對人物的評價、帶有主觀色彩的意象等。閱讀《金鎖記》，可以傾聽出敘述聲音傳達的復雜的韻味，有嘲弄、有感慨，也有毫不留情的直接披露。“七巧有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2］32出現在童世舫被邀于家中吃便飯、七巧計謀著用鴉片毀掉長安愛情而刻意編造出一段謊言之后。張愛玲忍不了她的惡毒，便停下故事敘述發出了反諷式的揶揄。“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四面割著人像剃刀片”［2］32出現了兩次，一次是長白娶芝壽的時候，一次是童世舫來看長安的時候。她的話把兩個孩子的姻緣、幸福都給破壞了，聲音給別人的感受就像剃刀片，讓人疼、戰栗、不安。這個敘述者聲音的出現展現了七巧非人的一面。此番敘述手法，糅合了敘述者的憤怒和諷刺，不僅沒有中斷故事的敘述，反而增添了故事內容的涵量。

三、結語

作為敘述的角度，限制視角給了故事中人物自我表達的機會，他們的眼光往往與讀者的眼光聚焦在一起，由此視角來觀察故事的發生發展。通過剖析敘事策略，讀者便可以顛覆男權視角下對七巧的定位，其不是“一個出身低微的輕狂女子”“沒落的宗法社會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擔不起情欲的人”，而是在時代變換中，由于個人微不足道的力量難以對抗經濟關系的不斷構陷，在攫取權力之后淪為了瘋狂的守財奴與施虐者。此是張愛玲站在人性的高度上對一個弱者的同情與理解、關懷與批判，實為哀其不幸運、怒其不放手。七巧對金錢以及子女的不放手不僅毀掉了子女的幸福，也使自己精力耗盡，淪為了欲望的奴隸。

參考文獻:

［1］喬國強．敘事學與文學批評———申丹教授訪談錄［J］．外國文學研究，2005，(3):5－10．

［2］張愛玲．金鎖記［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劉紹銘，等，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

［4］申丹．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女性主義敘事學評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1):136－146．

［5］陸美娟，彭文娟．《金鎖記》的女性主義敘事學解讀［J］．安徽文學，2008，(4):102－103

作者：唐詩詩 單位：河南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