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人物的變遷和女性主義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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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2年第8期

摘要：莫里森作為一個典型黑人女性代表，始終保持對女性視角和她們生存世界的關注。莫里森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明的黑人女性人物形象，這些形象豐滿的女性構成了黑色家園的人生百態。莫里森的創作雖然一直秉承女性主義的立場與視角，但是隨著一個個不斷變換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出現，作家的思想也隨之演變，其女性主義思考更趨于成熟與冷靜。

關鍵詞：莫里森；黑人女性；女性主義

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yMorrison）“以其富有洞察力和詩情畫意般的小說把美國現實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寫活了”為由獲得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迄今為止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小說植根于黑人的歷史，關注現實生活、黑人女性和她們的生存世界，展現了一幕幕黑人女性成長的悲劇和自我救贖之路。

一、深受父權制所害的女性

作為女性作家，莫里森深刻批判了父權制對黑人女性的壓迫與束縛，其早期作品描繪了黑人女性在種族歧視和性別壓迫下的痛苦掙扎，揭露了雙重歧視給黑人女性帶來的精神傷害。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塑造了一個既讓人憐惜，又讓人心碎的黑人小女孩形象。主人公佩科拉是個貧窮、丑陋的小女孩，她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他人的厭惡和鄙視，甚至連她自己的母親都很厭棄她。面對冷酷的生活，佩科拉孤單無助，除了逃避現實，她就只能向上帝祈禱，祈求上帝能賜她一雙藍色的眼睛，她天真地以為，有了一雙美麗的藍眼睛，她會獲得人們的喜愛，她的美麗也會讓父母終止他們無休無止的爭吵。然而，就在她幻想自己擁有了一雙夢寐以求的藍眼睛之后，卻受到了親生父親的凌辱，生下的嬰兒夭折了，自己也瘋癲了。佩科拉的悲劇雖然是白人主流價值觀對黑人靈魂的戕害和扭曲，但同時也是父權制的產物。在父權制文化語境下，男主女從、男優女劣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處于被蔑視、被支配的地位。佩科拉便是犧牲在父權制下的典型代表，但不是唯一一個受到父權制傷害的女性。父權傳統對女性有著苛刻的界定：女性的存在依附于父親與丈夫，命運不受自我意志運行。在莫里森的第二部作品《秀拉》中，社區人眼中的好女人應該是“像內爾那樣溫柔體貼，一心相夫教子，視自己為丈夫的附庸”。內爾任勞任怨、相夫教子，是個嚴格遵循傳統道德標準的賢妻良母，但是丈夫還是背叛了她。這使得內爾沒有了依附，不再是社區所標榜的好女人了。與之相反，秀拉是典型的“惡女”，她與朋友的丈夫有染；肆意與男人鬼混；對長輩不尊不孝。秀拉的形象就是想要沖破父權社會制度的新形象。因此在父權制社會背景下，丈夫其實就是一個代表女性身份的符號，符號一旦失去，內爾就會淪為傳統所不容的異己分子，盡管在很大程度上內爾與秀拉有著本質的不同。秀拉敢于打破傳統，勇于追求自我，通過自己的方式對男權社會進行了直接有力的顛覆。

二、反抗傳統的女性

《寵兒》可被稱為莫里森的巔峰之作。在《寵兒》中，莫里森用很長的篇幅訴說了底層黑人女奴的苦難生活。南北戰爭后，奴隸制已經廢除，但黑人女奴的苦難創傷并沒有因為奴隸制的廢除而撫平。黑人女性身處社會最底層，白人的迫害，同族男性的虐待讓她們無法看到生活的希望，她們除了死亡沒有任何自主權力。弒嬰行為成為了黑人女性假想的擺脫女奴命運的唯一方式，極端地訴說著她們對現實的懼怕和無能為力：塞絲的母親只留下了和黑人所生的女兒塞絲，而把多次被白人水手輪奸后所生的孩子扔掉；塞絲逃亡之后，為了終結后代終身為奴的命運，決然地為他們選擇死亡。莫里森真實地還原了黑人女性悲慘的生活狀態，她們以極端的方式抗爭著現實：她們愛孩子，卻不得不殺死孩子；她們擁有母愛，卻不得不泯滅母愛；她們剝奪了自己身為母親的權力，卻終結了孩子重蹈黑奴的命運；對她們來說，生存即是永無止境的苦難，死亡卻代表了新生和希望。莫里森以這樣一個震撼人心的關于母愛的故事預示著極端生活狀態下黑人女性反抗和獨立的可能。

三、姐妹情誼中自助自愛的女性

在非裔美國文學創作中，倡導姐妹情誼是黑人女性主義作品的一大重要特點，莫里森亦視其為自己作品的核心主題以及黑人女性身份重建的重要途徑。身為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民族，黑人女性長期遭受著種族壓迫和性別壓迫。為了生存，她們必須團結在一起，她們紓解彼此的抑郁和焦慮，分享各自的夢想和希望，在姐妹般的友情和“愛情”中撫慰彼此的情感創傷；為了獨立，她們彼此理解，相互支撐，在這種姐妹同盟中尋求生存，爭取種族、性別和精神的獨立。在《秀拉》中，莫里森第一次以姐妹情誼為描寫焦點，深入地探討了這一主題。女主人公秀拉與內爾有著不同的成長背景：秀拉跟祖母和媽媽一起生活，鎮上的人們對她的祖母和媽媽的印象不是很好，認為她們非常古怪，因為她們的家里住著三個養子和一些長期的寄宿者；內爾的家庭則非常不同，她的家庭對社會習俗深信不疑，看似呆板卻很穩定。盡管有著這些差異，秀拉和內爾卻十分親近。秀拉與內爾的姐妹情誼見證著內爾的自我重建，在跟隨母親去新奧爾良旅程中，內爾逐漸意識到身為女人的脆弱和現實的復雜，從被動地接受到主動地思考，內爾跨出了自我重建的第一步，她不顧傳言和母親的反對與秀拉成為好友。內爾比秀拉堅強，也更具穩定性，秀拉的獨立性格也在同內爾的姐妹情誼中得到發展

。然而《秀拉》中秀拉與內爾的姐妹情誼并非一帆風順，她們的友情歷經波折，最終卻變得更加堅強，為兩位黑人女性情誼的重建和獨立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支持。成年之后的內爾和秀拉各自選擇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內爾歸于傳統，相夫教子，秀拉卻特立獨行，飽受爭議，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造成了兩人之間的隔閡。內爾回歸了社區，選擇結婚并且以妻子和母親的傳統角色定居下來。秀拉卻選擇了一鐘異同尋常的生活方式，獨來獨往、執著地追求自我，對于社會習俗全然不顧。游歷十年之后，秀拉返回小鎮，回到了內爾身邊，因為她正是秀拉心底的安慰，精神的支撐，也是秀拉歷經漂泊回到小鎮的最重要原因。然而，由于她與白人的交媾，秀拉成為邪惡的化身，為小鎮居民所恥。極具諷刺的是，社會把秀拉標榜為惡魔，但她的出現為小鎮人們的和諧相處提供了巨大動力。秀拉鄙視依附男人、雖生猶死的生活，鼓勵內爾擺脫一成不變的死寂一般的生活方式。在秀拉離世之前，她們重新達成了和解，但是秀拉一死，小鎮上的和諧馬上煙消云散。此時的內爾終于掙脫了傳統道德的束縛，意識到自己與秀拉分別得太久：“我們曾經是在一起的姑娘啊。”內爾的自省和感嘆預示了她自我重建的新的可能。秀拉為內爾死寂的生活注入了自由的空氣，而內爾也成為了秀拉在艱難的自我探尋中的穩定后盾。姐妹情誼是黑人女性壓迫中尋求生存和獨立的基石，姐妹同盟中的自助自愛也讓她們看到了變化和發展的希望。

莫里森的創作無處不表現著她的女性主義思想。隨著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變換，作家女性主義思想的演化過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即從黑人女性遭受的父權制的壓迫，到展現黑人女性對性別不公正和父權社會的極端反抗，再到建構兩性和諧社會的大同理想，這一演化過程體現了莫里森對黑人女性問題的思考由激進逐漸趨于冷靜、深入和成熟。徹底顛覆男女二元對立，組合女性“烏托邦”對于黑人女性來說都不是明智的選擇，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構獨立、自強的自我，并積極地融入社會當中，用愛推進兩性和諧的社會才是唯一的切實可行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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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莫瑞森托.秀拉[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作者：宋寶梅1；劉晨聰1；余濤2；于洋1 單位：1.東北農業大學,2.哈爾濱石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