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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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總結和梳理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的演變歷程。認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從初創時期強調政治訴求和民族平等，到過渡時期注重經濟建設和多元教育路徑，再到發展時期以教育機會均等和教育質量為目標，每個階段均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

關鍵詞:

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民族平等;教育機會均等

民族高等教育是傳授專業知識與技能、培養情感與道德意識的重要陣地。作為其規范系統和參照范本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天然地擁有一套價值理念及產生沖突時起決定作用的價值取向。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為了保障少數民族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和促進教育公平，中國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政策來保障民族高等教育事業的順利發展。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關乎民族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國家的和諧穩定。鑒于此，全面梳理和回顧建國以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嬗變十分重要。

一、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內涵

關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概念，目前在理論界尚未有明確的界定。但可以從民族高等教育與民族教育政策兩個已有的概念中對它的內涵窺知一二。有人認為民族高等教育是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要對象的跨文化的高等專門教育［1］。它的對象是少數民族，教育內容包含了少數民族文化，以發展和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關于民族教育政策的概念，有人認為民族教育政策是國家和政黨為了發展民族教育事業，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教育路線和任務制定并的具體的行動準則［2］。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的下位概念，被包含于民族教育政策之內，并以指導民族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為最終追求。據此，筆者認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是民族教育政策在民族高等教育領域的體現，是國家為了指導民族高等教育實踐和發展民族高等教育事業，制定的規范和法例，主要包括各級行政機關在民族高等教育領域頒布或出臺的規章、條例、指示、意見、決定等行政性條文，它對民族高等教育具有引導、控制、調節、規劃、衡量的作用。關于價值的概念，馬克思曾指出，價值“是人們所利用的并表現了對人的需要的關系的物質屬性”［3］。韋伯在分析社會行動時曾指明，價值理性的行動“總是涉及到‘命令’或‘要求’，根據活動者的意見，這種命令或要求對其具有約束力。”［4］可見，價值是事物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屬性，是作為主體的個人或群體對客體的要求、需要和評價標準，潛在的影響著客體存在的內在合理性，對客體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

厘清了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這兩個重要概念，則可以在此基礎上分析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內涵。狄爾泰在區分自然現象與社會歷史現象時說過，精神科學會從價值的觀點選取自己的事實并形成自己的問題。這就是價值偏好［5］。民族教育學屬于精神科學的范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作為民族教育學的研究對象之一，同樣是根據價值偏好有意識地選擇現象或事實，形成政策領域被關注的焦點問題，集中體現了民族高等教育主體，涵蓋領導者、決策者、執行者的價值取向。因為，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本質上是教育政策主體的一種利益表達與整合過程，主體的價值取向決定或支配著主體的價值選擇［6］。故而，筆者認為，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調查、制定、執行和評價都是具有一定價值觀念的主體的活動，主體在參與政策活動的過程中，必然面對各個不同集團或個人的利益訴求，接應著各種思想觀念和情感態度的沖突與矛盾，處理民族高等教育外部環境與內部要素之間的關系，平衡各種力量的博弈局面，在如此復雜的活動過程中，體現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的主體依據自身的認知、判斷和社會環境，所表現出的要求、命令、態度、立場，做出的選擇、決定，就是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

二、新中國成立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高度關注民族教育事業，在民族高等教育領域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有人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分為六個階段［7］，公共政策的發展歷程與它體現出的價值取向有密切聯系，但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為了明晰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厘清它的發展脈絡，本文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歷程合并為三個階段，包括初創時期(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66年“”前)、過渡時期(1966年“”始至1984年社會改革開始)、發展時期(1985年全面改革至今)，由于時代背景變遷和社會條件的制約，中國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也隨之調整。

1．初創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新中國成立伊始，歷經連年戰亂的中華民族處于百廢待興的歷史階段，民族高等教育政策非正規化的、零星的囊括于民族教育政策之內，這一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表現為:(1)強烈的政治訴求傾向。傳播政權階層和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政治輿論、價值觀，形成共同的政治態度［8］，是教育的功能之一，也是階級社會產生后，千百年來永恒不變的教育目的之一。民族教育之于政治訴求的傳達，對于人們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場的規制，在建國初期尤為突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前夕，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定位、價值標準都體現出強烈的以政治訴求為主、為政治服務的傾向。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定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幫助民族地區建立各級人民民主主權。該項制度的確立和實行需要依靠培養和使用一大批既有文化素養，懂得當地的語言文字與風俗習慣，又能用馬克主義思想武裝自己的少數民族干部。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9］由此可見，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一把“利器”，民族教育在價值定位上以幫助少數民族遵照政治原則、樹立政治信仰、謀求政治身份為首要任務。1950年政務院第60次政務會議批準的《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中明確提到以干訓班為雛形的民族高等教育“以開辦政治學校與政治訓練班，培養普通的政治干部為主”的基本方向，并規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中國歷史與當前國際形勢為干訓班的教育內容。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對民族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教育內容、教育方向的闡明，旗幟鮮明的體現了建國初期中國以培養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和政治覺悟的少數民族干部為己任的價值取向。通過民族高等教育宣傳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路線方針，促進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為團結各少數民族及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民族平等的最終目標追求。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的各項權利，堅持民族平等，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發展是馬克主義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原則。《共同綱領》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唱響了民族平等成為民族高等教育最終理想和價值目標的主旋律。《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實行方案》明令規定，民族學校內應摒棄和批判大民族主義傾向，堅持漢族和少數民族平等，同時也要避免和克服因民族崇拜過度出現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傾向，堅持各少數民族之間平等，民族學校要幫助少數民族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形成民族間互相尊重、一律平等、緊密團結的良好合作氛圍。民族平等的價值取向在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的體現還包括了語言文字平等。黨和政府在1949年至1966年間，為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重要權利，專門制定了少數民族學生報考高等學校在使用語言文字方面的特殊政策，來表明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平等。1957年高等學校招生考試的規定中指出，若高等學校可以提供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為教學媒介的教育，其中包括教學語言的使用，教材教輔的出版，日常生活的交流等，那么該高等學校可以舉行單獨招生考試，以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為考試用語。1962年教育部《關于高等院校優先錄取少數民族學生的通知》同樣體現了民族語言文字平等的價值取向，并明確指出，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全國高等學校的文史類專業，可免試古代漢語而直接報考，這一決定不僅為少數民族考生消除了語言障礙，更體現了政府對少數民族的人性關懷。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媒介和載體，是塑造民族內聚力和加強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中極力推行語言文字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價值取向的內涵延伸。

2．過渡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的10年里，民族教育工作處于全面停滯狀態，直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些行之有效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才得以恢復，從嚴重受挫到涅槃重生，過渡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1)著眼于為經濟和四化建設服務。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多所民族院校重新開辦，招收少數民族學生。民族高等教育逐步擺脫了混亂、停滯的境遇，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也轉變為以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價值取向。建國至“”前的初創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規定，民族高等教育的任務和目的是培養具備一定政治素養和政治覺悟的干部，但在過渡時期，民族高等教育的任務和使命轉變為培養具備一定專業技能的技術型人才，為國家經濟和四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1979年國家民委和教育部的《關于民族學院工作的基本總結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指出，民族學院的任務是培養四化所需人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民族學院是民族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對任務方向的調整表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已從滿足政治傳播的需要，轉變成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傾向。這一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積極響應鄧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號召，把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專業技能上升到與政治覺悟同等重要的位置，著重突顯民族高等教育對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四化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80年教育部、國家民委《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的繁榮發展需要既有政治頭腦，又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少數民族干部的參與，“特別是科學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重視科學文化的國家戰略和社會意識導向，影響著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選擇，民族高等教育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礎知識扎實、專業技能過硬、敢于創新、獨立思考的少數民族社會主義接班人。(2)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的多元教育路徑。中國向來尊重少數民族各個方面的特殊性，不會生搬硬套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這一階段，黨和國家秉持實事求是的工作路線，從實際出發，制定和頒布了大量的適合少數民族發展實際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將高等教育的普遍性與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性相結合，尊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個體間的差異，倡導并實施了多元化教育路徑。《關于民族學院工作的基本總結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中提到，民族學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方針任務就是要切實照顧好各民族及其民族地區的特點，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辦學形式、系科設置、政治思想工作以及生活管理等方面，盡量尊重和滿足少數民族的特殊需要，采用適合他們特點的措施和辦法。如一些民族院校，根據政策規定和民族地區實際，設置礦物開采、林業保護、煤炭勘測等適合民族地區自然資源的專業和課程，使少數民族學生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同時也為當地擺脫貧困和發展經濟做出貢獻。為了加深民族間的溝通和交往，每逢民族節日都舉行文藝匯演活動，為少數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平臺。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本地方各級各類學校的學制、辦學形式、教學內容、教學用語和招生辦法。教育行政權力下放和尊重差異、因地制宜的價值取向，促使中國在民族高等教育領域調整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學語言、教學管理，建立與少數民族特點相適應的、多元化的人才培養機制。

3．發展時期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1992年十四大后，中國正式進入改革開放轉型新時期，從此走上了繁榮富強的復興道路。如今，伴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啟動，和“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實施，全國各族同胞們都正卯足干勁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這一階段，民族高等教育事業飛速發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以教育機會均等為導向。自由平等主義者羅爾斯說過，正義的原則包括，“一是機會向所有人平等開放;二是給處境不利者以最惠待遇。”［10］1995年，中國頒布了《教育法》，從法律的角度保障了全國適齡學生的受教育權利，也保障了少數民族學生教育機會均等中的起點均等。為了促進教育過程均等和教育結果均等，乃至促進全社會的公平正義，國家還制定了一些民族高等教育優惠政策，以幫助少數民族學生順利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學習。1985年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聯合頒發的《關于高等學校招收委托培養碩士生的暫行規定》提到，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考生，如生活在祖國邊陲和牧區山區的少數民族考生，可以根據情況適當降低錄取分數。同時，在不違背擇優錄取的原則，保證生源質量的前提下，可以對報考民族地區、邊遠地區委托培養碩士的考生，降低錄取分數線。按照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少數民族由于經濟貧困、信息閉塞、語言不通、地理位置偏遠等原因，在家庭預先投資的文化資本上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政府應對社會處境不利群體和個人在受教育機會均等的適當干預，為薄弱學校和弱勢群體提供政策傾斜，以彌補因文化資本差異導致的教育不公平［11］。其實，教育機會均等的價值取向議題是貫穿于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始終的，促進少數民族教育公平是其價值取向的核心。如“擇優錄取”“按比例錄取”(少數民族學生錄取比例應力爭不少于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降分錄取的招生優惠政策促進了教育機會均等中的起點均等;“選派少數民族學生留學出國深造”、多所高等院校開辦“民族班”“預科班”的培養政策促進了教育機會均等中的過程均等;“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少數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劃”等就業政策，促進了教育機會均等中的結果均等。以教育機會均等為價值取向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指引著各級政府多管齊下、多措并舉、多策并用，來提高少數民族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比例，幫助他們實現“大學夢”;提高他們的學業成就，改善民族人才結構和人口素質;拓寬民族學生的就業渠道，解決民族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使他們能更好的融入主流社會。(2)以改善質量為根本目的。民族高等教育是塑造少數民族學生思想意識、情感態度、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和學習專業知識與技能的重要陣地。在此階段，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從強調社會本位，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服務逐漸轉變為強調個人本位，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強調把人的發展和人的利益看作一切事物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本依據。教育促進人的發展是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也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12］。此階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以改善民族高等教育的總體質量為最高要求，關注少數民族學生個體身心的全面發展及健康成長，從而培養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的能力。1993年教育部的《全國民族教育發展與改革指導綱要(試行)》提到了提高民族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的關鍵點，指出當前民族高等教育任務和工作重點是提高質量、優化結構及條件改善等方面。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提出要培養少數民族的高級人才，支持少數民族地區的高等教育事業。民族高等教育既要通過專業課程、學術沙龍、企業實習、國際交流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科學文化素養，又要通過混合編班、校園文化、文體活動增加各民族學生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培養和升華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認同心理和民族自豪感，這樣有利于他們個人的全面協調發展，增加他們立足于社會獲取成功的機會，從而達到提高教育質量的價值目標。民族高等教育政策把教育質量作為最終的價值選擇，指明了民族高等教育必須深刻認識自身的不足與落后的現實，通過引進人才、生源篩選、教學改革、師資培訓、硬件建設等方法努力提升自身的教育質量，培養德才兼備的少數民族人才，為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三、影響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演變的因素

影響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演變的因素是多個方面的，縱觀1949年至今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的發展歷程以及價值取向的變遷，可以從紛繁復雜的影響因素中劃分出兩個最主要的因子。

1．國家意志的體現國家意志的本質是政府意志，通過權力運行的形式來表達對社會成員的基本要求。盧梭認為，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上的政府是一種“公共人格”，其活動意志是一種“公意”，這種“公意”反映了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13］。國家通過掌控生產資料、法律強制、管理決策等方式決定了教育的領導權和支配權。黃濟、王策三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教育總是階級的教育，必然由掌握政權的階級通過政治組織機構、法律形式和思想意識影響來控制教育，從而決定著制約著教育的各個方面，對教育性質、目的宗旨、制度、內容乃至方法都具有強烈的影響和制約［14］。少數民族高等教育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家意志的影響和作用。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至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國內要改造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國外也面臨著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國家亟需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于是，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便體現出以政治取向為主的特征。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以后，全國各地進入大力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國家需要集中所有力量來促進經濟發展，于是，這個階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轉變為以經濟價值取向為主。可見，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價值取向的演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2．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特性中國自古以來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五千年的歷史歲月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生境。同樣，民族高等教育區別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性。如歷史原因造成的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約了民族高等教育的發展，使民族高等教育長期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存在著受高等教育人數極少、教育質量不高等問題。又如民族高等學校在招考和培養少數民族學生時，必須充分考慮和尊重少數民族不同于主流民族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心理素質，將少數民族特點作為教育教學工作的依據。民族高等教育政策作為民族高等教育的指路燈，其價值取向勢必也會受到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特性的影響。比如，1949年至今，民族高等教育政策基于民族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的價值取向，通過降分錄取、“民考民”、民族班等多項舉措提高少數民族進入高等學校的比例，根本出發點在于扶持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改變民族高等教育落后、掉隊的現狀。初創階段的民族高等教育政策通過給予民族自治地方一定的教育自主權，為民族地區提供適應他們自身特點的高等教育也是考慮到民族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為了適應和迎合這種特性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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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向瑞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