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律文化的社會困惑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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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法律文化碰撞下的中國社會的困惑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整個社會政治思潮的轉變，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再次沖擊中國的法制建設，雖然這些沖突表面上看起來是根植于古代社會環境的傳統法律文化與當今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而其實從本質上來講，是西方法律文化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自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漸入以來，西學的東漸，不僅科技文化逐漸讓國人接受，其內在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西方傳統文化觀念也漸漸“同化”了國人。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發動了一次次民主革命，開始從內而外地主動接受迎納西方文化。尤其是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重新構建的法制體系也是建立在認可西方的法制觀念的基礎上，這使得現實的中國法律文化呈現出了全球化時代中的獨特性，一方面既有傳統文化中的個性，另一方面又有西方法律文化的特征。事實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戰場，并不僅僅在中西法律之間展開，更主要的戰場———其實就在此時此地的中國本土上。

在很多影視作品中，我們看到人的意識的覺醒、生命意識的張揚等逐漸成為新時期所展現的主題，如我們看到的在陜北農村的秋菊，她就是新時代追求個性解放的代表。我們在像她這樣的人身上感受到生命的躍動，一種人的主體精神的勃發和高揚。但我們也看到，在秋菊追求現代意識的同時，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其實感到困惑的不僅是秋菊，還有山杠爺和堆堆村的村民，甚至有生活在中國農村像他們一樣遭遇的人。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在無數次的小磨擦里，他們磨煉出一種熟悉，一種習慣，建立了這樣一種相互的預期。因此，他們并不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學說所假定的那樣，像西方影片中的安德魯、湯姆那樣，是分離的、原子化的個體，而是因生活的需要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在一定意義上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純粹基于個體化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是不可能在“秋菊”這樣的社會中有效運作。這也就是為什么，盡管有種種不滿，秋菊卻從不曾試圖將村長送進監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看完影片，有不少人為山杠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對其那些行之有效但卻違法的“土辦法”喝彩，對他的結局扼腕嘆息的原因。

中國傳統社會一直秉承的就是秩序，秩序在中國傳統法律價值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為中國法律價值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這些“案件”中，正式法律制度的干預破壞了這種社會、秩序以及這個社區中人們之間的默契和預期。似乎法律得到了執行，似乎公民權利得到了保障，似乎正義戰勝了謬誤，但秋菊和村長、山杠爺和他的村民們最終還得在這個村莊中生活。可是被逮捕的村長和村長一家還能與秋菊一家保持原有的關系嗎?山杠爺還能使用他的“土辦法”嗎?秋菊同村長，還有堆堆村村民之間還能保持那種盡管有磨擦、爭執甚至打斗但仍能相互幫助的關系嗎?

從公民“權利”保護來看，影片中秋菊的權利真正被保護了嗎?這種正式的法律介入，使秋菊一家處于一種極其尷尬的地位，也使秋菊在其家庭中處于一種極其尷尬的地位。事實上，反傳統也很難把傳統的東西徹底打碎，卻反而把反傳統者束縛在傳統的框架上。盡管秋菊從來也沒有試圖將村長逮捕，但事實是村長因為秋菊的所作所為而逮捕。在村民看來，在秋菊的家人看來，秋菊“過份”得“不近人情”。既然她的行為違背了德克海姆所說的那種由“社會連帶”而產生的集體良知，她就會在無形中受到某種非正式的社會制裁:在一定期間內，她將在一定意義上被“流放”。因此，我們要問，這種正式法律的干預究竟是對秋菊的權利保護還是對她的更大傷害?在這以后，在下一次類似的糾紛中，秋菊還會再次訴求正式法律嗎?換句話說，一個“伊甸園”失去了，能否回來，我們難以預料。秋菊的困惑不正是中國社會的困惑嗎?不正是中國法制建設面臨的困惑嗎?

二、碰撞中的中國法治道路的反思

八十年代以來，在“民主”、“法制”和“依法治國”一類口號下，國家法律開始大規模地進入鄉村社會，通過“普法”宣教和日常司法活動，自上而下地改造舊文化、舊習俗和舊思想觀念。就像在影片“山杠爺”的故事中，如果我們以為這只是因為農民思想愚昧觀念陳舊，以為通過加強農民教育，提高農民覺悟，就可以解決中國法治問題，那是過于天真和理想化了。因為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單純的知識進步，“法治”本身就不是一個抽象和無差別的普遍事業。它所要求的不僅是知識，同時也是權力，是支配和控制。正因為如此，通過法制或者法治來實現的“社會進步”有時就不但是殘酷的，而且是非理性的。就像費孝通先生曾指出，現行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卻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有時法律并不總是比農民更高明。法律上的解決每每不能夠滿足當事人的要求，法律的專斷、生硬和不切實際卻可能造成新的問題。而禮并非與風俗人情相悖，它恰恰代表著社會關系中最具有穩定性和保守性的一面。背離禮俗的法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比如“山杠爺”生活的堆堆村，法律既不允許人們依照他們認為有效的方式保護家庭和懲治不孝，自己又不能提供恰當的解決辦法，這就不能不令人對其合理性感到懷疑。山杠爺的處罰權從何而來?法律沒有授權。山杠爺的權力主要來源于傳統和習慣。中國幾千年來都是由民間權威、德高望重的長輩處理鄉間糾紛，何況山杠爺還是村支書，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權，他過去的違法之舉(如私關酒鬼、私拆他人信件等)從沒有受到來自上級的批評，相反是被默許甚至是被鼓勵的。

習俗和慣例往往就是一個社會活的法律，我們的秩序歸根結蒂是建立在禮俗而非法律上的。《馬背上的法庭》中的老馮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的一名公務員，他的職責就是用法律維護社會秩序，但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他，在那樣落后的民族地區只靠法律的條條框框來處理問題是不行的，在法律所不能及的層面只有用村民固有意識中的“善”與“公平”來解決爭端。在“妯娌分家”一案中，法律是無奈的，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需要的顯然不只是一個公平的判決，對他們來說，一個泡菜壇子的價值不是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能理解的。在這里判決即使生效了又有誰能監督執行呢?老馮選擇了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法———砸爛壇子，拿自己的錢來分給二人。恪守法律的人也許并不贊成這種解決方式，而在恪守法律的人當中又有多少能夠明白這些人的處境并愿意損害自己的利益來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在“借錢不還”的案件中，摩梭族的兩位婦女為了150元錢鬧上了法庭，原告要求被告還錢，被告愿意還錢卻又一貧如洗，這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在簡單的案子，判被告還錢就能解決，但法律問題解決了，實質的問題還是存在。于是又是老馮站了出來。他沒有再莽撞地把錢直接給被告，而是用150元錢買下了她家的小豬。

在沒有開化的村民心中，也許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法制，他們所理解的法是以禮俗為其根據，意味著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他們將直接訴諸禮俗。在我們理想的社會價值序列中，我們孜孜以求的是一個沒有法的社會，就像是影片中“傻根”的“天下無賊”夢一樣，它潛在的涵義就是:無“賊”的世界就是無“法”的世界。雖然它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但至少從另一方面描繪了中國人的眼里的理想。透過秋菊、山杠爺和老馮的故事，我們對于中國在推進“民主與法制”的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已經有所了解。當今的法律人如果只是些思想簡單的進步論者，不去追問法律背后的真實意義，或者只是把這種意義作簡單化的理解。如果只是熱烈地鼓吹“權利”，推進“法治”，卻不了解權利的意蘊，更不去問這是什么樣的法治，如何推進的法治，不去問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法治，怎樣去實現這種法治，而只是要求改變一切不利于法治的思想和觀念，為法律王國的建立和擴張而歡欣鼓舞，但對自己的傳統立場卻缺乏反省，那么中國的法制永遠也無法扎根社會。況且即使是民主和法治這樣可欲的目標，一旦被從具體事件和社會場景中抽離出來，變成不證自明的普遍價值。

如何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民族法律文化的特質，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文化之路，成為當前中國法治建設中的現實問題。我們所面臨的難題是，過于強調集體主義的整體，就會與中國傳統的群體主體性融合而滿足現狀，無法實現化蛹為蝶;而歸過于強調人性主義的分離，就不“符合中國國情”而難以使社會有機體正常運轉。當然不僅僅是制定和執行各種各樣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們民族的法律文化。這種更新或重建，決不能僅靠對“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公平競爭”等新型法律傳播去完成，必須吸收傳統的精華方可完成。對傳統進行“擴充與改造”———以中國文化的世俗精神與整體系統精神，將西方文化孕育出的科學技術等精確的文化精神以及自由民主與個性解放等注重人道的文化成果逐漸吸收過來，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說，只有融合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國法律文化二者的精華，才能建成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社會土壤或民族心理基礎的新型法律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參與中國的法治建設不能僅僅是法律家，同時也應當是知識分子。這也意味著，討論法律問題將不再是法律家的專利，而應當是知識分子共同活動的一部分。

作者：喬瑞單位：山西師范大學黨委辦公室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