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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初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成就

19世紀末期，順應當時社會政治變革的需求，兒童文學作品翻譯開始出現，拉開了我國近代兒童文學發展的序幕。具體來看，清末民初時期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兒童文學作品翻譯規模宏大，作品種類以科幻小說和童話故事為主。據現有的文獻統計，從1898年到1919年僅僅20余年的時間，所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數量就達到了130余部，參與翻譯的譯者近70人，參與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出版的機構有20多家，報刊有30余家[3]59，可見當時兒童文學作品翻譯規模之宏大。具體來看，在這些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譯者中，有魯迅、梁啟超、茅盾、周桂笙、沈祖芬等中國近代文學的代表人物，這也體現出當時文學界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關注。在參與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的出版機構中，商務印書館、上海時報館、中華書局、清華書局等是在當時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其中商務印書館出版和發行的外國兒童文學翻譯作品最多，占據了當時兒童文學譯作數量的一半以上。除了出版機構，報刊也積極參與到了這場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高潮之中，《新青年》、《浙江潮》、《東方雜志》、《中華小說界》、《小說月報》等知名的報刊都積極刊登兒童文學翻譯作品，促進了當時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大地上的傳播。清末民初所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在種類上以科幻小說和童話故事為主，囊括了法國、日本、英國、丹麥、美國等多個國家的科幻小說和童話故事。比如1900年，薛紹徽女士完成了法國著名的兒童文學小說《八十日環游記》的翻譯，并由世文社公開出版，這是我國近代歷史上所翻譯的第一部科幻小說，其作者為法國的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自此之后，國內掀起了翻譯儒勒•凡爾納科幻小說的高潮，譯者們先后翻譯了儒勒•凡爾納的《秘密海島》、《鐵世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等幾部代表作。除了科幻小說，這一時期譯者們翻譯較多的還有童話故事。1900年，周桂笙完成了對《一千零一夜》的翻譯，并發表在《采風報》上，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對該童話著作的翻譯。隨后，周桂笙相繼翻譯了《格林童話》、《伊索寓言》、《豪夫童話》等外國童話故事。除了周桂笙之外，陳家麟和陳大蹬在這一時期也翻譯了一系列外國童話作品，如安徒生的《大小克老勢》、《牧童》、《火絨篋》、《飛箱》、《國王之新服》等作品。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以科幻小說和童話故事為主，以滿足當時兒童教育的需求。

2.翻譯選材開始有針對性，并改進兒童文學作品翻譯方法。晚清時期，由于很多中國譯者都是初次接觸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在翻譯選材上并沒有多大考究，所采用的方法多以改譯為主，有的譯者還在翻譯外國童話之前加上些許“評價”話，更有甚者，還在翻譯過程中加入自己“家事”的描述，這使得翻譯出來的譯文與原文有較大的出入。進入民國以后，在清末時期大量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積累的基礎之上，翻譯選材和翻譯方法都有了很大進步，這不得不說是民初時期眾多譯者留給文學界的一筆寶貴財富。首先在翻譯選材上，以后，譯者們在翻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時，開始考慮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對于兒童文學的不同需求，以更好地發揮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中的作用，這也是近代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一大進步。比如開明書店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一書，收錄的大多數都是適合10—15歲兒童閱讀的外國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兒童文學作品與兒童閱讀能力脫節的狀況。此時在翻譯方法上也有較大改進，改變了過去以“改譯”為主的翻譯方法，代之以“直譯”的方法。與改譯相比，直譯更加忠實于原文，能更加真實地將外國兒童文學作品展現在讀者面前。比如夏丏尊在翻譯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代表作《愛的教育》時，就曾經對照英文版和日語版，以求忠實原文。英國文學家路易斯•加樂爾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也是一本難以翻譯的兒童文學作品，趙元任在翻譯該部作品時，先是仔細閱讀了原著，然后再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翻譯出來，最后再與原著反復對比。正是趙元任堅持直譯的態度，加上他深厚的外語水平和語言文字功底，使得他翻譯出來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在風格上十分接近原著，堪稱當時兒童文學作品翻譯的典范。關于直譯，周作人在評價穆木天翻譯的《王爾德童話》時如此說道“：關于譯文我沒什么好說的，但地名的譯義似乎還有可商榷的地方。”據此可以判斷，在周作人看來，兒童文學作品直譯的關鍵在于對每一個字都要達到斤斤計較的程度。

3.實現譯文古文體向白話文體的轉變。在晚清時期，受中國傳統古文體的影響，很多兒童文學作品翻譯都是用古文體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并且很多譯文基本也沒有使用標點符號，而是使用傳統的“句讀”符號，這對于兒童而言，十分不利于閱讀和理解，即便是成年人，很多譯文也難以讀懂。進入民國以后，特別是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國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在表現形式上有很了大進步，開始由古文體向白話文體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周作人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深刻指出陳家麟、陳大鐙所翻譯的文言文版的安徒生童話《火絨匣》是兒童文學的“絕對不幸”，把兒童語言變成古文，完全抹殺了安徒生童話的特色。為此，他還專門拿出了自己所翻譯的白話文譯文與陳家麟、陳大鐙的譯文進行比較。比如在陳家麟、陳大鐙的譯文中有這樣一句話“：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經過。步伐整齊。背負行李。腰掛短刀。”周作人指出這句話應該這樣翻譯“：一個兵沿著大路走來———一、二！一、二！他背上有個背包，腰邊有把腰刀。”通過比較分析，周作人認為，不能用深奧難懂的古文翻譯外國兒童文學作品，而應該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如此更加符合兒童的閱讀需求和特點。為了實現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形式的根本轉變，魯迅在翻譯荷蘭童話作品《小約翰》時，對于一些難懂的動植物名詞，還用了白話文注釋，大大提高了兒童文學作品的通俗性。

二、清末民初兒童文學作品翻譯對近代文學的影響

郭沫若曾經指出“：無論哪個民族的文化，在變革時期都會對本國文化的質變發揮觸媒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文化為我國文學、文化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兒童文學的萌芽，始于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而清末民初正是我國兒童文學翻譯的初始期，因此，清末民初的兒童文學翻譯為我國兒童文學的萌芽與發展都作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在我國本土兒童文學極度缺乏的時代，大量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的出現，為中西兒童文學和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梁，使中國的文學逐漸從古代過渡到近代。不僅如此，清末民初兒童文學翻譯選材與翻譯方法的改進，譯文文體形式的轉變，都為我國近代文學翻譯提供了良好的經驗借鑒，豐富了我國近代時期關于文學翻譯的研究，為我國文學翻譯走上規范之路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作者：楊云桃單位：河南經貿職業學院外語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