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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圖書館學刊雜志》2015年第四期

1清末譯書的內(nèi)容和種類

據(jù)《中國近代出版史料》統(tǒng)計，1880—1904年，漢譯日文書共2，200多種，其中自然科學260多種，應(yīng)用科學近400種，社會科學近1，400種，其他200余種，社會科學約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譯書主要是以社會科學為主，而在社會科學中又更側(cè)重政治理論讀物，這顯然是與譯書學人的政治要求是相一致的，因為這些人留學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先進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國的民族危亡，故而他們充分利用通曉日文的優(yōu)勢翻譯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書籍，如《憲政論》(菊地學而著、林桀譯)、《日本議會史》(工藤武重編、汪有齡譯)、《萬國憲法比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譯)、《歐美政體通覽》(上野貞吉著、巔涯生譯)、《國家學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鏡譯)、《國民公私權(quán)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譯)、《政治泛論》(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譯)等。僅次于政治學的是教育學。留日學生把教育看成振興中國的基礎(chǔ)，大力倡導興辦學校，而新學堂的設(shè)立急需大量的教科書，因此解決教科書問題成為當務(wù)之急。這種客觀形勢直接促進了留日學生對教育類書籍的翻譯。《游學譯編》《譯書匯編》等期刊專設(shè)教育專欄，介紹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論，風格流派，企圖以其開民智，促進中國教育。例如劉揆一翻譯了日本高等師范學校教師內(nèi)藤慶助編著的《小學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為親切”［11］;湖南編譯社翻譯了《學校實踐管理法》，所刊廣告直接切中中國教育界之要害“中國言學校數(shù)十年矣，而造就無人……是故因?qū)W課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強調(diào)翻譯該書的目的是“以餉國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書、教育理論方面的書籍，留日學生還翻譯了有關(guān)教育管理方面的論著，如編譯出版了日本的教學大綱《新譯普通學科教授細目》，日本中野禮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紀歐洲教育之大勢》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讓中國人了解“歐洲各國教育發(fā)達之原因”［11］。可以說，留日學人翻譯的這些圖書，為當時的中國教育界指明了學習的方向，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藍本，在當時的教育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這批圖書也受到了廣大教育者的好評。除了政治學和教育學，留日學生還翻譯了大量其他學科的著作，如哲學、史學、宗教學等等。學人們編譯了數(shù)十部亡國史，如《近世亡國史》《波蘭衰亡史》《印尼滅亡史》《朝鮮亡國史》等，冀圖以史為鑒，喚醒中國人的救國熱情。傾向革命的留日學生則大量編譯資產(chǎn)階級革命史書，如《美國獨立史》《法國革命史》《意大利獨立史》等，這些書籍為中國革命青年指明了正確的方向。此外，學人們還編譯了許多理論書籍，如哲學方面編譯出版了《哲學綱要》《哲學大觀》等;史學理論方面有湖南編譯社出版的《史學原論》;宗教學方面有留日學生編譯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倫理與宗教之關(guān)系》等。除了上述譯書種類，留日學生還翻譯了包括經(jīng)濟學、軍事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數(shù)十種類別的書籍，內(nèi)容廣泛，他們通過翻譯活動將世界上最新的知識帶到中國，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

2清末譯書活動的影響

2．1推動了清末教育變革的進行留日學生的譯書活動，推動了清末教育變革的進行，促進了中國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據(jù)許多參與編譯圖書的學生回憶，那時他們在學堂用的教科書，多為這些留日學生的譯本。留日學生對教育變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將各種新式教科書引進學堂。1900年以后，由留日學生組成的翻譯團體，如譯書匯編社、湖南編譯社、教科書編譯社等，都曾編譯過大量教科書，涉及歷史、地理、教育、法制、經(jīng)濟等方面內(nèi)容，一些留日學生回國后仍繼續(xù)從事教科書編譯工作。1903年，京師大學堂刊有《暫定各學堂應(yīng)用書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學生所譯，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譯《歐羅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吳啟孫譯《大地平方圖》及《五大洲總圖》，楊廷棟著《理財學教科書》，何橘時譯補《中學生理教科書》，水島久太郎著、陳榥譯補《物理學》等。當時出版界的龍頭———商務(wù)印書館甚至“招聘不少歸國的留日學生，出版各種新式教科書。這批教科書大部分以日文書為藍本編纂而成”。雖然留日學生所譯的教科書總體看來比較粗糙，如“取材過于日本化”，“日文語氣太重”等，但晚清留日學生的譯書活動畢竟邁出了由舊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的教育內(nèi)容，為中國教育注入了一絲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極大地震撼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界。同時，這批譯書滿足了國內(nèi)新式學堂發(fā)展的需要，推動了清末教育變革的進展，為更好地改造傳統(tǒng)教育積累了經(jīng)驗。

2．2促進了新思想、新概念的傳播留日學生的譯書活動，使西方文化廣泛傳播，讓中國人民接觸到外國各種先進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這股譯書熱潮，對提高中國人的思想文化水準無疑是不能低估的，許多新思想、新概念都是通過譯書得到傳播的，一些新興詞匯都是由留日學生首先使用，并經(jīng)由他們傳到中國，并被中國人民廣泛接受。如“帝國主義”一詞，就是由留日學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開智錄》在“論帝國主義之發(fā)達及二十世紀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國主義就是“侵略主義”“擴張版圖主義”“膨脹主義”，此后“帝國主義”一詞被廣泛使用。另外，“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詞也是由留日學生首先使用的。《譯書匯編》第七期在翻譯日本法學博士失野為之的《經(jīng)濟學研究之方法》一文時，首先使用了“經(jīng)濟學”一詞;而戊戌時期嚴復等人在介紹歐洲社會學時一律稱為“群學”，直到1902年留日學者章太炎在翻譯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會學》一書時首次使用了“社會學”一詞。上述數(shù)個新名詞的出現(xiàn)都為當時中國迂腐陳舊的思想界注入了一絲新鮮活力。可以說，留日學生對這些外來文化的接納和吸收，促進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貢獻。

2．3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chǔ)留日學生所譯書籍廣泛介紹了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政治學說，沖擊了中國封建文化，為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chǔ)。如湖南留日學生楊毓麟撰寫的《自由生產(chǎn)國生產(chǎn)史略》在《游學譯編》上連載，詳細介紹了美國的誕生和發(fā)展，同時結(jié)合中國實際，暢談體會和感想，他寫到，“欲造國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發(fā)動之前，為其做了大量的輿論準備，直接反映辛亥革命前的歷史的譯作，有日本宮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譯的《三十三年落花夢》［15］，此書秘密流行在民間，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起到了強有力的革命宣傳作用。

3結(jié)語

清末的譯書活動將翻譯重心集中于日文書，改變了之前以譯歐美書刊為主的局面，尤其是留日學生，在清末譯書活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所譯的著作，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如質(zhì)量較低，甚至有些錯誤等，但這并不能磨滅留日學生譯書的影響，曾親自參與譯書活動的劉禺生說道:“溝通歐化，廣譯世界學術(shù)政治諸書，中國開明有大功焉。”［16］，這句話也可作為當事人甚至后人對這一批譯書學人最好的評價。

作者：杜京容 單位：南京曉莊學院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