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與國外投資環境的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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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內一直以來的低成本要素更是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強有力地推動因素。另一方面，ASEAN各國的由于各自市場規模的限制，市場因素遠遠不能與中國相匹敵。但是隨著AFTA的深化發展，統一的市場逐步形成，作為經濟體的ASEAN在需求方面也與中國形成了強有力的競爭力。而供給方面，由于ASEAN內部經濟發展階段的多樣性，為日本企業留有了將成本要素和市場要素分開考慮的余地。1.日本企業對ASEAN5的直接投資規模超過中國。由圖1所示，2010年日本企業對ASEAN5的直接投資規模81.55億美元，中國該數字為72.52億美元。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日本對ASEAN5的直接投資環比增長高于中國。2.在ASEAN內部可以看出，日本企業的投資重點在向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等低成本國家轉移3.如圖2所示，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09年以后，中國利用外資額呈現大幅增長特征，在201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1057.35億美元，其中利用日本企業直接投資額41.05億美元。4.此外，根據針對日本企業一項今后三年希望開展事業目的國的調查顯示，雖然中國在2011年調查時點處在第一名的位置，但是由該調查顯示，這一比例已呈現下降趨勢。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呈現上升趨勢的ASEAN低成本國4.如圖3所示，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的《我國制造業企業海外事業展開調查》顯示，2008年后，隨著經濟的緩慢復蘇，日本制造業企業在東亞地區主要國家的收益滿意度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且泰國及印度尼西亞的收益滿意度超過中國。中國收益滿意度基本與該地區的滿意度平均水平持平。5.此外，通過表1我們可以看出，在2010年對于日本企業而言認為降低其收益的主要因素除市場競爭以外，處在第二位的因素便是降低成本的困難。而“因經濟景氣變動所造成的市場規模的縮小”僅在占到第5位，這也與在08年以后日企在東亞地區收益滿意度上升相一致。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在09年以后日本企業加大了對東亞地區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但是，其投資的重點更加側重ASEAN，特別是ASEAN中低成本國家，這些國家對中國在投資成本方面形成了較大競爭。即本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大幅度增加,而向中國的投資大幅度減少;中國從其他國外引資在增加,而從日本引資大幅度減少。盡管如此，基于全球競爭的觀點，由于處于全球產業中的企業有必要對其競爭對手所處的市場進行投資，盡管這個市場極具利潤的或是在全球市場銷售中所占份額極其微弱，因此弄清當前我國在投資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以及比較劣勢，完善我國投資環境，穩定外資來源，使其繼續成為我國社會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成為重要研究課題。

一、中國與ASEAN投資成本的比較分析

一方面，隨著東南亞地區AFTA的進一步深化發展，地區統一市場的形成，中國在市場因素的競爭優勢將逐步面臨更大的競爭；另一方面，數據表明日本跨國公司在東亞地區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垂直型直接投資，即基于東亞各國間要素稟賦差異已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生產效率為目的的直接投資。正因為如此，由于近年來中國在成本方面的快速上升，迫使日本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向ASEAN各國轉移。本文運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調查數據并進行相應處理，通過比較兩個主要經濟體勞動成本、土地成本、公共費用、運輸費用以及稅收成本等方面的投資成本。由于獲取數據所限，本文主要關注了各個國家的首都城市，并以此為代表進行分析說明。

(一)勞動成本

在勞動成本中分為制造業和非制造業兩類，同時在制造業內部按職位分為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職；在非制造業內部分為事務職和管理職(課長級以上)。圖4比較了中國以及ASEAN5制造業勞動成本。可以看出，除作為發達國家的新加坡以外，中國工人的月工資位于各國之首。其中，越南制造業工人的月工資僅為111美元，而中國工人的月工資為538美元，是越南的近5倍。此外，技術人員的勞動成本略低于馬來西亞。位于東亞主要國家的第三位。而非制造業中，中國普通事務職員工的勞動成本為854美元，位于新加坡的2233美元和馬來西亞的920美元之后，居于第三位。而與同樣作為主要被投資國的ASEAN低成本國家相比，不管是普通事務職勞動成本還是管理職勞動成本，中國都要高于其他國家。此外，從2011年名義工資上漲率來看，中國為13%，菲律賓為5.45%,馬來西亞5.91%，泰國為6.5%。同樣可以看出，中國的勞動成本上升壓力非常明顯。

(二)土地成本

由于日本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主要采取新建現地企業的方式，因此，土地購取價格以及工業園區的租金等價格與M&A模式相比，就顯得愈發重要。在土地成本中，我們將比較類別主要分為：工業園區的租地成本、事務所在市中心的租賃成本以及市中心商鋪的租金成本等三類。其中，工業園區的租地成本主要影響制造業企業，市中心商鋪租金主要影響服務業企業，而事務所租金通常會影響到兩類企業。通過圖6的比較我們明顯看出在東亞地區主要被投資地區中，中國的各類成本遠高于同類型的中低成本國家。例如，中國工業園區的租地價格平均為每月4.75-7.12美元/平方米(2011數據)；而在ASEAN主要國家中，最高的為泰國每月6.95美元/平方米，其次菲律賓為每月2-6美元/平方米。除此之外，越南為每月0.166-0.188美元/平方米，柬埔寨僅為每月0.091美元/平方米。因此制造業工廠首先采取的戰略是向中國內陸地區轉移。但同時，考慮物流成本、運輸成本等因素，更多的工廠更傾向于向東南亞低成本國家轉移。

從主要影響第三產業的市中心商鋪的租賃價格來看，中國平均為每月125美元/平方米，越南為每月25-85美元/平方米，而成本較低的馬來西亞僅為每月18.31美元/平方米，緬甸為每月15美元/平方米。由于日系企業多采用在工業園區設立工廠、在市內設立辦公事務所的方式，因此市內事務所的租金通常既會影響第二產業企業，也會影響到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企業。通過圖6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事務所租金于較高水平，基本與市內中心地區的商鋪租金價格持平。相似的價格結構還有菲律賓、柬埔寨和越南。比較特殊的價格結構為馬來西亞和緬甸。這兩個國家的事務所租金要高于市中心商鋪租金。但由于，其價格絕對水平的低廉，因此對日本企業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三)公共費用及運輸費用

除上述兩類主要投入成本外，企業直接投入成本構成中還包括公共費用、運輸費用以及稅收成本。在這一子目中主要分析公共費用及運輸(流通)費用。公共費用中主要包括了電費、水費以及燃氣費用。由表2可以看出，中國與ASEAN各主要國家大都采用工業用費用高于一般生活用費用的結構模式，以及水費和電費多采用階梯價格結構。其中較為特殊的價格結構為，新加坡工業用公共成本價格低于生活用成本價格；越南針對不同產業實行產別價格政策，例如，越南制造業電價成本低于生活用電價成本，而服務業電價成本高于生活用電價成本，可以從成本側面看出越南政府吸引制造業投資的政策傾向。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在與資源密切相關的公共費用成本層面，中國并為顯現出前兩類成本投入的較為特殊的高水平特征。因此，不難想象，隨著中國政府進一步調整資源價格，例如，產業間的差別電價以及整體價格的提高，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的公共成本提高的壓力進一步上升。基于數據的取得及可比性，本文主要關注了汽油價格、輕油價格以及標準貨柜的海運成本。根據圖7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與ASEAN主要國家相比，在汽油以及輕油價格上并無顯著差別。同時，由于當前中國的汽油價格政策，在中期內汽油及輕油價格并不會形成影響中國投資環境的主要因素。此外，按每一標準貨柜的運輸價格成本的簡單平均值比較，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國的每一標準貨柜的運輸成本與ASEAN主要國家相比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見圖8)

(四)稅收成本

根據中國與ASEAN主要國家的稅率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企業法人稅方面，中國的法人稅稅率平均為17%，低于ASEAN主要國家平均20%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在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等方面中國稅收成本明顯高于ASEAN平均水平。例如，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盡管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的是累進稅制，但是，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可達到45%，與所有的ASEAN主要國家相比處在最高水平。此外，隨著中國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作為外資企業的日系企業在稅收成本方面的壓力存在進一步上升的風險。

二、結論及今后課題

通過以上本文從企業直接成本的角度對中國以及ASEAN主要國家勞動成本、土地獲取成本、公共費用成本和運輸費用成本、收稅成本等方面的對比分析可知，前影響我國直接投資環境的成本因素主要在于勞動力以及土地等傳統投入要素的價格，而涉及水、電等能源要素的價格我國尚處在較低水平，并存在著進一步上漲的壓力。特別是與ASEAN低成本國家相比，目前這些國家已與我國形成替代關系。因此，為了穩定外資來源，使其成為我國社會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特別是針對日本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同時也是對華直接投資大國，因此更應關注企業關心的問題，完善企業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法律環境、制度環境；另一方面，以及繼續擴大內需，開放國內市場，以此平衡我國在傳統投入要素價格方面上升帶來的壓力。在今后研究課題方面，由于企業投資環境微觀數據取得較為困難，本文分析是主要采用的是截面數據。今后如何準確迅速獲取該方面的時序數據成為重要的研究任務。并在獲取時序數據的基礎上在更長時間的范圍內采用實證的研究方法，確定各因素對日本企業對東亞直接投資這一特定對象的影響程度，進而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作者：王宇擎單位：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