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投資論文2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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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一)調查基本情況說明

在調查研究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影響因素的過程中，由于調查對象為農村家庭的父母，考慮到其文化程度不高，為保證調查的客觀真實性，采取了訪談與問卷相結合的方式。2013年4月，為保證調查對象的代表性，我們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選取了江西省內經濟較為發達的南昌市、經濟發展居中等水平的撫州市以及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吉安市三個地級市的農村地區進行了隨機調查，調查對象為家有高三在讀子女的農村家庭的父母，共發放調查問卷235份，回收224份，回收率為95.3%;有效問卷212份，有效率為94.6%。

(二)變量的選取及統計方法

選取“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意愿”作為衡量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因變量Y，投資意愿從“很不愿意”“不太愿意”“一般”“比較愿意”到“非常愿意”共劃分為5級，統計時分別用1、2、3、4、5來標識。調查共選取了25個自變量作為影響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因素，分別以X1，X2，…X25來編碼。現將自變量的統計方法作如下說明:

第一，父母因素中，選取“X1父親受教育程度”“X2母親受教育程度”“X3母親決策權”“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6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決大學學費”等6個變量來反映。X1和X2兩個變量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分為5級;X3設為虛擬變量，即劃分為“是”(=1)與“否”(=0);X4按利己程度由低到高分為5級;X5按收入值由低到高分為5級;X6設為虛擬變量，即分為“是”(=1)與“否”(=0)。

第二，子女因素選取“X7就讀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學習態度”“X8就讀高三的子女性別”“X9家庭子女總數量”三個變量來反映。X7具體包含“學習成績好壞”“學習態度”“做事能力”“做事的精力集中情況”“興趣愛好廣泛度”“讀大學的意愿”等6個子變量，分析時采用德爾菲法將各子因素的權重分別對應設置為:0.18、0.16、0.15、0.16、0.15、0.2(權重總和為1)，采用加權平均法得出“就讀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學習態度”的數值;X8設為虛擬變量，劃分為“女”(=0)與“男”(=1)。X9的最小值為“1個”，最大值為“4個及以上”。

第三，家庭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選取“X10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X11家庭所在地經濟發展狀況”“X12家庭周邊鄰里對子女讀大學的態度”三個變量來反映。X10按經濟發展狀況由低到高分為5類;X12按態度由消極到積極分為5級。

第四，擬選擇高校的因素通過“擬選擇高校的地理位置”“擬選擇高校的層次與類別”“X22擬選擇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三個變量來反映。“擬選擇高校的地理位置”變量具體則由“X13是否選擇位于家庭所在地附近的省內城市的高校”“X14是否選擇離家庭所在地較遠的省內城市的高校”“X15是否選擇位于中西部地區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6是否選擇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外城市的高校”等4個子變量反映，各變量以虛擬變量的形式編碼為“1=會選擇”“0=不會選擇”;“擬選擇高校的層次與類別”具體則以“X17是否選擇就讀重點本科院校”“X18是否選擇就讀普通本科院校”“X19是否選擇就讀獨立學院或民辦本科院校”“X20是否選擇就讀公辦高職高專院校”“X21是否選擇就讀民辦高職高專院校”5個子變量來體現，各變量都以虛擬變量形式編碼為“1=支持子女上學”“0=讓子女放棄讀書”;X22則按照資助政策對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選擇的影響由小到大劃分為5級。

第五，高等教育成本因素以“X23讀大學的直接成本”和“X24讀大學的間接成本”兩個變量來反映。X23通過家庭所能接受的上大學的最高學雜費數量來考察;X24則通過子女選擇務農或選擇打工所獲得的預期收入兩個因素來體現，并分別賦以0.4和0.6的權重來計算獲得“X24讀大學的間接成本”變量的分值。

第六，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因素劃分為“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兩大類、共有“教育質量風險”“專業選擇風險”“就業風險”“教育過度風險”“個性風險”“預期收益風險”7個二級指標。風險指標在問卷中均以“發生某風險后家庭會不會覺得讓子女讀大學是不劃算的”來體現，劃分為“肯定不會”“不太會”“有可能會”“比較會”“肯定會”5級，分別賦值1、2、3、4、至5，分別代表風險認知由低到高的水平。各種風險因素利用德爾菲法測出權重，然后利用加權平均法算出“X25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因素的總得分。

(三)計量模型及回歸結果

“X4父母利己程度”“X5家庭年收入”“X7就讀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學習態度”“X12家庭周邊鄰里對子女讀大學的態度”“X16是否選擇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外城市的高校”“X17是否選擇就讀重點本科院校”“X18是否選擇就讀普通本科院校”“X22擬選擇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X24讀大學的間接成本”“X25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等10個自變量順利進入了模型，它們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而其它因素由于顯著性水平未通過檢驗、共線性等原因無法進入模型。

1.父母因素

“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和“母親的受教育程度”與因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分別是0.021(P=0.757)、0.056(P=0.419)，且兩因素在進行逐步回歸分析中的顯著性檢驗值均偏大，故未納入回歸模型。這可能是因為農村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對其決策并無顯著影響。“母親決策權”未進入模型可能是因為隨著農村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母親在家庭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特別在對孩子是否讀大學這件事上，和父親一樣有決策的權力，因而其對決策的影響并不明顯。“父母的利己程度”變量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為考察“家庭年收入”變量對“父母的利己程度”變量的影響，我們進行了兩者相關性的檢驗，pearson相關系數為－0.258，兩者并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因此，仍可以認為，父母越是考慮自身利益，不讓子女上大學的可能性越大。反映家庭學費支付能力的兩個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大小不一。“家庭年收入”對因變量有比較顯著的影響，說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供孩子讀書，也越有可能投資高等教育;相反，家庭收入水平越低，越是希望孩子盡早參加工作，為家庭分擔經濟壓力。“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決大學學費”變量則無法進入模型，這說明大學學費無論是否依靠家庭自身力量解決都不會對農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決策產生明顯的影響。

2.子女因素

“就讀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學習態度”變量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有較為顯著的影響，變量回歸系數為0.147，P=0.017。結果說明農村家庭的父母已注意考察孩子的學習情況、綜合能力，并且日益尊重孩子讀大學的意愿。“就讀高三的子女性別”變量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無法進入模型，但其與因變量有較高的相關性。但是，負相關的結果卻超出了我們的預期，這說明農村家庭可能更愿意讓女孩兒讀大學，這或許是因為在農村，男孩放棄上大學可能會比女孩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收入。“家庭子女總數量”與因變量呈負相關(pearson相關系數為－0.071)，這說明家庭子女數量越多，農村家庭可能基于經濟壓力而選擇放棄高等教育投資。但是，由于其變量系數未通過顯著性檢驗(P=0.257)，被剔除出模型。

3.家庭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

“家庭周邊鄰里對子女讀大學的態度”變量的回歸系數為0.147，P=0.017，表明該變量對農村家庭讓子女讀大學具有比較顯著的影響。可見，農村家庭所處的相對封閉的人文環境和光耀門楣的傳統社會觀念對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決策影響顯著。“家庭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家庭所在地經濟發展狀況”兩個變量均無法進入模型，說明當地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等客觀條件不會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產生較大影響。這也可能是因為我們選取的調查地區均位于中部欠發達地區的江西省，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狀況并無顯著差異。

4.擬選擇高校的因素

如前文所述，“擬選擇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擬選擇高校的層次與類別”分別分為4個子變量和5個子變量，也就是重點考察高校所處的不同地區及高校所處的不同辦學層次和類別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影響程度。“擬選擇高校的地理位置”方面，除“是否選擇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外，其它幾個變量均無法進入模型，這說明位于東部地區的省外城市的高校對于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有比較顯著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高校以及省內高校與家庭距離的遠近與否則沒有明顯影響;“擬選擇高校的層次與類別”方面，除“是否選擇就讀重點本科院校”和“是否選擇就讀普通本科院校”外，其它幾個變量均無法進入模型，這說明重點本科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對農村家庭有較大的吸引力，而其它較低層次的院校則對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無顯著影響。“擬選擇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變量進入了模型，其回歸系數是0.062，P=0.043，說明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由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村家庭經濟壓力，則會促使農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資決策。

5.高等教育成本因素

“讀大學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學雜費)變量未進入回歸模型，而“讀大學的間接成本”(機會成本)變量進入了模型，其回歸系數為－0.209，P=0.001。這說明，“讀大學的直接成本”對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資決策影響不大，而“讀大學的間接成本”則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意愿”有顯著影響，且兩者呈負相關。這可能是因為隨著農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家學生資助政策的實施，農村家庭對于讀大學的學雜費敏感度下降，而更加理性地將讀大學與直接就業進行收益對比，從而綜合考慮高等教育投資是否更有利于子女的發展。6.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因素“高等教育投資風險”變量進入了模型，該變量的回歸系數是－0.193，P=0.003，它與“高等教育投資意愿”呈現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農村家庭已經具備一定的投資風險意識，這與上述“讀大學的間接成本”對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影響相互印證。

二、結論及政策建議

第一，“父母利己程度”是影響農村家庭做出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農村家庭的父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很有可能放棄讓子女讀大學。本文認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村家庭開始對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產生了質疑，因而有可能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投資于高等教育。

第二，“讀大學的間接成本”對農村家庭的父母讓子女讀大學會產生較為顯著的影響。結合“高等教育教育投資風險”因素的回歸結果，本文認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村家庭已經開始認識到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性，并且由于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現狀，促使很多家庭寧可讓子女盡早外出工作也不讀大學。因此，國家應當采取措施，為畢業生提供更好的就業環境，提升高等教育的培養質量，提高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和收入水平，增強高等學校的吸引力。

第三，“家庭年收入”變量的顯著性說明家庭自身的經濟條件仍然會對父母是否讓子女上大學產生重大影響，結合“擬選擇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的回歸結果，反映出國家對于大學生的資助政策仍顯不足，需要進一步完善高校助學貸款等資助政策。同時，國家也應采取措施切實提高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擔能力。

第四，“就讀高三的子女能力及學習態度”會對農村家庭投資高等教育產生一定的影響，這要求我們需要進一步提高基礎教育的教育水平。對于農村地區而言，在父母加強家庭教育的同時，教育部門和社會各界應當對農村家庭的子女特別是留守兒童提高教學水平、加強教育管理、做好人文關懷等工作，使他們保持積極健康的身心狀態，提高綜合素質。

第五，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家庭的思想觀念也在逐步發生改變，子女的性別、家庭中子女的數量已不再是影響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

第六，“家庭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的影響程度是有限的，只有“家庭周邊鄰里對子女讀大學的態度”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的影響較大。這說明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當地的教育和人文環境會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產生比較重要的影響，我們應當努力改善農村地區的教育環境，營造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氛圍。

第七，“擬選擇高校的因素”中的“擬選擇高校的學生資助政策”變量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有一定影響，而從“擬選擇高校的地理位置”和“擬選擇高校的層次與類別”來看，由于院校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或高校層次與類別的差異而對農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資行為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具體而言，農村家庭對于高校的地理位置、高校層次與類型等客觀條件并不十分敏感，只是對東部地區高校及重點和普通本科院校有一定的傾向性。

作者：樂志強盧曼萍周楊平單位：江西農業大學

第二篇

一、弱勢群體高等教育的投資風險相關概念的確定

(一)弱勢群體的界定

弱勢群體是指由于多種原因致使其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權益保護、競爭能力等方面處于困難或不利境地的人群，弱勢群體亦被稱為處境不利群體。弱勢群體主要指貧困農民、進城民工、下崗職工及其他低收入人群。文章所研究的弱勢群體主要是針對家庭經濟困難、可支配收入低微的群體，包括城市經濟低收入人員，農村經濟收入水平低人群，農村進城務工且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的人員等。

(二)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界定

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是指個人及家庭對高等教育投入的成本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從投資理論的角度講，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是投資者為了獲取收益將資本投入高等教育領域的投資活動過程，由于內外環境造成各種變量的不確定性致使投資者不能獲得預期收益或所面臨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家庭投資高等教育的意愿是基于投資收益及其風險大小的衡量。人類的本性是趨利避害，根據“經濟人假設”原理，人們扮演投資者的角色，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同時，盡可能規避或減少風險。對于可支配資源有限的弱勢群體來說，對子女進行高等教育投資是“傾其所有”、“把雞蛋投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高成本、高風險投資。高等教育投資所具有的收益不確定性，投資收益間接性、周期長，人力資本流動性弱的特點在無形中增加了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

二、國內關于高等教育的投資風險研究現狀

根據國家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制和國家教育經費收費制度的轉變，作為教育體系最高層次的高等教育屬于投資行為的一種，其必然具有投資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不可避免的會帶來一定風險。國內很多學者對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進行的相關的研究。如侯晶晶認為由于社會經濟中存在著各種不確定和未知因素，高等教育投資不一定能給投資者帶來預期的收益。因此，高等教育投資是存在風險的。賀永革認為個人教育投資風險主要有投資者更高的風險偏好、風險更難被規避轉移、教育投資具有更加劇烈的影響三個特點。民族地區相對較為封閉，生活習慣、文化背景等與其他地區存在的差別使得其難以理解在自己原來生活條件下未曾接觸過的知識難于在全國統一的起跑線上獲得公平待遇，加大了投資風險。趙江濤，聶紅梅認為通過慎重選擇專業和高校、提高大學生就業率、保障高校教育質量、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助學體系來防范和規避家庭教育的投資風險。張振華，王寰安認為對教育投資的長期收益的預測難度很大，教育投資的收益是無法控制的，他提出人具有成長的不確定性，未來市場供求變化、產品或勞務需求、資本價格等也是無法預見的，科技進步的速度也往往與人們的預期出現較大的距離。馬曉強認為教育投資對于家長及學生主體存在風險主要是因為個人教育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或易變性和個人教育投資損失的可能性或損失的不確定性。閆杰，聶亮在大學生就業困難的背景下，投資高等教育的風險明顯增大，家庭投資高等教育趨于多元化的價值取向。王明進對家庭教育投資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在我國，女性的教育投資風險高于男性，以地域比較分析得，我國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的教育投資風險高于其他地區，這也與經濟發展程度不無關系。綜上所述，學者們普遍認為家庭高等教育投資存在風險，而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決策也受到家庭對其風險的衡量。但在教育經濟管理中，針對弱勢群體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研究較少，且缺乏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分析弱勢群體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弱勢群體在進行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時，由于多種因素的制約沒法理性對高等教育投資存在的風險進行判斷，致使盲目決策。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進行分析，探討其風險來源及應對策略，以促進弱勢群體子女享受教育的均等機會。

三、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風險

(一)學業競爭風險增加

弱勢群體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效果，即順利完成學業工作掌握技能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未來職業的選擇、工作的性質、職業生涯的規劃及收入狀況。在進入大學前，弱勢群體由于對高等院校、專業的信息獲取能力有限及判決能力局限，往往在院校和專業的選擇上缺乏前瞻性和市場意識，出現“隨大流”現象，導致受教育者沒法將專業選擇與自我認知進行有效的匹配，出現專業不對口情況，受教育者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受挫，荒廢學業;再者，“中國大學在培養失業大軍———不適合立即就業的人”的言論又一次引發了國人對大學教育質量的質疑，勾起了弱勢群體“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大學擴招以來，學生人數、師資數量及院校規模較之以前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其并沒有與教學質量同比增長。有些大專院校升級為本科大學后，其教學水平并沒有達到本科的教學和科研水準，而是停留在專科水平。甚至還有些高等院校在大學教育價值認知上出現偏差。弱勢群體子女受教育者在入學前對高等院校的師資實力、教學管理等信息了解不透，對高等院校之間教育質量，教學理念信息的不對稱使其盲目地選擇學校。大學專業和高等院校選擇上的“隨大流”和盲目性給弱勢群體子女受教育者帶來高等教育投資風險。

(二)就業競爭愈加激烈的風險

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看，作為能夠獲取高收益投資回報的一種投資行為和方式的高等教育，它是源于人力資本理論。教育經濟學理論:作為家庭高等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夠獲取高收益的這一基本假設是以受教育者能找到合適就業單位為前提的，否則教育投資就不一定是件合算之事，存在潛在風險。從教育與就業關系角度，教育與就業之間本來就具有不確定性，使得子女即使讀了大學也并不意味著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從當前就業形勢來看，高校擴招致使每年大學畢業生數量劇增，社會就業競爭越發激烈，2013年堪稱“最難就業年”。高校畢業生獲取就業機會的幾率就愈小，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用人單位沒法確切了解在校畢業求職者的能力是否與單位需求相一致，其往往偏向選擇弱勢群體子女就讀數量相對較低的重點院校。這恰恰又是由于在選擇院校前，弱勢群體獲取高校及專業信息弱化致使其在院校及專業上處于被動的不利地位。從社會資本角度來看，在人情味甚為濃厚的中國，在就業過程中，社會資本豐厚對于畢業求職者獲得一份待遇豐厚的理想工作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優勢群體的家庭社會關系網及社會資本較之弱勢群體具有毋庸置疑的優勢，社會資本能使優勢群體降低其就業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使其更易于獲得理想的工作。社會資源匱乏的弱勢群體顯然不能在就業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沒法改變原來的不利境地，反而增加就業的風險。就業風險的增加擴大了弱勢群體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

(三)弱勢群體家庭財產相對集中和靠借貸進行子女高等教育投資增加了投資成本風險

成本是高等教育投資行為產生的基本條件。對于弱勢群體家庭來說更是如此。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高等教育的間接成本又稱為機會成本，主要包括因放棄勞動而取得的收入。由于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工資待遇有差異，弱勢群體因放棄勞動取得收入的機會成本難以科學量化，在此主要探討直接成本對弱勢群體造成的風險。家庭高等教育投資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學費、住宿費、學習用品費、交通費，考試費、生活費及其他費用支出。隨著國內物價的飛速上漲，高等教育學費遞增，受教育者生活費等累計超出弱勢群體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為了供其子女上大學，部分弱勢群體家庭高舉債務，屢降生活標準，甚至傾家蕩產。盡管國家相關部門試圖通過設立獎助學金、助學貸款等措施來緩解弱勢群體的經濟壓力，但獎、助學金的金額低，涉及范圍小;助學貸款的手續繁雜，名額有限，沒法滿足廣大高等院校弱勢群體學生對貸款的需求;助學貸款的還款模式嚴厲。對于弱勢群體家庭的信貸學生來說，畢業后短期難以找到待遇豐厚的理想工作，收入欠穩定，并且除了要解決個人的基本衣食住行問題，還需貼補家用，在其畢業之后一兩年內還清貸款實屬不容忽視的有型壓力。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大學生畢業后無法在銀行限定的時間內還清貸款而遭受起訴的實例屢見不鮮。高等教育投資的直接成本是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弱勢群體家庭做出家庭高等教育投資決策時必須考慮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四)家庭高等教育的投資收益不確定性風險

蘇曉旺、董路認為，高等教育投資風險是高等教育投資預期的不確定性。其風險的大小取決于投資成本和預期收益的對比，又受到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宏觀經濟形勢、勞動力市場分割情況等的影響。理論上，只有收益超出成本，投資預期收益有可能最終實現的基礎上，投資主體才會做出投資決策，否則將會減少投資或者不投資。原本就處于不利境地的弱勢群體家庭作為高等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必然要經歷一個對高等教育成本和收益的權衡過程。由于高等教育投資所具有投資周期長、收益間接性和滯后性、成本不可逆轉等本質特性，其投資的未來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未來工作單位、工作性質的不確定性致使弱勢群體子女未來收益存在風險。隨著高等教育由“精英式”走向“大眾化”，高校連年擴招、每年高校畢業生批量式生產涌向市場，就業競爭劇烈，弱勢群體子女受到教學質量風險影響會加劇其就業競爭劣勢，其高等教育個人預期收益風險也因此而增加。相反地，現實中技術工人的就業機會及薪酬待遇逐年上漲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也構成弱勢群體子女大學畢業生收益的機會成本增加。就算弱勢群體子女畢業后能夠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就業競爭中脫穎而出順利就業，但面對大部分弱勢群體子女由于種種原因普遍成為工薪階層，收入低微、衣食住行物價上漲、信貸債務、貼補家用、結婚、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等造就其經濟生存能力低，惡性循環演變為新一代弱勢群體。從這個角度看來，弱勢群體試圖通過對其子女進行高等教育投資獲取收益改變弱勢的不利境地的做法反倒會增加其投資風險，造就“二代弱勢群體”。

四、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防范與規避對策

投資的回報要通過風險的調整才能實現最大化。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不得不面對學業競爭越發激烈、就業競爭壓力上升的風險;更無法回避高等教育投資所帶來的債務成本風險，預期收益風險。為防止“二代弱勢群體”、“弱勢群體遺傳體”現象的出現，社會、國家、學校、家庭和個人在規避和防范弱勢群體子女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社會在促進弱勢群體學生就業、信息流通等方面發揮其作用并幫助弱勢群體規避或降低高等教育投資風險

社會在幫助弱勢群體規避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弱勢群體家庭子女要實現高等教育投資收益就必須依賴于社會，依賴于市場，如果弱勢群體子女在接受過高等教育后沒法實現充分就業，沒法獲得就業的競爭優勢和優勢崗位，其必將難以通過就業所取得的收益來彌補高等教育投資的直接成本，這將意味著弱勢群體家庭高等教育投入付之東流，高等教育投資的失誤，致使弱勢群體因高等教育投資而積貧積弱。優化勞動力市場環境，擴大勞動就業范圍，增加勞動力崗位就成為了有利于弱勢規避高等教育投資風險的有效措施。首先，社會要積極拓寬就業渠道，通過開設和增加“綠色就業”通道，同時，完善勞動力市場就業需求信息系統，必要時可通過構建專門針對弱勢群體高校畢業子女就業的咨詢平臺為其實現理想就業創造有利條件，幫助弱勢群體畢業子女緩解就業壓力、彌補就業競爭劣勢，提高弱勢群體子女就業率來抵御高等教育投資帶來的風險。其次，通過社會成功人士的激勵和榜樣作用的宣傳，營造有利于激發弱勢群體家庭學生積極創業的氛圍，鼓勵弱勢群體學生積極創業，樹立平等就業觀念，鼓勵多種方式就業。最后，基于用人單位與弱勢群體學生之間存在用人需求信息與就業信息的不對稱，使弱勢群體大學生錯失工作機會，造成弱勢群體大學生就業的成功率大大減弱現象，企業建立并完善科學有效的招聘信息平臺，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及時、有效地傳播招聘信息，并在招聘過程中，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弱勢群體學生，提高弱勢群體學生的就業率，創造機會使弱勢群體學生增加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降低投資風險。

(二)政府制定并實施政策引導弱勢群體家庭規避高等教育投資風險

教育機會的起始公平與學費的居高不下始終是困擾弱勢群體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兩大基本因素。為了降低弱勢群體高等教育投資風險達到教育機會的起始公平，我國政府相關部門要從以下幾個方便進一步努力。首先，政府部門要以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為出發點制定科學合理的高等教育收費標準，在充分考慮弱勢群體家庭支付能力的基礎上，確定適宜的學費標準，并采取有效措施把學費上漲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從源頭上幫助弱勢群體規避高等教育投資的成本風險。其次，國家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門要研制科學合理、具有針對性的助學貸款政策和學費減免政策，根據貧困學生人口數量確定貸款名額并配以適當的機動名額，進一步擴大資助范圍，并建立和完善助學貸款管理制度，加強對助學貸款信息的審核，建立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信息庫，強化程序的公開、透明，簡化助學貸款的流程以便弱勢群體子女順利入學，同時加強對助學貸款的還款管理和教育，必要時出臺相應的還款政策法律法規。最后，國家和政府相關教育部門對高校招生情況進行有效合理的引導，建立并完善報考學生與高校信息溝通咨詢平臺，讓報考弱勢群體家庭學生對報考高校、專業及未來就業有詳細真實的了解，避免弱勢群體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盲目性，從過程上降低其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

(三)學校提高教學質量、實現信息公開減輕弱勢群體高等教育投資風險

學校作為弱勢群體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運營的重要場所，其在弱勢群體家庭高等教育投資防范和規避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首先，各高校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外公開其辦學宗旨、師資實力、各專業特色及其歷年就業狀況、相關的收費和獎助學金、助學貸款、學費減免、勤工儉學崗位等信息，特別開設“綠色通道”供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子女咨詢，以便其在報考前能更及時、準確地了解更多關于高校及其專業相關的詳細信息，根據具體的家庭狀況做出更加理性的高等教育投資決策。其次，高校要改進辦學模式，拓展專業口徑，提升畢業生人力資本的適應性。高校要通過加強與社會的聯系，構建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分析預測機制，根據市場變化調整相關專業，強化優勢專業，優化特色專業，實行“基礎知識+專業知識的培養模式”，增強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培養，把學生朝著“一專多能”、跨學科、多樣性發展，降低弱勢群體家庭因高校教學質量弱化帶來的風險。再次，為應對就業信息不暢通給弱勢群體學生造成的就業風險，各高校要建立和完善就業需求信息平臺，通過多種渠道、方式及時高效、準確地公布就業招聘信息，同時通過合作等形式引進優質單位進行專場招聘，降低弱勢群體學生就業成本和風險。

(四)弱勢群體家庭及個人謹慎應對高等教育風險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因決定外因，內因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弱勢群體家庭及學生作為高等教育的投資決策者，在決策之前需要加強對環境及形勢的把握能力，力求做出與家庭實際經濟能力相適應的投資決策，在選擇院校及專業時，要根據個人興趣、家庭經濟支付能力、社會需求等綜合考慮避免高等教育投資盲目性帶來的風險。其次，在求學過程中，弱勢群體學生要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努力學習專業技能和培養良好的職業道德素養，利用課余時間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有意識地加強自身修養，提升自己應對市場競爭、預見及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時，在不影響學業的條件下，可以進行勤工儉學解決個人的生活費，減輕家庭經濟壓力的同時，鍛煉自我適應的能力，用自身實際行動應對高等教育投資的風險。最后，從自身角度規避高等教育投資風險，弱勢群體學生需要在就業過程中發揮積極主動性。在求職過程中調整心態，擺正姿態，樹立平等就業觀、自主擇業觀和“先就業再擇業”、“干一行愛一行”的職業觀。

作者：張燕妮張國磊單位：廣西民族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