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名族兒童電影創作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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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七年”時期——政治宣教的“傳話筒”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電影創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國際敵對勢力和國內反革命殘余威脅著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這種情形下，將文藝創作納入到政治宣教的行列，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這一時期的文藝作品，無論是歌曲、舞蹈，還是電影，都充滿了對人民政權的歌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對舊生活、舊制度的鞭笞，以此增強人們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政治熱情，并期望將這種熱情轉化為建設祖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力量，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論”。“十七年”時期，盡管只有一部少數民族題材的兒童電影——《五彩路》，但卻很好地履行了這種政治和社會職責。《五彩路》這一名字本身就給人以希望之感。影片中曲拉、丹珠、桑頓等兒童不僅指代新中國成立后“翻身”的人民，更寄予了編導對幸福、理想的追求，以及對中國新生力量的贊頌。同時，影片傳遞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一支為百姓服務、替人民辦事的革命隊伍。這一信息不僅僅是傳遞給藏族兒童的，也是傳遞給藏族成人的，更是傳遞給在當時對人民軍隊和社會主義政權并不十分了解的其他少數民族成人和兒童的，具有鮮明的“政治普及”意義。此外，影片中農奴主的形象，是舊勢力、舊制度的代表。“新”、“舊”之間的對比，使觀眾產生了對封建農奴制的痛恨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部影片中，于洋、張平、趙子岳、黃素影等著名演員甘當配角；著名作曲家、指揮家時樂蒙為主題歌《飛向東方》譜曲，體現出他們對少數民族電影、兒童電影事業的滿腔熱愛與關懷。

二、改革開放后至新世紀前——題材選擇

多樣化、創作思路“兒童化”、價值表達多元化“”十年，包括電影在內的文藝創作遭到了重大破壞。《沙漠的春天》、《草原兒女》和《阿夏河的秘密》是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其中《阿夏河的秘密》為兒童影片。在“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的引導下，影片塑造了三位小“紅衛兵”的形象。《阿夏河的秘密》中的兒童形象，是當時成人形象的化身。不過，影片中表現出的三位不同民族（漢、藏、回）少年間的深情厚誼，值得推崇。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深入到了云南麗江地區拍攝，創作者們身上體現出的革命熱情和勇氣，是值得當今的人們紀念和學習的。”粉碎“”后，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文藝創作也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態勢——更加關注生活、關注普通人的命運。少數民族兒童電影的創作也是如此。筆者歸結為三點，即題材選擇的多樣化、創作思路的“兒童化”和價值表達的多元化眾多表現兒童與自然（動物）親近的影片，是這一時期少數民族兒童電影創作思路“兒童化”的體現。對自然好奇、與動物親近，是兒童的天性。這一時期的電影人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以此表現兒童的天性。讓動物“演員”與小演員“對戲”，不但可以增強少年兒童探索自然奧秘的精神，還可以培養他們的環保意識，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和現實意義。將兒童的天性在影片中完美呈現，使兒童成為兒童電影的主要收視群，是兒童電影成功的最低標準，但也可以說是最高標準。因為兒童電影理應表現兒童、表現兒童的天性；兒童電影也正是拍給兒童看的。但現實情形并不令人滿意：電影中盡管有兒童演員，但兒童的“身份”是缺失的，童真和童趣是稀薄的，這樣的兒童電影難以博得兒童觀眾的喜愛。但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兒童電影，編導盡可能站在兒童的視角上，想兒童之所想，并充分挖掘兒童的天性，拍攝出兒童真正愛看的電影。正如《紅象》的導演們所言：“在兒童影片中，最成功的杜絕說教的方法就是突出影片的形象性、動作性，我們所說的寓教于美，就是盡量讓孩子們看到”。而土家族電影學者饒曙光也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少數民族電影的題材擴展，突出表現在少數民族兒童題材電影。”可以說，創作思路的兒童化是這一時期包括少數民族兒童電影在內的兒童電影（包括1983年的《小刺猬奏鳴曲》、1989年的《普萊維梯徹公司》等）的核心，也是最大的貢獻。

三、新世紀——鄉土情、民族夢；小視野、大世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中國經濟、社會有了長足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不再單向地將目光投向海外，相反，中國取得的成就令世人驚嘆，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海外目光。他們帶著好奇來到中國，沉醉于中國的大好河山和歷史文化中，感受東方文明的獨特魅力。但在“欣賞”、“感受”的背后，是一種深層的文化交流。而這種交流，是增進共識、打破隔閡、走向和諧的基礎與前提。中華悠久燦爛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化具有更加明顯的優勢。由于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原因，少數民族的生活境遇、風土人情，長久以來并不被人發覺，因此形成了具有神秘、原生特質的文化。這樣的文化不但對于“老外”，就是對中國人而言，也充滿了未知和吸引。但是，只有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強大后，文化才有可能被挖掘、被認同。2000年的《揚起你的笑臉》，是對這一背景最好的詮釋。影片表現出的中外兒童的友誼，是中華文化的升華；深入苗家腹地進行拍攝，將苗文化發揚光大，既是苗文化的呈現，也是中華文明的彰顯。而當這一切由孩子“擔當”時，使人更加欣慰、震撼。同時，影片中涉及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感情，兄妹之間的感情，呈現出一種人本力量和人倫關懷，為整部影片增添了一抹溫情色彩。《揚起你的笑臉》，可以說開創了一種少數民族兒童電影創作的新思路——“民風+親情”，之后的《俄瑪之子》和《滾拉拉的槍》等，均沿襲這一思路。與《揚起你的笑臉》相比，這兩部影片在“氣質”上更加文藝，并帶有一絲淡淡的惆悵。《俄瑪之子》的導演李松霖本身就是一位哈尼族人，故事講述的就是自己的童年經歷。影片在紅河州取景，使用當地演員，方言占據了絕大多數對話……對于導演而言，這是一種對往事的追憶、對故土的眷戀。因此，哀傷是難免的。而由寧敬武執導的《滾拉拉的槍》，將鏡頭對準了中國唯一的帶槍部落。該片既是對這一群體生產、生活、風土人情的描摹，也是對一種“消逝現象”的記錄。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很多曾經的事物和現象被現代文明抹滅，暫且不論是對是錯，但“逝去”，畢竟是一種遺憾。所以，無論是《俄瑪之子》，還是《滾拉拉的槍》，既是虛構的，又是真實的。虛構的是某些故事情節，但哈尼族和苗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卻是真實的。因此，這兩部影片也是對文化現象的活態記錄，具有一定的文化參考價值。

四、結語

回顧半個多世紀的創作歷程，中國少數民族兒童電影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少數民族兒童電影從無到有，數量從少到多，取材更加寬泛，制作更加精良，為中國電影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也離不開一批又一批電影人的貢獻：葛存壯、謝飛、鄭洞天、張建亞、田壯壯、寧浩……這些知名的電影人，都參與過少數民族兒童電影的拍攝，體現出他們對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兒童電影的關愛。從國家的層面來說，重視少數民族兒童電影的拍攝，既是為兒童烹制精神食糧的需要，也是增進民族團結、友誼的客觀要求，因此使命重大。在兩者的“合力”作用下，中國的少數民族兒童電影必將取得更大的發展。

作者：岳瀚徐瀟珍顏文娟單位：廣西藝術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