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對文化傳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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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在執政中傾聽民意、體恤民情、研究決策的一個主要參考渠道。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利用微博開展外交活動的各國政府首腦已達60多位，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已故朝鮮領導人。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博客每天吸引全球600多萬人的關注。重視（顧及）國內公眾輿論，將其作為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依據，“貼近民意”是現代民主政治國家制定政策的共同特點。將其引申到國際關系領域，國際公眾輿論影響主權國家對外利益的確定和對外政策的制定。反之，通過公共外交在其他國家制造公眾輿論氛圍，也可影響其對外利益的確定和對外政策的制定。2011年，美國出臺《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率先將新媒體的外交應用價值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世界各主要國家隨即掀起新媒體外交。

以數字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新媒體清晰地表現出文化傳播結構的進步和變化。大眾傳媒正日趨讓位于分眾傳媒，國際傳播格局和國際公共外交戰略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極大地拓展了國家的外交空間，新媒體外交作為國家重要的新公共外交戰略，尤其適合運用道德的力量、輿論的力量、文化價值觀的力量開展國際公眾層面的信息與觀點溝通，這種宣傳勸服的間接方式通常比政府間的直接交涉更為有效。借助新媒體的迅速發展與社交網絡的普及，新公共外交（非傳統外交）興起，許多國家在文化價值觀方面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融合。所以，近年新媒體外交成為世界主要國家制定文化傳播政策的重要抓手和話語平臺。如何在國際社會中弘揚本民族的文化價值觀，提升話語權，早已溢出文化本身的含義，成為潛在的現實權力。許多國家紛紛利用新媒體在國際話語權平臺上展開新一輪價值觀博弈。目前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被視為兩個平等的研究對象，共同屬于“傳播介質”。傳統媒體的國際傳播和新媒體的民間互動傳播，同樣擁有話語權，呈現既有合作又有競爭的態勢，在世界文化語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新媒體影響國際文化關系與文化語境氛圍

全球亞文化群體大量涌現和新媒體的迅速發展是當代文化多元化進程中的兩個基本表現。新媒體具有需求無限、傳輸無限、生產無限的特點，可以不斷采用新技術，隨時調整傳播方向和傳播方式。社交網絡超國界進行的“人民對人民”文化價值觀直接交流和感化，對外傳播的政治效應已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甚至超出了傳統媒體的作用。2009年發生在社交網站上的“推特革命”，相繼引發了摩爾多瓦和伊朗的選舉騷亂；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國大陸和維基解密披露美國外交檔案事件，進一步助推了數字技術空間的國際政治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動亂等事例，進一步證明了在全球信息交流通暢的環境下，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觀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利器，作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新媒體在跨國文化交流中不僅自行設計構建傳播內容，而且實現了跨文明的觀點分享與理念互動，因此，導致對多個主權國家信息邊境的銷蝕和政府話語主導權的轉移。新媒體信息傳播的“去國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和“自媒體化”等特點正在構建新的國際政治現實。新媒體并非只是純技術進步，還具有天然的政治屬性。

普通公眾用手機上網、看電視、聽廣播，隨時隨地拍攝現實社會，觸及各行各業、各個角落，即時信息，披露事實真相，進而調動更多的公眾參與關注、傳播、互動。新媒體傳播內容追求新穎、快捷，無需主管單位審查把關，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無明確邊界，形成討論式互動。尤其是對特定人群的信息精準投放，比傳統媒體的大眾傳播更容易爭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形成社會輿論，因此受到世界各主要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相比傳統媒體的大范圍攻勢進取的宣傳模式，新媒體具有攻防兼備的靈活優勢，可以退為進或以守為攻，因此受到世界各類非政府組織的青睞。非政府組織一是通過互聯網絡獲取新聞媒體的部分輿論支持；二是通過與網民互動來增強互信，獲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在此基礎上實現自身參與網絡政治與參與現實政治的相互補充，力爭實現與權力或與資本結盟，最終目標是進入“線下”的實質性政治議程。一旦新媒體的對外傳播在民眾中產生共識或較大影響，隨即會在國內外民眾中形成輿論，進而必然會涉及甚至沖擊國內決策領域和國際輿論，或營造出制定相關政策的環境,或形成輿論危機，進而影響到文化語境的氛圍。新媒體作為時代產物，在技術、信息、資源、服務、經營、交流各環節都呈現出相互依托并進的勢頭。由于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同時存在文化的張力與矛盾，新媒體必然會影響到國際文化關系及文化語境的氛圍。當代世界豐裕的知識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交流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對世界形勢的看法。信息傳播強國與弱國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新媒體“翻墻越界”的溝通模式，強化了信息傳播強國對世界進行話語塑造的能力，同時凸顯國家文化主權安全問題。

目前，新媒體在提供個體閱讀、溝通、處理信息方面的總供給相對過剩，盡管內容豐富，但始終是人造的技術環境，相互連接的“二級自由傳播方式”會在傳播過程中產生信息的重構、解構，造成曲解，需要依法監管和正確引領。國家文化價值觀的取向不僅是制定對外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動力，也是處理國際關系的坐標，價值觀直接影響國家確定國際戰略時對國家利益范圍的確定。只有符合民族文化精神至少不悖于國家民族文化價值觀的對外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作為國家軟實力，文化價值觀的傳播可以發揮正能量,也可能帶來反效果。一方面，文化價值觀的國際傳播隨教育、科技、體育交流和自由貿易往來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可以獲取理解和認同；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動，正在某種程度上迅速破壞著傳統的民族文化價值結構。外來文化價值體系一旦與民族國家的傳統文化觀念相悖或產生理念摩擦，就會導致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發。

新媒體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雙重屬性

當代國家間相互依存的模式其實就是一定意義的文化融合方式。世界主要國家已經注意到新媒體是國際話語權博弈的大平臺：依托平民化的社交網絡是開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徑，因為新媒體更強調基于平等地位基礎之上民眾之間的政治對話、心靈溝通，更容易披露事實真相，進而進行各種價值觀的比較。新聞的即時→不斷更新真實信息→迅速形成廣泛的網絡互動→隨機進行民意測評統計→引導社會輿論走向，已經成為新媒體優于傳統媒體、普遍而有效的傳播途徑。對外傳播的本質是國家之間的相互“交流”過程，這是一種雙向的、身份、權利對等的交談與溝通，旨在發揮其改善和修復國際關系的軟作用。“交流”的目的是改變對方受眾的觀點，關鍵技巧在于要了解跨文化傳播中雙方存在的文化差異。對外傳播的核心要素是傳播文化價值觀。載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極具親和力的新媒體，“交流”作用主要體現在受眾不僅僅只是傾聽，而且可以參與溝通、交談，實現價值共享和理性認同。由于新媒體上傳播的信息和文化作品比傳統傳播方式的思想灌輸更容易觸動公眾內心，受眾參與面極廣，不僅閱讀點擊率遠遠高于傳統媒體，而且可以超越國界，傳播速度遠遠快于傳統媒體。

在國際關系中，相近或相似的文化價值觀容易形成國家共識，容易取得國際經濟、技術、安全合作的機會。新媒體事先預定的、先入為主的、有選擇性精準投放的對外信息傳播在跨文化交際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交流”作用。新媒體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雙重屬性，可以明確地向外國公眾展示出國家的公共外交目標，公開引導外國公眾對其社會道德標準和行為方式的認同。目前中國新媒體用戶數量占世界第一，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新媒體使用大國。其中手機網絡用戶數量達3.88億，已經超過3.86億的電腦網絡用戶，成為全世界“第一上網終端”。中國農村的電腦網絡用戶發展迅速，已達1.46億。21世紀的中國，新媒體成為最主要的思想傳遞工具；21世紀的世界，新媒體成為一種全球生活方式。互聯網絡是一個政治性社群，網絡傳播的匿名性、非面對面接觸特點具有明顯的不安全弊端。每個人在信息制作與傳播中都承擔一定的法律和道義責任，相互謾罵攻擊、揭露他人隱私、故意造謠都屬于違法行為。在世界各國，網絡謠言均屬于社會公害，政府持嚴厲打擊的立場。韓國《通訊基本法》規定，對以危害公共利益為目的，利用電子設備散布虛假信息者，將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交納5000萬韓元以下的罰款。印度《信息技術法》規定，對在互聯網上散布虛假、欺詐信息的個人，最高可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故意破壞國家安全和對人民實現恐怖主義行為者，可判處有期徒刑直至終身監禁。在美國，普通民眾不能把自己當成“專業記者”，聯邦法律允許新聞從業人員即時尚未來得及核實的信息，享有法律豁免權，但民眾并沒有此權利。民眾在網上發表無根據的不實言論就會被定性為造謠誹謗，受到嚴懲。聯邦政府規定，對引發社會秩序混亂的網絡造謠者處以最高6年徒刑。網絡文化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在“民眾自主參與”和“政府引導管理”中保持平衡、平和的常態。民主與法治是制度，平和與寬容是文化態度。文明上網需要從我做起。維護新媒體安全，人人需要律己。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公眾在新媒體上的理念、氣質、言談舉止，無不傳遞著政府“關注民生”、“依法執政”、“維護領土主權安全”、“清正廉潔”、“厲行節約”、“建設美麗中國”的新形象。自由、正義、法制與法治、向善向上、和諧相處等理念，雖然大家都了解，但理解程度不同。在新媒體中能否準確理解和表達這些價值理念尤為重要。新媒體是中國的文明之窗，真實折射公民的整體素質，是世界觀察中國社會發展的廣闊視角。我們需要認知當代中國社會，正確解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中國速度背后體現著中國智慧。我們有責任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道路的價值支撐和文化內涵，讓世界傾聽到真誠的中國聲音，理解中國偉大復興的夢想。（本文作者：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