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新聞與傳播學的課程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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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快速數字化，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都面臨與時俱進的挑戰。本文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研發展，結合課程理論，探討數字年代新聞及傳播學部的管理和發展策略。

關鍵詞：課程發展；課程理論；教研新思維；香港

中文大學在大專院校的課程規劃中，“教學”注重通過師生之間的互動過程來達到學習目標。1986—2008年，英國的科研評估（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由四家高等教育資助基金共同推行，把教學研究的范疇定義為教學過程、經歷與經驗、環境及情境、授課目標及上述四項之間的相互影響（RAE，2006）。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快速數字化，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都面臨與時俱進的挑戰，需要師生一起掌握新媒體發展趨勢、提升科研素質及學生的專業知識。數字化對傳媒行業的影響尤為明顯，在內容編寫、制作技術、信息傳播及至管理架構等方面引發了根本的轉變。為此，新聞與傳播學科的課程發展需要積極與數字化配合并行。本文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研發展，結合課程理論，探討數字年代新聞及傳播學部的管理和發展策略。

一、課程發展

課程理論包含多個層面的教育相關研究，用以展示、解釋和預測發展狀況及教學成果。教育學家均認為“課程”不但是實踐教學活動的大綱，也是院校和學生之間的基本溝通橋梁。例如Marsh和Willis（1999）指出，課程反映了院校如何規劃學習過程，以及對學生的指導辦法。因此，課程可以把教育理念具體化，以便實踐并檢視其成效（Stenhouse，1975）。透過展示課程大綱，教師和學生都能簡要了解教學模式和范疇（English，2000），明確教學目的，并貫通理論與實踐及其社會意義（Parkay，2006）。Glatthorn、Boschee、Whitehead與Bosche（2015）把課程理論分為4類，包括結構取向理論、內容取向理論、價值取向理論和過程取向理論。從結構取向規劃課程，即注重課程模塊之間的關聯和配合，以便有效地教授抽象的概念。例如把課程模塊的設置按照社會狀況、邏輯順序、研究方法、學習方式和應用技術層面來排序（Posner＆Strike，1976）。內容取向理論則較注重和依賴學者對于特定學術范疇的專業判斷，并以此來設置課程。依據該理論，某門學科專業必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需要全面地被涵蓋于課程的各個階段（Glatthornetal．，2015）。此類課程設置偏重以考試評定學習成果，用于職業培訓，例如醫學及一些存在明確評核指標的教學內容（McEvoy，1998）。價值取向的課程設置方法則源于批判學派，旨在反思教育科學與人文藝術的關系。例如Apple（1975）提出科學知識與文化藝術和神話傳說都具有社會意義，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忽視。因此，以價值取向設定課程更注重全人教育，擴展學生的思維空間，使其學以致用并主動以科學方法分析社會議題、尋找答案。過程取向理論學派則進一步提出，教育是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過程，課堂和課外的溝通和活動都是傳授知識和技能的過程（Pollard，2005；Glatthornetal，2015）。過程導向的課程設置以學生的個人體會為本，教師引導學生學習解決問題，通過觀察與反饋了解學生需要，進而調整教學方法（Wach，2014）。綜合上述教育學者的觀點，課程設置不單是把多門相關的學科組合成一個“課程”，更需要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教職員及院校的資源調配、教研發展及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培訓的期望。

二、數字化時代的挑戰

數字化時代的新聞與傳播學課程設置正面臨新挑戰，其中包括傳媒生態的根本性改變及教學環境的轉變。過去10年，新媒體正在急速發展，并逐漸削弱傳統媒體產業的盈利。部分競爭力較弱的傳統媒體在過去數年相繼停刊和結業，例如香港的《成報》《新報》《太陽報》和亞洲電視。余下的媒體巨擘則面對前所未有的考驗，例如，在廣告收益下降和觀眾娛樂模式轉變的影響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2016年的盈利同比下跌5％，純利同比下跌62％（Li，2017）。香港免費電視廣播市場發展困難，鳳凰衛視旗下的鳳凰香港電視有限公司也因此撤回免費地面電視廣播牌照的申請（《鳳凰衛視撤回免費電視牌照申請》，2017），并把資源轉投在發展OTT（OverTheTop）的新媒體廣播服務。雖然社交媒體不能全面取代傳統媒體，但是前者擁有更具吸引力、更便捷和更實時的展示平臺（Cammaerts＆Couldry，2016），這足以吸納年輕讀者和觀眾，使后者的經營環境更為嚴峻。在香港，53％的16歲以上人士擁有3個或以上的聯網個人電子設備（Statista，2016）。固定網絡寬帶服務的用戶數量由2006年約180萬，增加至2016年約260萬，增長率達到50％（Fixed－BroadbandSubscriptions，2017）。在網絡用戶和設備急速增長的同時，全球新聞業界亦加強采用移動媒體科技，提高在線內容的質量。Newman（2016）預期，在線視頻應用將會是業界競爭的重點。其中，英國廣播公司已經推出視頻應用“TentoWatch”，紐約時報更以360度全景照相機攝制環境新聞，針對使用平板設備的讀者群，提供嶄新的新聞閱讀體驗（Newman，2016）。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的傳統媒體在過去數年逐漸數字化，開發Android和iOS手機應用平臺，并大力推動社交媒體內容，建立Facebook和微信專頁，從而擴大觀眾群并爭取網絡廣告收益。嶄新的競爭局面加上媒體制作和管理模式的轉變，促使大專院校的新聞與傳播學課程同步迎來數字化年代。從課程設置的角度，院校需要重新審視授課內容，包括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學科的比重、學生必須掌握的就業技能和新媒體學科的師資。引進新媒體課程與數字媒體教學的同時，由于受限于學制和學科數目，許多具體的課程問題也迫在眉睫，例如，傳統印刷媒體的編制和管理應否維持為必修學科？大數據和數據新聞學等新領域該如何融入新聞與傳播學課程？我把上述的難題綜合稱為“數字化的挑戰”。雖然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高度數字化，但是對于新聞與傳播學而言，這個挑戰是前所未有的。首先，為了讓學生學習數字化的媒體運作，硬件提升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數字化錄像棚、在線導播設備、高清和4K超高清攝制器材和后期制作軟件，都需要投放大量資源。然而，院校與學部對于學科發展的愿景存在差異。院校的資源調配需要平衡各個學部的整體表現，很難個別迎合新聞與傳播學部的運作所需。其次，為了維持院校的國際競爭力，更多的資源往往被投放于科研項目而非教學項目。同時，院校的科研成果還需要與社會議題接軌，并運用部分資源協調社會參與，例如本地青少年問題研究和“一帶一路”計劃等等。這些現實問題都指向新聞與傳播學科在數字化轉型中不得不面臨的挑戰。

三、“教研新思維”下的課程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于過去6年逐步實行“教研新思維”發展計劃，以全面的軟件和硬件改革，配合人才培訓來應付“數字化的挑戰”。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教職員70人，2017年在《QS世界大學排名》名列20。“教研新思維”有利于科研與教學互補長短，在爭取國際排名之余為學生提供更數字化和緊貼專業發展的學習經歷。這個策略包含兩部分，首先是整合學院的科研發展目標，以新媒體導向更新課程設置和科研范疇，配合大學發展的期望。然后是以科研經驗改革課程，與數字化接軌，讓學生按個人興趣發展所長，探討和比較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特性。改革后的新聞與傳播學課程與時俱進，涵蓋數字媒體、社交網絡和網絡文化等領域。在科研方面，大學看重各個學部和整體的國際地位，因此推動“教研新思維”首先需要了解主要國際評級的關鍵考核指標（KeyPerformanceIndicator），簡稱KPI。在《QS世界大學排名》的傳播學科評級方法中，論文引用和H－Index共占40％，其余為學術聲譽占50％，業界聲譽占10％（QuacquarelliSymonds，2017）。其中，H－Index重點考核研究人員的個人成就，包括論文數量及被引用的次數。《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的評級方法亦類似，通過5類共13項指標來評估大學的綜合表現。其中，科研表現占30％，包括論文刊登數量、學術聲譽和科研經費資源；引文表現占30％，尤其重視科研成果的影響力（TimesHigherEducation，2014）。由此可見，大學的國際排名表現六成取決于研究成果。近年來數字媒體研究的引文量遠超于傳統媒體研究，這說明了學部需要加強數字化研究項目。在這個競爭環境下，學院鼓勵教研人員發展數字化的傳播學研究，并增加招聘新媒體研究方向的教員，提高整體的論文數量和引用量，力圖在比重極高的科研評分中爭取更好的表現。

學部的科研表現不僅反映在國際排名中，更包括研究人員的個人成果，同儕協作和發展研究中心和學刊。教授的個人表現，按照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擬定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簡稱RAE）執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正教授需要自選五項學術著作，送交RAE的國際評核團隊，并申報個人在國際學刊出版的著作數量。經審核后，教授的著作被分為四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可獲第三或第四等的最高評級。因此在RAE評審中，研究項目的國際影響力是成功的關鍵。綜觀現在的傳播業界和學界的發展趨勢，數字傳播范疇備受國際學者熱議。若研究人員加強出版這個方向的學術著作，整體的論文引用量和國際影響力將會逐漸提升。這說明了數字研究的發展，有利于強化教授個人和學部在RAE的表現。另外，學部鼓勵教員在進行個人研究計劃以外，多參與跨院系和跨校研究項目，擴闊研究范疇并爭取更多研究資助。由于研究經費透過嚴謹的同儕評分審批，學部會為教員提供適度支持，例如轉介校對服務提高行文素質。同時，為了整合研究資源并促進國際傳播學者與學部師生交流，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12年成立了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簡稱C研中心。C研中心致力發展數字化傳播學研究方向并舉辦專題會議和工作坊，例如2013年的“創意及媒體產業新路向國際會議”、2014年的“數位時代的傳播倫理問題”工作坊、2015年的“數位時代的傳播教育：問題與挑戰”工作坊、2016年的“公共關系與戰略溝通：數碼時代的挑戰與機遇”會議和2017年的“數字科技對新聞的沖擊”工作坊。過去十多年，新聞與傳播學院發行了《傳播與社會學刊》和《中華傳播學刊》。前者于2006年創刊，2013年收錄《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2015年成為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的附屬學刊。后者于2008年創刊，2011年收錄于《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這兩本學刊加強大中華地區和國際傳播學者的溝通，并提升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區內和國際傳播學界的影響力。其中《傳播與社會學刊》已經提供在線免費版，配合互聯網訊息流通和在線閱讀的趨勢。

在教學方面，數字化傳播學研究的成果為學生帶來更多新觀點和理論分析，使課程更加貼近傳媒發展趨勢。再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為例，除了六成的科研評分，余下三成評分來自教學質素及學習環境，最后一成是國際化和產業貢獻（TimesHigherEducation，2014）。因此，在傳播業界高速數字化的同時，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課程發展方向也需要加大數字媒體和新媒體的比重，提高教學素質和課程質量，以爭取更佳的教學評分。由傳統的新聞與傳播學課程向數字化過渡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最理想的發展則是課程與數字媒體研究方針無縫接軌，把研究成果結合在課程發展中。然而，課程數字化不能只靠改動教學內容，更需要協調整個學部的愿景和氛圍，讓師生懷著共同的理念和學習目標，迎來數字化時代。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15年重塑學部的定位與形象，以“專業承傳、開拓創新”（Inherit，Innovate，Inspire）為發展理念，讓學部師生以專業的傳播學理論知識，朝著新媒體和數字化方向邁進。除了教研數字化，新的發展理念為學部帶來更多優勢。透過革新學院形象，教師與海外同業積極開拓合作項目，加速國際化。同時，學院的科研成果與前瞻性的思維，有助促成學院主導的產業合作關系。在招生方面，學院的新形象展現時代感和創意，并透過開設Facebook和微信賬號加強與網絡社會的聯系，貼近新世代學生的期望，提升競爭力。現在，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課程及研究領域已經實現數字化，本科學生在第二及第三學年可按興趣選擇新聞專業、廣告及公關專業和創意及新媒體專業，各個專業的授課內容都與新媒體的理論和應用層面配合。除此以外，新聞與傳播學院亦進行了數字化的硬件提升，更新電視攝影棚和成立創意媒體實驗室。

教職員的工作間亦參照創新科技企業設計，加強數字化軟硬件配套，實現云端管理和辦公室無紙化。在推動教研新思維的過程中，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現全球化人才招聘與科研發展，促使課程發展具備國際視野，并獲得更豐富的資源分配。來自不同地區和教育背景的教師令學部的科研項目趨向多元化。本科和研究院課程，例如新聞、廣告、公關和新媒體都有相對應的研究項目，讓教師的科研成果轉化成教學材料。在導師的支持下，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兩項學報《大學線》及《Varsity》已經實現數字化采編流程及在線出版。另外，學部也重點引進業界的數字媒體專業人才，在應用層面提升學生的就業技能。因此，教員編制分為三種，包括專注科研發展的教授崗位、帶動校企合作的應用專業教授崗位和傳授理論與專業知識的講師崗位，并配合具競爭力的聘用待遇保留人才。這一系列由內而外的革新，讓師生一同體會數字化年代的校園生活，刺激教研新思維。

四、總結

媒體數字化對于新聞與傳播學系是挑戰也是機遇，應對關鍵在于學部是否能以傳播學專業知識審視科技新趨勢，設置以學生多元發展為目標的課程。若從理論角度思考傳播學科在數字化時代的演變，課程的價值取向和過程取向尤其重要。傳播學課程的設置一方面針對專業培訓，另一方面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四年制的大學過程中，學生不但學習數字媒體理論和制作技能，更認識和探究社會數字化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總體而言，數字化時代新聞與傳播學的課程發展包含三個要點：國際化、跨學科和新思維。首先，學科得以通過發展國際化的教研團隊和跨國合作的研究項目來豐富數字領域的傳播學知識轉移。再者，在現有傳播學理論基礎上加入跨學科視野，例如以心理學、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的角度進行媒體研究，則幫助學科進一步理解和預測媒體數字化的影響。以上兩項發展方向造就課程設置新思維，教師團隊的研究和教學取向逐步聚焦于數字創意產業，并把新媒體的研究方法，例如大數據和數據科學，逐步整合在本科和研究院課程。過去6年間，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課程逐步數字化，平衡了學生、大學和學部對教學、研究和國際排名的期望，并得到相關的教研資源。學院的教學和研究成果，亦迎合了全球新聞業者對大專院校新聞學科的期望，包括引領數字化技術發展，培訓數據新聞學專才，研究新媒體經營模式和傳授新聞專業價值觀（InternationalCenterforJournalists，2013）。媒體數字化正在急速發展，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階段性成果為數字化時代的課程發展提供參考案例。與此同時，學院持續審視和完善課程規劃，緊貼全球新聞業界和學界的發展趨勢，為學生提供與時并進的新聞與傳播學課程。

作者：馮應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