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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9年作為一種網絡“時尚”出現在公共領域開始,3年來,微博從網民的狂歡逐漸變成公眾介入公共事務最強大的工具。①
從Web2.0到Web3.0,技術革新使得這一工具的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繞開了“把關人”的監控,從而填補了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上的相對缺失?;仡櫧衲甑闹卮笪⒉┦录?,越來越多的公眾敏感議題被微博平臺推上風口浪尖,從“宜黃拆遷自焚”、“360和QQ大戰”、“我爸是李剛”到“唐駿學歷門”等,幾乎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期發生的“郭美美事件”,可以說是一次特殊的微博輿論事件。與其他輿論事件不同的是,該事件具有雙重輿論對象,即在事件傳播的過程中,公眾的關注點由郭美美本人“移位”到中國紅十字會,進而引發了對后者的信任危機。而這一敏感議題的背后,實際上存在著“揭黑”與“辟謠”的博弈。一方面,作為社會群體的網民希望通過微博平臺揭露黑幕、形成輿論監督;另一方面,在有些情況下,很可能“揭黑”過激或是公眾對輿論對象存在誤解,輿論對象需要向社會與公眾澄清事實,這就是所謂的“辟謠”。本文試圖通過對“郭美美事件”的淺析,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微博傳播中“揭黑”與“辟謠”的博弈。
一、原由:微博傳播特性引發群體關注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其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其真實身份也眾說紛紜,有網友稱她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的女兒,由此引發很多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的非議。
“郭美美事件”的發生和擴散與微博平臺的特性是密切相關的。首先,從信源上看,微博是一種短、平、快的自媒體。微博的使用者通過該平臺不僅可以隨時自己的微博,也能夠轉發別人的微博,這大大增加了互動的多樣性??梢哉f,微博不僅給郭美美提供了炫富的平臺,也為眾多網民創造了傳播的場域。其次,微博的裂變式傳播模式使它擁有其它媒介無法比擬的傳播廣度和傳播速度。由于分享與搜索同步化,微博的傳播速度與轉發功能呈現“核裂變”式的幾何級數效應,這就意味著,微博可以把一個突發新聞事件在幾分鐘內傳遍全球。②
據統計,從2011年6月22日開始,短短四天內,郭美美的百度指數狂飆至70萬。最后,選擇性的實名認證制也是微博的一大特點。新浪微博的用戶可以選擇是否經過實名認證程序,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個人信息的公開程度。但這種帶有確認身份性質的認證制度恰恰成了這次事件的導火索。
氣象學家洛倫茲曾提到: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有可能會在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引起一場龍卷風。這是因為蝴蝶翅膀扇動引起的微弱氣流變化會使周圍空氣系統產生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其他系統的極大變化。微博正是這樣一個極其容易發生“蝴蝶效應”的傳播系統。
二、解讀:由炫富招致的微博揭黑
1.兩種刻板模式的碰撞產生群體質疑
微博揭黑的潛在目的是形成輿論壓力。“在紛繁嘈雜的網絡輿論洪流中,質疑幾乎是所有網絡熱點事件引發輿論的起點?!雹?/p>
在“郭美美事件”中,網民質疑的焦點即“拜金女”郭美美和慈善機構中國紅十字會的關系。這實際上是媒體所塑造的兩種刻板模式的碰撞。李普曼認為,“刻板模式”是一種規范,它能簡化現實以至于一個信源能夠輕易地將之傳遞給其他個體。他說,“我們頭腦中的圖像往往因為幾個原因而與實際現實不相吻合。我們需要簡單的規范,以便為這個鬧哄哄、模糊不清的混亂世界提供解釋?!雹?/p>
郭美美炫富的形象很容易讓網民聯想到近期諸如《非誠勿擾》之類相親交友節目中出現的“拜金女”。而經常在媒體中以慈善形象出現的紅十字會則使人聯想到的是“捐助”、“愛心”等詞匯。這兩種刻板模式在郭美美的微博中同時出現,那么,產生網民的群體性質疑是必然的。
2.群體極化導致信任危機
在網絡傳播中,眾多網民對單一敏感議題的廣泛參與往往會走向群體極化。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提出“群體極化”時指出,“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在網絡環境里,志同道合的團體會彼此進行溝通討論,到最后他們的想法和原先一樣,只是形式上變得更加極端了。”⑤
在“郭美美事件”中,先前產生的群體質疑,在經過微博裂變式的傳播和傳統媒體(如電視)參與后,逐漸向群體極化偏向。網民們對郭美美本人的態度由最先的“圍觀”逐漸轉向“圍攻”,甚至與批評性口徑不一致的言論也會招致網民的集體聲討。例如,鳳凰衛視6月29日的《鏘鏘三人行》中,嘉賓陳丹青認為“網民對郭美美展開人肉搜索,有‘’遺風,很可怕”。此言論一出,立即遭到網民們的指責。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網絡中的群體極化蔓延到現實社會中,加深了公眾對本是慈善機構的紅十字會的信任危機。
三、反思:辟謠與揭黑的博弈
微博不僅是網民表達民意、形成輿論、揭露黑幕的場所,也是澄清事實、瓦解謠言的平臺。從本質上來說,陷入群體極化的“揭黑”是一種特殊的謠言。正如前文所述,“郭美美事件”的發生使得網民先前的兩種“刻板模式”經過碰撞而被徹底顛覆,進而產生了受“道德至上”情緒影響的群體極化。這樣一種謠言的傳播如果不及時澄清和辟謠,對于我國的公益事業和公眾的慈善熱情將是一種巨大的打擊。
紅十字會畢竟是社會公益組織,在遭遇輿論質疑和信任危機時,若能處理得當,無論對公益事業的發展還是公眾的慈善熱情都是有利的。在“郭美美事件”發生后,面對網民的強烈質疑,中國紅十字會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辟謠工作。如在官方網站公告、開記者通氣會,甚至求助警方微博等等。雖然,經過對郭美美本人及其社會關系的調查,北京市公安局給出的解釋是:“郭美美及其母與中國紅十字總會無直接關聯”,但是,無論是從網民的反應還是“辟謠”之后紅十字會接受捐款的情況來看,這種“辟謠”的力度并沒有達到令人信服的效果。
筆者認為,透過“圍觀”、“人肉”郭美美本人及對其與紅十字會關系的“刨根問底”的表象,網民真正關心的是:作為慈善機構的紅十字會究竟是否存在挪用善款的黑幕?事實上,也只有真正從實質問題入手,揭露真相,甚至做到“知錯就改”,辟謠才能行之有效。反之,對于網民而言,公正的揭黑、理性的思考也同樣重要。而對于整個事件中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和博弈,乃至參與其中的傳統媒體和政府,仍然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1.網民的媒介素養與理性思維
我國正處于各種社會問題頻發的社會轉型期。網民應該不斷增強自身的媒介素養和社會責任意識,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微博上傳播的社會問題,避免陷入群體極化的“陷阱”。否則,極化的漩渦將把網民們帶入一個怪圈,即只相信微博而不信傳統媒體和官方機構。身處信息洪流中的網民們必須謹防這種“微博一言堂”局面的出現。另一方面,有揭露黑幕、維護社會正義的責任和勇氣固然必要,但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去盲目“人肉”、“圍觀”乃至“圍攻”,也同樣重要。在“郭美美事件”中,有些網民的行為是不理智的,如在網絡上對郭美美本人進行人身攻擊等等。
2.輿論對象應迅速反映且用事實說話
在微博揭黑的過程中,輿論對象(被指認有“黑幕”的對象)始終是
輿論的焦點。對于一些被群體極化了的網民所誤解的輿論對象來說,若在輿情形成之初,輿論對象就能敏銳地覺察到輿情指向且迅速做出對不利信息的回應,那么,隨之而來的輿論壓力也會大大降低。
多數網絡輿論事件需要輿論對象通過澄清事實來化解危機。在搜索功能日趨強大的網絡時代,企圖采取回避態度或憑借虛假信息蒙蔽網民以求“自保”的做法是徒勞的。在“郭美美事件”發生后,中國紅十字會在網站上發表了與郭美美“劃清界限”的聲明,但此舉并未消除網民們質疑的情緒。原因就在于紅十字會并未對網民所關心的賬目透明問題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案。如果輿論對象能真正做到“澄清事實”,那么謠言自然會不攻自破。
3.傳統媒體和政府的輿論引導職責
在媒介融合的大環境下,傳統媒體仍以其堅實的公信力基礎,對公眾輿論監督產生著重要影響。較之傳統媒體,微博和社交網站等新興的媒介由于其“自媒體”的獨特傳播性質,存在相對的“把關人”缺失。雖然網絡輿論也有政府控制因素,但畢竟,網絡新技術(尤其是微博)造就了一個“人人可以發聲,人人都是新聞源”的虛擬空間。很多網民迷失于這樣一個嘈雜的信息環境中,無形中“極化”了非理性的情緒,最終將導致“網絡暴力”。所以,在網絡輿論形成之后,傳統媒體應發揮自身優勢,增強輿論引導的作用。中國紅十字會召開記者通氣會,通過電視媒體正面回應了由作為新媒介的微博引發的網民質疑,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誤會,在正確引導輿論方面是有作用的。
事實上,政府的輿論引導責任更為重要。在作為慈善機構的紅十字會遭到公眾質疑之時,政府若能“挺身而出”,督促其公開財務明細,這無論對公益事業還是公眾都會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在出現公共事件的情況下,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不應采取回避的態度。面對社會輿論的質疑,最好的做法就是正視質疑,憑借信息的透明來防止流言的擴散。另一方面,鑒于我國的傳統媒體“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的雙重屬性,在牽涉到社會公共問題的輿論形成時,政府的相關部門應本著對公眾負責的態度“指揮”傳統媒體,以達到正確引導輿論的目的。通過監管傳統媒體,讓其在輿論事件中始終保持正確的報道立場,真正發揮“黨和人民喉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