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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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給我國的經濟社會注入了活力，也給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新常態下，思考如何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探討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現狀及其發展演變，構建良好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系統，創建中華民族和諧共存的語言生態環境，是語言工作者神圣的使命。本文從新常態下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意義、機遇和路徑等方面論述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相關問題。

一、新常態下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意義

我國境內的語言約有129種，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和印歐語系。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推行正確的語言文字政策，尤其是施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呈現出較好的語言生態環境。現階段，由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家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的需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必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具有提升語言學科研究活力的學術價值。過去我們對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注重對語言內部系統進行深入細致的描寫和分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相應地對社會生態環境對語言生態環境的影響、民族語言生態系統等研究不多。《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的基本寫法是先簡單地介紹某一少數民族的基本情況（如人口分布、地域分布、地理文化等），然后主要描寫某一少數民族語言內部的語音、詞匯、語法系統，前者雖然涉及語言所依存的社會環境，但語焉不詳，所占篇幅很少，后者是主體，描寫也非常具體、全面。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問題，就是用語言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探討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系統，探討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社會生態環境的關系，研究語言接觸所引起的語言生態的各種變化。語言生態學（也稱“生態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實用性強、富有活力的學科，它對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問題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無疑提升了語言學科的整體研究活力。其次，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處理好四個關系即共時描寫與歷時比較的關系、單一語言研究與不同語言比較研究的關系、語言本體研究與非本體研究的關系、借鑒與創新的關系，對我們正確地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理論并付諸實踐，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①。（1）共時描寫與歷時比較的關系。社會生態環境是一個變量，語言生態也是一個變量，它們之間是“共變”關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僅用共時描寫是不夠的，必須將共時描寫和歷時比較結合起來。如有的少數民族語言在歷史上曾是語言活力很強的語言（如滿語），在語言生態系統中，具有很顯要的生態位，而到了當今，卻演變成為即將消亡的瀕危語言了。這類語言的語言生態問題，如果沒有把共時和歷時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就不可能找出它們從盛到衰、從強到弱甚至瀕危消亡的真正原因。（2）單一語言研究與不同語言比較研究的關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應該認識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系統是一個復雜龐大的系統，把一種民族語言放在這個系統中進行語言生態研究，自然會考慮到這種民族語言與其他語言的關系了。例如，在我國語言生態系統中，談到語言接觸問題，我們至少會遇到少數民族語言同漢語的接觸、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接觸、少數民族語言內部各方言的接觸等現象，在頻繁的語言接觸中，語言生態的變化是復雜多樣的，有的語言在接觸中語言活力變強了，有的語言變弱了，語言替換、語言轉用、語言兼用、雙語、多語等現象都會不同程度地發生，一句話，語言生態發生了改變，這些僅從單一語言上孤立地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不同語言放在語言生態系統的框架內進行比較研究才能說明問題。（3）語言的本體研究與非本體研究的關系。語言本體研究是指對語言體系內部語音、詞匯、語法等問題的研究，在我國語言學研究領域里一直是研究的重點，語言的非本體研究是指與語言相關的問題研究，包括語言與社會、語言與民族、語言與生活、語言與應用、語言與生態等方面的研究，戴慶廈先生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如除了在少數民族語言本體方面研究成果豐碩之外，他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瀕危語言的研究、對語言和民族關系的研究、對雙語問題的研究、對民族語言文字政策的研究、對語言教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4）借鑒與創新的關系。語言研究貴在創新，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是一個新課題，我們一方面要借鑒國內外先進的語言學理論，學習老一輩學者的治學精神和治學方法，另一方面在新常態下應有新作為和新擔當，要開辟一條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新路子。

二、新常態下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機遇

1.社會生態環境給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創造了條件現階段，和諧社會的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逐步深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入人心，給我們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構建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創造了最佳氛圍。和諧社會的基礎之一是語言和諧，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和諧、文明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下，由于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漢語與民族語言之間、民族語言與民族語言之間、民族語言與外語之間的接觸越來越頻繁，語言生態環境也會發生急劇的變化。著名語言學家戴慶廈先生指出“：中國的語言，處在各民族語言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的生態環境中，其發展既有語言的分化，又有語言的融合，兩者交融一起難以分清。”②戴先生所說的各民族語言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的生態環境正是現階段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環境的顯著特征，也是我們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新視野。語言接觸會帶來語言的一系列變化，會對語言的功能和結構等產生重要影響。以黎語為例。黎語是黎族人民的母語，主要分布在我國的海南省。海南省黎語的生態環境在改革開放前后有著顯著的不同。改革開放前，由于四面環海的獨特地理環境，黎族人民與外界接觸較少，黎族社會基本處于比較封閉的狀態，黎語與島外其他語言（包括漢語普通話等）的接觸相對較少，因而黎語的生態環境是一種受外界影響較少、獨自運用、獨自發展的面貌，黎族人民運用自己的母語進行族內交際，兼用其他民族語言的人并不多。正如歐陽覺亞、鄭貽青兩位先生根據20世紀50年代的黎語調查編著而成的《黎語簡志》一書所指出的那樣：“除瓊中東部靠近萬寧和瓊海兩個縣的部分地區和白沙縣西北部靠近儋縣的部分地區有少數黎人使用漢語外，其余各地的黎族居民都用黎語作為主要的交際工具。”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海南建省和海南國際旅游島創建以來，海南黎族人民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黎語的生態環境也隨之發生改變，他們與外界的聯系增多了，黎語與其他語言的接觸更加密切了，黎族人民使用黎語的情況也發生了改變。2007年出版的《中國的語言》在《黎語》部分（鄭貽青執筆）中說：“21世紀以后，隨著海南的進一步開放，外來人口不斷增加，黎族操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黎族地區正朝著雙語制的趨勢發展。”④鄭先生所說到的黎族地區發生的語言接觸、語言轉用、語言兼用和雙語現象等正是黎族社會生態環境的變化給黎語生態帶來的變化。這給我們研究黎語語言生態帶來了良機。從理論上講，語言接觸使少數民族語言使用者在語言態度、語言選擇等方面發生了改變，而隨之出現了語言替換（語言轉用）、語言兼用、語碼混用等現象，而從民族語言整體上看，語言瀕危、語言衰變等也不可避免。美國語言生態學家薩利科科•薩夫溫說“：生態環境是語言演化和形成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一門語言的演化通過個體使用者以及他們的話語和習語得以推動，同時在各種個體語共存的情況下，由生態作用于變異。”⑤從黎語社會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的角度研究黎語生態及其發展是切實可行的。

2.以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給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提供了借鑒以20世紀50年代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為代表的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其基本模式大致可以概括為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以單一的少數民族語言為研究對象，以民族語言本體為核心，描寫其語音、詞匯和語法體系。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等。現在看來，當時取得巨大成功的經驗有幾點：一是國家和政府相關部門高度重視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把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當做國家大事來抓，當時在國家經濟尚不寬裕的情況下，組織大批人力物力，分成7個調查隊，深入民族地區，開展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二是一大批專家學者以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為己任，具有吃苦耐勞、勤懇奉獻、嚴謹治學、勇于創新的可貴精神。如著名語言學家戴慶廈先生當年還是個年輕人，隨第3調查隊深入哈尼族、景頗族聚居區，與少數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勞動多年，這種多年如一日的融入式調查研究，使戴先生成為景頗語、哈尼語研究的權威專家，也使得我國對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得到世界同行專家的認可。三是講究科學方法，強調協作精神。當時為了做好大調查工作，組織了全國性的語言調查培訓，特別注重國際音標記音訓練，要求語言調查者應掌握描寫語言學的理論，掌握田野調查的方法，搞好民族關系，搞好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關系，搞好調查隊成員之間的關系，充分體現協作精神。四是精益求精，旨在推出精品。20世紀50年代的語言大調查是一項重大工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是這項工程“打磨”出的學術精品。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除了繼承這種語言本體研究的優良傳統之外，還要重點研究：第一，少數民族語言的外在生態和內在生態。薩利科科•薩夫溫認為研究語言演化生態學，“不光要關注一種語言所涉及的社會經濟環境和人種環境（其外在生態[externalecology]）……還要關注語言系統在變化前及（或）變化中各個語言單位和規則相互共存現象背后的本質（其內在生態[internalecology]）。……外在生態和內在生態在決定一種語言的演化軌跡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⑥第二，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主體。人是決定語言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主體即少數民族母語使用者，他們的語言態度、語言選擇、語言能力等是決定一種少數民族語言能否生存、能否保持語言活力，發揮交際功能的關鍵。在《語言生態學引論》中，我們強調人在構建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中的作用，指出：“人是語言的運用者、操作者，人類社會中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語言，語言是民族的標志，也是民族的凝聚物。一個民族的語言如果在語言生態系統中失去了它應有的位置，它可能會消亡，可能會出現瀕危，等等。這是語言生態系統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原因，但起關鍵作用的是人。例如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全民共同語的規范、對官方語言的選擇、對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的選定等，都是人為的因素在起作用”⑦。3.語言和諧共存給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提出了挑戰我國語言政策的目的是語言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結合，是我國各民族之間的語言和諧共存。國家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允許地方方言的存在和發展；國家把漢語普通話作為全民共同語的同時，也鼓勵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這種語言政策為我國的語言和諧共存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也是我國建構良好的語言生態環境的肥田沃土。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和諧關系是現階段我們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一個重點。語言與語言之間，不論是強勢語言還是弱勢語言，不論是使用人數多的語言還是使用人數少的語言，不論是興盛的語言還是衰變甚至瀕危的語言，都應該是平等的，語言平等原則是我處理民族語言關系最重要的原則。在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時，我們應該運用這條原則指導具體的語言現象的分析和評價，決不允許歧視弱勢語言，歧視使用人數少的語言，歧視衰變語言和瀕危語言。少數民族語言之間的和諧共存關系是現階段我們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一個難點。我們應該看到，我國有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已經瀕危，還有的語言處于衰變之中。“赫哲語、滿語、普標語、義都語、蘇龍語、仙島語等，使用人數已不足百人。如今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上述六種以外）有15種。這些都是‘瀕危語言’。”“在我們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語言的消失不會是由于人為的壓制；但是一種語言的消失，終歸是一種社會文化形態的消失，搶救瀕危語言也是當前我們能做和應該做的一項緊迫任務。”⑧

三、新常態下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的路徑

既關注語言本體的研究，也重視語言生態環境的研究。研究語言本體，注重揭示語言結構體系內部的語音、詞匯、語法特征和規律，是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成就所在。從語言的發展上看，語言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的變化，必然會給語言帶來變化。因此，弄清社會生態環境及其對語言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21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做過這方面的嘗試。如周國炎先生的《仡佬族母語生態研究》一書研究已處于瀕危狀態的仡佬語的生態環境，提出保護仡佬語、維護民族語言文化多樣性的主張。熊英的《土家語生態研究》一書同樣以瀕危語言為研究對象，力圖從土家語的語言生態方面探討該民族語言的保護和發展等問題。瀕危語言、衰變語言是世界語言發展演變中的一種易發現象，這些現象的產生雖然跟語言的內部結構有聯系，然而更多地與語言的生態環境以及這種生態環境帶來的語言功能的變化、語言活力的增減和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態度及使用人數等有密切關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深入民族地區，做好田野調查工作。20世紀50年代語言大調查的經驗告訴我們，做好田野調查工作是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可以說，沒有扎實的少數民族語言田野調查，就沒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就沒有學術精品。關在書齋里閉門造車，不做基本的田野調查工作，是無法取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成果的。戴慶廈先生指出“：只有通過田野調查，才能真正體會語言是什么。語言在實際生活中發生變化，不到群眾中接觸語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語言的存在和變化。一個有作為的語言學家，對語言要有感性和理性兩方面的認識，如果缺少感性認識，理性認識就沒有根基；如果只有感性認識而沒有理性認識，認識的層次就得不到升華。田野調查是語言學家獲得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取之不盡的源泉。”⑨戴先生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幾十年來，他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不少于50次，成果豐碩，即使現在他80歲高齡，還常常奔波在田野調查的第一線，我們應該學習戴先生這種“活到老，學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了解民族語言生態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少數民族語言有著不同的語言生態特征，即使是同一種少數民族語言，內部也可能會有若干種方言，方言與方言之間也會有不同的語言生態特征。如黎語具有鮮明的語言生態特征，黎語內部的五個方言的生態特征也有差異。由于黎語主要分布在海南省，從宏觀上看，海南島四面環海，具有獨特的地理環境，新中國成立前黎語受島外語言的影響較小，這一方面有利于黎語的傳承、保護，另一方面也使得黎語相對封閉，與島外語言的接觸相對少一些，由此引起的語言生態變化也相對小一些。從微觀上看，黎語內部的五個方言（哈、杞、美孚、本地、加茂）中，使用人數多少不等，與外界接觸程度不同，語言內部系統也有差異（加茂方言與其他四種方言差異較大），各方言的語言活力、語言功能等也有所強弱之分。了解了這些情況，我們研究黎語生態就可以根據其生態特征有的放矢，真正弄清黎語及其方言的語言生態面目，以免漫無邊際，盲目行事⑩。

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重點關注現階段少數民族語言使用現狀及其發展演變趨勢。近年來，很多語言學家在研究語言本體的同時，把視野投向語言生態研究，他們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語言使用現狀和發展演變等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戴慶廈先生和他帶領的研究團隊以少數民族語言的“點”為研究對象，在對“點”進行“融入式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揭示現階段少數民族語言使用中出現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規律，可以看作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佳作。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準確把握少數民族語言的“生態位”，制定相應的語言生態對策。在語言生態系統中，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同的生態位。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漢語既是漢族使用的語言，也是憲法明文規定的全民共同語，在語言生態系統中處于高端位置。少數民族語言，不論使用人口多少，都是語言生態系統中的成員，都是構建多樣性與統一性相結合的和諧的語言生態系統的支撐柱。現階段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中，有幾種情形值得關注：一是處于瀕危狀態的少數民族語言的生態位即將喪失，二是處于接觸性衰變中的少數民族語言的活力正在減弱，三是不少少數民族語言在語言競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語言替換，四是少數民族地區的雙語、多語現象更加復雜多樣等，這些都是影響少數民族語言生態位的重要因素，亟須制訂相應的語言生態對策。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真正弄清少數民族母語使用者的語言態度，尊重他們的語言權利。不同語言（或方言）的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態度既包括對自己的語言（母語）的態度，也包括對其他語言的態度，在語言接觸中，不同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態度決定語言的發展走向，也直接影響著語言生態的演變。我們在調查研究海南黎語的過程中，對黎語不同方言區的黎語使用者做過一些問卷調查，發現不同方言區的黎族同胞對待自己的母語的態度有所不同，因而黎語在和漢語或海南話發生語言接觸的過程中，有的地區發生了語言替換或語言轉用，有的地區黎語語言保持較好，而有的地區則呈現出黎語、漢語雙語兼用的情況，這是黎族同胞選擇語言的權利，我們不能剝奪他們的語言權利，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弄清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和語言生態變化的規律。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要聚集一批敢于攻堅的學術隊伍。20世紀50年代的少數民族語言大調查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匯集一大批既有獻身于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精神，又有過硬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本領的學者，才能取得輝煌的成果。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研究是一項長時期的艱巨的任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組織多個學術團隊，像20世紀50年代的前輩學者那樣，分赴少數民族地區，對我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一次徹底的窮盡性的語言生態大調查，真正弄清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實際情況，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發展演變中的一系列問題，為構建我國和諧共存的語言生態環境而努力奮斗。

作者：馮廣藝 馮念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