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的空間實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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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的空間實踐

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的生活一度被視為城市的污點，被荒蠻的想象所遮蔽，隨著民生帷幕的拉開，城市馬賽克的任意涂抹早已失去合法性的支撐。當下，人們關注的是，這一曾被刻意忽略的沉默世界在適者生存原則下的生活樣態到底怎樣。如果說，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的空間實踐是對優勢空間權益的爭取，那么，在原初空間推力與現有空間拉力的合力下打破差異空間分配的同時，進入城鄉結合部的當下選擇將會帶給他們怎樣的身份際遇?進城之后面臨的是居住空間的生產，他們與本地人在租賃互動中形成怎樣的鄰里關系?有居住的空間并不等于立足，他們如何獲得就業空間以實現融入城市夢想?這種城市生活的夢想在他們消費世界中是否真實?環環相扣的四個問題可以總結為這樣一個核心問題: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的這些空間實踐努力與自我身份再造的光榮抑或陣痛主要體現在那些方面?本文將以東北C市東村這一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對個體的口述歷史研究拆解秩序背后隱秘的空間實踐邏輯，無論是被剝奪還是被賦予，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的生存史充斥的是個體多樣的生存策略與生存智慧，我們需要在明了他們空間訴求及其所作努力的基礎上探索充滿個性張力的城市融入路徑。

(一)進城:差異的空間分配與個體的身份際遇空間與資源匹配的相關性決定著進入城鄉結合部這一流動方式代表的社會意涵，外來人口進入城市的邊緣地帶可視為追求平等公民權的空間訴求。伴隨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鎮化日新月異的進程，城鄉結合部正潛移默化地成為這樣一個為個人生命歷程帶來諸多改變的空間，它也往往成為弱勢人群實現向上躍遷的首選空間。多樣的向上流動渠道為外來人口外部與內部世界的平衡提供了一種可能，這也打破了原初戶籍制度與城市權益相捆綁的空間區隔，空間自由流動權力的獲得，成為外來人口身份再生產的重要前提。所以說，“只有把問題視作城鄉遷移者如何獲得市民權的問題，而不是視作外來人口的權利問題時，外來人口才可能真正獲得身份認同”。③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城鄉結合部成為探討外來人口實現城市融入的關鍵空間節點。帶有差異的空點分配的消解，需要賦予外來人口“用腳投票”的空間權力，即使這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被拋棄在歷史塵埃中“收容遣送”時代的“盲流”標簽，被涂抹著二等公民的劣等形象，這些以屬性差異為不平等根源的空間排斥，需要在進程資格的開放中予以摒棄。允許進入與否是一個問題，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另一個問題。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進城與以往相比帶有更多的冒險精神。以往人們進城往往會有很多顧慮，戶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戶籍是影響中國城鄉流動的最為突出的制度障礙，它不僅對推拉發生一般的影響，而且還使得推拉失去效力。這樣，中國的人口流動將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規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為流動外來人口在長期戶籍制度的影響下心理發生了變形”①。這種心理積壓在當下城市化進程的推動下呈現出集中爆發的態勢。借助強關系社會網絡的構建來啟動進城之行不再是大多數外來人口的選擇，他們回歸到傳統的推力與拉力的模型解釋，在自身利益的權衡過程中，邁向有利于生活提升的身份際遇。另一方面，對于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他們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只要滿足這一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對他們來說，尚屬騖遠之舉。在C市東村，城市底層群體窘迫生活的映照，使得外來人口對于城市戶口并沒有那么向往。外來人口憑借對自身的信心進入城鄉結合部，正在這片空間上演著一幕幕雙城記，這里是“失望的冬天亦是希望的春天”。一代代進入，有留下也有離開。以出生在80年代為界，進入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可以分為兩代，第一代外來人口往往是以城鄉結合部為過客匆匆的驛站，在城市的逗留是為了故鄉中家庭生活的改善，他們也想停留于此，但外部與內部的障礙也只能使他們以“葉落歸根”來平衡體驗中的不平等。隨著社會轉型的日漸深入，新生代外來人口進城的目的發生轉變，他們在尋求融入城市的可能，這也是他們非常注重就業環境和生活環境的原因。“他們不再滿足于能夠進城務工，而是要求真正成為一個‘城里人’。他們不喜歡城里人對他們的‘外來工’、‘外出務工人員’等稱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樣稱呼為‘市民’、‘居民’、‘工人’”②。渴望身份認同實際隱含著一個愿望，那就是從新移民到新市民，左手“命”，右手“運”，將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僅要在城市文明的進程中印上自己的足跡，更要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實現代際的向上流動，獲得自身價值的實現。進城為外來人口帶來人生際遇的同時，也讓他們的生活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如何創造容身之所，進而構建新的社交網絡，使自己的生活豐富起來，是他們需要解決的第一個空間實踐問題。

(二)容身:居住空間的交換與社會關系的再造城市融入的關鍵在于城市空間中“容身之所”的獲得。這種“容身之所”是多元的，不僅指的是居住空間，還有交往空間，甚至包括想象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第三空間”。東村也有外來人口真正扎下根來的個案，實現個人命運的根本性改變，但這往往屬于少數人的傳奇。在房價日趨高漲的城市中能夠有經濟實力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產，這對于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來說，還是需要不斷努力的夢想。所以，一般來說，“租房”成為絕大多數外來人口擁有容身空間的選擇。這也成為外來人口與本地村民交往的基礎，作為本地村民的房東成為外來人口日常生活中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最初的交往圍繞“租房”這一帶有較強經濟交換的空間實踐行為展開，在不斷的演繹過程中實現交往關系外延性的拓寬。外來人口與本地村民的這種交往關系不能僅僅用強弱關系理論來分析，這種關系更像一種復合的動關系:“它是社會群體、階層之間的一種強弱兼有、若即若離、互相繁衍的關系。用形象的話說是一種‘分’沒有刻骨銘心的痛，‘合’沒有親密無間的情。從它的強度看，強關系中包含弱關系，在弱關系中蘊含著某種強關系的因素，它們之間可以互相繁殖和派生，關系強度會隨著時空變化而演變，從它的關系邊際看，是動態的、模糊不清的，從他們關系的基礎看，主要是經濟利益關系的交換”。③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租房過程中頻繁的空間切換加深了鄰里互動關系的理性化傾向，但是，外來人口與本地村民在空間交換的過程中，也促成了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兩者在利益一致的指向下，形成了相互依賴的、表面無序但內在有序的、亦城亦鄉的新型社會關系網絡。在他們相互磨合的過程中，城鄉結合部以寬容的姿態容納了社會關系的多樣化構成。東村的本地村民對外來人口的總體素質雖然依舊帶有慣常的非議，但在經濟利益唇齒相依的社會生態構成下，對外來人口進入城鄉結合部一般都持有歡迎或者無所謂的態度。外來人口對于能夠在城市中以盡可能低的成本尋得立足之地，在沒有高要求的情況下，一般而言，他們對城鄉結合部本地村民的態度都是相當滿意的。“共生工棲”新共同體的生成也讓充滿流動性的城鄉結合部空間漸漸從無序走向有序，雜亂的空間形象正隨著多樣性人群的再整合逐漸改變，并形成混住型社區的典型。一方面，帶有傳統村落的熟人社會的特征，鄰里之間倡導守望相助的傳統倫理;另一方面，作為社會關系的空間容器，城鄉結合部空間正由封閉走向開放，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當然，外來人口與本地村民的交往在帶來空間機遇的同時也面臨一定的困境。毋庸諱言，在城鄉結合部中，以道義為先的傳統交往模式正受到功利主義的沖擊，賀雪峰曾經提到過這個問題:“人口流動使農民可以擺脫村莊輿論對自己的壓力，從而更容易擺脫道德義務和選擇交往空間，貧困化則使他們將較少的資源更多地用于投資那些可以帶來經濟回報的人際關系而不是由血緣決定的人際關系之中”①。另一個問題是，表面的和暫時的鄰里交往使得外來人口更難以形成家園歸屬感，他們在城鄉結合部的體驗帶有消極的與邊緣性的一面:“我們感受到的光彩與瑣碎、財富和貧困、智慧和無知、秩序和混亂之間強烈的對比。爭奪空間的競爭如此激烈，我們竭力讓每一塊地方都有使用價值，使之能產生最大的經濟回報。工作場所與居住場所分離，這是因為工業和商業設施彼此臨近，使該地區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無法滿足居住要求”②。工作的去處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的歸所在城市的邊緣，在歸所沒有強有力的鄰里關系網作為生活的解壓閥，那么，在工作的空間中，他們是否能找到生活的支撐，在職場中營建人際關系，從而超越本體性的焦慮，實現本體性的安全。

(三)謀生:就業空間的生產與生存倫理的選擇外來人口來到城鄉結合部尋找到容身之所后，最為緊迫的空間實踐是尋找生存支點，一份工作，是他們在城市立足的基礎，也是他們心中想要實現夢想的藍圖。他們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充實的精神享受，更體面的人生，這一切都寄托在他們對工作的憧憬之中。由于自身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缺失，他們最初的選擇往往是在非正規勞動力市場實現就業。③他們只是初級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力量，他們進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帶有臟、累、枯燥的特征，這也決定著他們的工作環境不盡如人意。外來人口對非正規就業空間的生產，以主體的能動性，在生存倫理的選擇制約下，實現對城市空間的占據。他們在城市的就業環境中，受著現代性的洗禮，能夠更直接地快速適應城市文化。但積極的職業體驗往往與身份認同危機相伴隨，他們游走于城市之中的漂泊感是他們需要面對以及跨越的嚴酷現實。劉先生對雞毛場的環境表現出極大的不滿，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他面臨的不僅僅是工作強度以及工作時間等方面帶來的壓力，更是工作環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陰影。身體嵌入于一個新的場域中，就業空間的再生產一方面是他們獲得生活的基礎，另一方面造成他們在找工作期間和就業之初的認知失調，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中，他們通過頻繁更換工作期望獲得較好的工作環境。每一份工作也都可以為他們帶來新的社會資本，他們換工作的原因多是感覺工作無聊、沒意思，或是工資低、待遇不好，或是工作量太大、太累，或是與同事發生矛盾。這些社會資本在相互交換著找工作信息時發揮著作用。但就業的轉換一般都是水平的流動。比如從高工資、低待遇向高待遇、低工資工作流動，水平流動對于自己個人的能力、知識、技能、等方面的提高有限，對向上流動幫助不大。大多數外來人口都希望以非正規就業為跳板，增加自己的資本，實現向上的流動。但實際上，頻繁的試錯過程讓他們一直懷揣著夢想在跳板上徘徊。在就業空間生產的過程中，外來人口對人際關系的感受主要包括與同事的交往關系、與上級之間的關系，以及與朋友之間交往關系的感受。初入職時，大部分外來人口在新的工作環境中脫離了地緣性和親緣性的群體，進入純粹以業緣為基礎的人際關系，這就導致了與同事之間只是處于單純的合作關系，與上司之間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工作一段時間后，人際關系方面最突出的變化是與同事的交往關系的變化，如果關系處理得當，那么就能緩解在工作之初的孤獨感，也會對今后的職業生涯帶來更多的信息與利益;如果和同事相處的過程中引起沖突摩擦，隨之而來的將是不信任所帶來的隔膜。除同事關系之外，從事銷售或服務業工作的外來人口能夠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交往對象，這樣他們能夠通過工作關系拓展自己的交往圈。在工作的過程中與上級的交往、能否得到上級的賞識與認可，都會影響外來人口的感受。外來人口的自我認同正是在與他人交往中形成的，他們的尊嚴感、自豪感甚至恥辱感都在發生著變化，這些內心感受與變化其實也是對自我的反思和自我認同的塑造。在非正規就業的外來人口工資普遍不高，一般在兩三千左右。靠著這些工資如何在城市中生存?這始終是使外來人口焦慮的問題。

(四)消費:空間的區隔符號與底層的自我訴求在對東村的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城鄉結合部的外來人口談到不想重返過去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已經很難適應原初的生活方式了。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外來人口來到城鄉結合部首先對其產生沖擊的就是城市的消費方式。尤其是對于在城市第三產業工作的外來人口，由于他們工作環境與工作條件的原因，他們和這個城市接觸的機會更多一些。他們會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模仿他們的顧客以及身邊的城市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缺乏相應的購買能力，對此，他們選擇沉默防御。在波德里亞看來，消費并不是簡單的物與物的交換，它是隱喻社會地位的一套符碼體系，他認為:“消費主體在文化實踐中趣味的區隔以及特定的消費方式的差異，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權力關系。文化消費主體的消費行為受到結構上的約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區隔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突顯性格，標新立異。品位、嗜好、生活風格成為場域中的‘區隔符號’”①。一言以蔽之，對于東村的外來人口來說，他們的消費能力固定了他們的消費空間。訪問編號:wl18馮女士:我爸媽不用我養，我還是每個月會寄回家1000塊錢，我平時不化妝也不怎么買東西，我就是想讓爸媽知道我能過得很好的，再過一段時間自己想攢錢在這座城市買個房子，雖然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等爸媽養老的時候可以把他們接過來。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的生活不僅是滿足自身需求，也在于能夠承擔起家庭責任。城市處處充滿消費的潮流，城鄉結合部也概莫能外，生活在此間的人們在被誘惑的同時，卻被消費的世界排斥在外，外來人口游離在光怪陸離的現代城市空間之間，以未來生活的幻想消除內在世界的失衡。不能切入城市的消費，也就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鄉結合部外來人口生活的艱辛畫面正為當下城市的發展敲響警鐘:“警惕底層生存生態的惡化，要保護底層生存的社會生態。”②這種社會生態系統的關鍵就是要為弱勢群體營造一個開放以及可以保持適度生活的消費空間。外來人口身處城市的興奮，對自己認同的模糊感和漂泊感，在他們身上復雜地交織著，但外來人口依然對生活充滿了希望，對城市生活充滿了熱愛和期待。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力量，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都需要他們，只有讓他們在進城工作的體驗及感受中得到較好的自我認同，并順利完成再社會化的過程，給社會帶來的才能不是一系列的外來人口問題，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就需要使外來人口通過城鄉結合部順利地融入城市，讓他們在陌生的城市里享受到應有的權利及待遇，并獲得家園的歸屬感，然而，這一美好的理想圖景更需要國家與社會提供可能的路徑選擇。

二、結語:城市融入與機會空間

伴隨社會的總體性變遷，當下外來人口的城市化進程發生了“脫域機制”影響下的一種轉向，那就是由原有的候鳥式流動轉向蒲公英似的落地生根，來到城市不再是只關注產出的“異域嫁接”，而是生命歷程的深度嵌入。這種嵌入指向的是城市的生活方式，而非某一地點的駐守;是對城市空間的動態適應，而非某些城市融入指標的靜態達成。交通的暢通與信息高速公路的無遠弗屆，外來人口的城市融入不再是一道明確界限的突破，而是如同種子般的生長發芽，需要在進城、容身、謀生、消費等空間實踐過程中實現多幀日常生活圖景合成似的階段性成長，他們展示的是一種以戰養戰、運動化、學習型的成長過程。在這一視角下，我們可以將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的這些空間實踐視為一種自發自為的現代性謀劃。他們對于城鄉結合部的進入可以視為一種重要的改變自身命運的社會運動。蘇黛瑞對于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爭取公民權的看法是:“城市暫住者在官方沒有提供服務和好處的情況下，只能利用初級勞動市場來參與書寫城市生活新規則，它迫使絕大部分城市流動者建構著他們自己的封閉世界”①。表面上可以為外來人口提供城市融入機會的城鄉結合部空間，卻讓他們面對無根的漂泊境遇。重建的前提是要明確到底是什么力量拔除了社會之根?海德格爾曾經充滿憂慮地警告世人，構成現代性之動力的科學技術力量正在把我們人類從這個大地上“連根拔起”。這種“連根拔起”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社會學者眼中看來，在于資本的空間再生產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空間再生產所造成的城市空間結構在城鄉結合部的單向度復制與空間異化。這樣重塑社會之根就需要國家對城鄉結合部以社會建設取向抑制資本空間再生產的沖動力。田毅鵬認為，這種面向基層的社會建設應當重構流動的公共性，“將處于流動狀態的農民納入到組織體系之中，在這一過程中，除加強各級政府主導的、依托于城鄉空間的正式組織建設之外，還應關注非正式、非制度化、流動性的系統和群體的建設，以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和情感支持的‘虛擬社區’，為流動中的村民提供真實的社會保護和屏障。在制度政策層面上，政府在出臺與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相關的各種制度、政策時，都要考慮到其實施對象的流動性特點，例如流動農民的社會保障關系是否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隨人流動’、‘隨地轉移’等等。”②也就是說，在集體意識失落與個人空間權益弱化的空間里，國家應當通過流動公共性構建和新集體認同重構等社會生根工程，逆轉外來人口原子化動向，實現對其發展平臺的重塑。在社會生根工程中土壤的提供下，外來人口在城鄉結合部積極的空間實踐使自身實現初步的“著床”，國家亦當注意外來人口城市融入需求的階段性與多樣性，以免制度設計與個體發展錯位。進城途徑的寬窄、居住條件的好壞、就業機會的多少、消費能力的有無，在先賦因素客觀存在的前提下，應當最大程度地決定于外來人口自身的努力與付出。相對他們在城市邊緣空間的所采用的弱者抗爭甚至自我退隱，國家需要抑制城鄉結合部空間形成過程中的資本邏輯，采用空間正義的社會性規劃以實現他們個人現代性的培育與養成，從而讓為城市發展同樣做出貢獻的公民享用城市發展空間權益的文明果實。

作者：張霽雪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