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擴員的復雜性及戰略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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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tpp談判成員擴容的歷史進程

TPP不斷增加談判成員的過程較為曲折，迄今可以分為TPP談判的啟動與早期推進、美國介入并再次主導TPP談判、TPP談判新成員的逐步加入等若干階段。

（一）TPP談判的啟動與早期推進建立一個橫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自由貿易區構想最初源于21世紀初美國所倡議的“跨太平洋五國自由貿易區協定”（簡稱P5）談判設想，其談判成員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和新加坡。但伴隨著美國逐漸將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主要精力投向雙邊FTA，使P5談判陷入停頓①。然而，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等國商簽跨太平洋區域貿易安排的熱情并未因此而減退。2002年10月，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領導人宣布“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伙伴協定”（簡稱P3）談判正式啟動。2004年，文萊成為P3的觀察員，并于2005年4月成為正式談判方。2005年7月，上述四國簽署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Strategic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下簡稱P4），并于2006年5月28日正式生效①。P4協定的四個締約成員經濟規模不大，原有的市場開放程度相對較高，因此該協定帶來的自由化福利效果和影響力并不顯著，P4協定的生命力和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成員范圍的擴展。因此，為避免自由貿易區或區域貿易安排（FTAs／RTAs）通常具有的排他性造成福利鎖定，P4協定從締約之初就試圖建立一個“開放性”的FTA。P4協定專門設置的“開放條款”明確表示歡迎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的加入，從而為締約成員的擴展預留了空間②。

（二）美國介入并再次主導TPP談判2008年2月，曾作為發起者之一的美國重新將目光投向已實施多年的P4協定，明確表示將加入P4協定中即將開始的投資和金融服務業談判。此后，TPP談判的成員擴容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美國的影響下，澳大利亞和秘魯于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P4談判。2009年3月，TPP的四個初始締約方同意接受越南以“聯結成員”的身份加入P4談判，同時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P4）正式更名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2009年11月14日，在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美國將正式加入TPP談判進程，強調它不但能夠促進美國的就業與經濟繁榮，而且將會為設定“21世紀貿易協定的標準”做出貢獻。至此，正式參與TPP第二階段談判的經濟體已經增至八個。2010年3月15－19日，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文萊、美國、澳大利亞、秘魯和越南等八國參加的TPP第二階段首輪談判在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行。此后，馬來西亞在2010年10月的第三輪談判中正式加入TPP談判。美國重新介入并主導TPP第二階段談判進程，不僅使P4協定的受關注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對亞太地區各經濟體的經濟外交戰略都產生了巨大沖擊。通過對參與TPP第二階段談判成員資格的控制，美國有效地壓制了以東盟為軸心的東亞自貿區網絡建設勢頭，重新掌握了對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整體格局設計的主導權。

（三）TPP談判新成員的逐步擴容感受到TPP談判已具備了成為亞太地區最大區域貿易安排的發展潛力，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三國迅速對自身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進行了調整，并于2011年美國APEC領導人峰會期間提出了加入TPP談判的申請。隨后，三國的貿易代表與現有的九個TPP談判成員開展了多輪雙邊磋商。2012年12月，墨西哥和加拿大正式參加了在新西蘭首都奧克蘭舉行的第15輪TPP談判，TPP的成員國擴大為十一個。日本加入TPP談判之路則更為艱難。一方面，TPP現有成員始終對是否立即接受日本加入TPP談判申請爭論不休，大部分成員擔心日本政府的談判空間和自由化意愿會受到其目前在農產品、服務業等領域實施嚴格貿易壁壘的制約，從而拖延TPP談判按計劃時間表達成協議。因此，2012年7月，美國和越南等TPP成員暫時拒絕了日本的加入談判申請，理由是未能就加入談判的資格條件達成一致意見。另一方面，日本國內支持和反對加入TPP談判的聲音也是此起彼伏。產業界人士強調TPP談判追求的經濟貿易全面自由化是大勢所趨，是將日本經濟從長期停滯的泥潭中挽救出來的必要外力。而農業、電信業、汽車業、醫療業、保險服務業等可能遭受市場開放沖擊的利益集團則強調日本重點產業的“特殊情況和要求”，一旦市場完全開放則可能遭受巨大打擊。經過長達一年的多方磋商并做出了重大讓步之后，日本終于在2013年7月順利得到全部TPP談判成員國政府的“資格認可”，并正式加入到談判之中。但面對來自日本農業協會的壓力，自民黨TPP對策委員會通過了一份緊急決議，將大米、麥類、牛豬肉、乳制品、糖類作物5項重點保護農副產品以及國民全民保險制度定為“圣域”③。安倍晉三在多個場合表示，希望TPP現有談判成員能夠允許日本將這些領域作為關稅減讓談判的例外而有所保護，這招來很多TPP成員的不滿。

二、美國全力控制TPP談判

擴容步伐的政治經濟動因造成TPP談判擴容步伐遲緩與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國始終根據自身的全球和地緣政治經濟需要控制整個擴容進程，而其他TPP成員在此問題上均處于從屬地位。例如，從經濟開放程度和傳統經貿關系來看，加拿大本來很有可能在2010年前后就成為TPP談判成員國。但由于美國認為加拿大在NAFTA的乳制品談判中未能做出“應盡的”市場開放承諾，而被美國“一票否決”了TPP談判資格。而日本加入TPP談判的一波三折，更是凸顯出美國在TPP談判伙伴國選擇問題上的絕對主導地位。在現有的TPP談判成員中，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雖然是創始成員國，但因為經濟實力弱小，在美國、澳大利亞等成員加入談判之后根本無力控制整體談判進程。而與美國同期加入TPP談判的越南、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和秘魯四國，則明顯是被美國根據自身亞太區域戰略的需要而特意選取的伙伴國和傳統盟國。這些成員也因為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的利益訴求與美國緊密捆綁在一起，而不可能在TPP談判擴容問題上與美國持相左意見。美國之所以全力控制TPP談判擴容步伐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背景。TPP談判的按步驟擴容不僅是美國實施其以自身為核心、以盟國為紐帶的亞太多邊合作機制戰略構想的具體途徑，更已經成為奧巴馬政府隨時靈活應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一項戰略性政策工具。

（一）鞏固亞太地區政治經濟主導權當前，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的時期，一個嶄新的“亞太世紀”呼之欲出。隨著美國與太平洋周邊國家和地區貿易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亞太地區自20世紀90年代起成為美國最大和最具潛力的出口市場和投資區域。但是，“10＋1”、“10＋3”、“東亞峰會”、中日韓FTA等頗具影響力的區域一體化機制都將美國排除在外或未明確聲明包括美國。這是對填補由于美國的冷漠與衰落形成的地區性制度真空的一種自然反應①。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亟需一個有效的、能夠起主導作用的區域合作多邊機制來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對抗“東亞軌道”合作。此時，美國深刻意識到了TPP談判所蘊含的戰略價值，并很快將其定位為實施本國亞太戰略和FTA戰略的新平臺。TPP作為一個已經生效、并且極具開放性的區域性FTA，如果能夠根據美國的戰略需要重點突破“東亞軌道”的核心成員，其吸引力必將進一步增加，從而擁有向整個亞太地區拓展的潛力，并最終成為美國主導下推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渠道。

（二）引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建設”的趨勢與此同時，美國寧愿遲緩TPP談判的擴容步伐而不愿犧牲其掌握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建設”的主導權。TPP協定一直因其高質量、全面性和廣泛的社會條款而被美國標榜為“21世紀FTA協議的模板”。除了迄今為止最高標準的市場開放承諾之外，TPP還首創了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談判中涵蓋“成員國國內制度建設及規制融合議題”。TPP協定中的勞工和環境標準、政治透明度、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競爭等社會條款，要求TPP談判成員必須大力推進其國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并使之與國際規制接軌。通過納入“邊界內問題”，TPP提升了美國對新興經濟體競爭的能力，增強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活力。美國不僅可以享受最大的市場準入福利，而且可以通過要求其他成員在貿易規制和國內規制上與美國標準看齊，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技術創新能力和資本運作能力的優勢，獲取在其他成員市場中的最大利益。這種新的“制度建設”趨勢必將產生更強的全球戰略意義和示范效應。因此，美國選擇了“要質量而不要速度”的“寧缺毋濫”戰略，逼迫其他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機制跟進實施類似標準，而使美國最終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三）繼續保持對中國、俄羅斯等亞太競爭勢力的制約壓力安全和外交因素也是美國全力控制TPP擴容步伐的重要原因。奧巴馬上臺后，國務卿希拉里打破傳統將首次出訪的地區安排在東亞，體現了亞太地區在美國政府外交戰略中的重要地位。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在日本東京宣布美國加入第二階段的TPP談判，并全面闡述了美國政府“重返亞洲”的外交、安全與經貿政策。此后，美國逐步批準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加入TPP談判，并向印度尼西亞、泰國、韓國等國家提出加入TPP談判的邀請。TPP談判的擴容作為美國實施“新亞洲政策”的重要途徑，其目的在于給美國的亞洲盟友吃一顆定心丸，向世界表明亞洲對于美國的國家利益極具重要性，美國仍將介入該地區的事務，承擔維護本地區和平與繁榮的責任。因此，TPP談判已經被美國賦予了新的意義，即不僅可以通過“各個擊破”的方式削弱“東亞軌道”在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還可以時刻利用吸收新成員加入的方式實施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沖戰略”（hedgingstrategy），保持對這些亞太競爭勢力的制約壓力，并化解一些國家對中國崛起和俄羅斯“亞歐雙頭鷹”戰略的憂慮。在上述背景下，美國已經把TPP談判看作是鞏固其地區和全球主導權的重要抓手，自然根據自身戰略需要控制其擴容進程。這也使得TPP談判擴容摻雜了過多的地緣政治因素，導致其發展過程進一步曲折復雜。

三、致力于加速TPP談判

擴容的成員及其戰略考量除美國之外的TPP其他十個談判成員中，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文萊、智利、新西蘭、日本等成員均明確表示支持TPP談判持續擴容。這些支持TPP談判持續擴容的成員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第一，這些經濟體都已經確定將全面對外開放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希望通過積極融入區域及雙邊經濟一體化進程，分享貿易自由化的經濟福利，并借此鞏固自身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第二，這些經濟體的自身市場開放水平較高，國內重點產業的市場開放承受力較強，“守方壓力”不大。第三，這些經濟體都在某些特定產業擁有強悍的出口競爭力，“攻方利益”顯著。第四，這些經濟體都已經與大多數的潛在TPP成員（如韓國、泰國等）開展了雙邊自貿區談判，在TPP中啟動雙邊貿易自由化磋商的壓力不大。總體來說，支持TPP談判持續擴容的成員經濟體的戰略考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鞏固與美國的政治經濟同盟關系對于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智利等美國傳統盟友來說，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高調實施，利用TPP談判作為新的亞太區域一體化路徑打破了原有的區域合作均衡，導致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意味著美國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仍不可動搖，它對于仍充滿不穩定因素的亞太地區保持和平、發展的態勢至關重要。要維持本地區經濟的高速增長，亞太經濟體在客觀上需要與美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范圍的政治經濟合作進程中保持步調一致。

（二）借助更廣泛平臺實施“大國平衡”戰略在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大國之間實施“大國平衡”戰略是很多中小經濟體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原則和一貫立場。具體來講，“大國平衡”戰略即中小經濟體始終堅持平衡美國、日本、中國等政治經濟強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避免任何一個大國或集團把持、控制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局勢，并借此提高自身在地區的政治聲望和影響力①。在TPP談判內部，澳大利亞、新加坡等經濟體支持TPP談判持續擴容，贊成引入加拿大、日本，乃至韓國等本地區的重要經濟體，有助于其實施“大國平衡”戰略，扮演矛盾協調者或力量平衡砝碼的角色，利用日本、加拿大等成員的經濟實力和談判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國的一家獨大和專行專斷，在談判議題設計、市場開放水平、社會條款例外等領域保障自身權益。

（三）完善亞太新自貿區體系，享受復合網絡型分工福利當前，亞太地區原有的垂直型雁行分工模式已經被復合網絡型的新型國際分工所取代，表現為一種多邊互補、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交織的區域分工網絡體系。美國、澳大利亞、東盟部分成員和南美洲成員在“TPP軌道”合作中構成彼此相互牽動又為補充的動態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在這種新型的國際分工體系下，通過擴大TPP協定的成員范圍，有利于各成員圍繞出口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依靠產業升級、增加技術和資本的密集度以及技術創新來推動工業化進程。與此同時，TPP談判致力于構建“下一代貿易與投資規則”的制定，其高標準和全面性將帶來較強的示范效應。更多談判成員的加入意味著有更多的亞太經濟體接受了高標準、高質量的TPP規則，使這些成員未來與其他經濟體開展FTAs／RTAs談判時具有更高的出價能力和要價資本，能夠更為充分地享受貿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

四、反對TPP繼續快速擴容的成員及其戰略考量

對于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等TPP發展中國家成員來說，TPP談判的快速擴容并不是它們所希望見到的。在名義上，這些成員宣稱目前是TPP談判最為關鍵的時期，在諸多的重點領域各方仍未能達成廣泛共識，迅速擴容將增加談判難度，從而有可能拖延在2013年底之前完成協定文本的制定。但事實上，反對TPP談判快速擴容的成員都有著各自的政治經濟考量。

（一）避免國內敏感產業和經濟體制遭受更大沖擊作為“下一代貿易與投資問題”解決之道的“TPP軌道”合作，不僅對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提出了高標準，同時也涵蓋了大量對締約成員國內競爭政策、政府采購制度、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待遇等領域的嚴格承諾。對于TPP談判中仍處于發展中國家階段、自身市場開放承受力較差的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等成員來說，TPP的快速擴容意味著它們將在更多的產業領域遭受來自更多強國（如日本、加拿大）商品和服務提供商的外部沖擊，立即大范圍執行高標準的貿易壁壘減讓將對國內敏感產業的生產者和服務提供商造成致命打擊，甚至可能傷及國家經濟命脈。另一方面，TPP談判在環境保護、勞工標準、知識產權、國有企業待遇、投資者爭端解決方式等領域的制度改革約束，也將導致這些經濟體除了必須面對自由化對國內敏感行業的沖擊之外，還必須承受國家經濟管理體制做出重大調整的陣痛。越多的談判成員意味著越廣泛的訴求和越嚴格的標準，這將導致它們對TPP高質量條款的吸收消化需要更長的過渡期。

（二）保障對現有TPP成員已承諾開放市場的獨占目前，亞太各經濟體的經濟結構類似，資源稟賦結構相近。大部分TPP發展中成員的工業化程度較低，工業化目標和工業發展結構大致相似，均以輕工業和電子工業、裝配業為主，機器制造業薄弱。而且，各國經濟都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以橡膠、石油及石油產品、紡織品和電子電器為主的出口商品結構也大致相同。相似的經濟結構造成亞太國家之間產業關系松散，競爭性大于互補性，經濟競爭和利益沖突比較尖銳①。TPP談判的快速擴容雖然有可能拓展了部分成員的出口空間，但也會在現有TPP成員已承諾開放的市場上引入更為激烈的競爭。因此，對于馬來西亞、秘魯等自身優勢產業面對潛在TPP談判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不具備絕對優勢的成員來說，對TPP擴容問題采取了相對保守的立場。

（三）防止東盟的區域合作主導地位受到干擾目前，只有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四個東盟成員參與了TPP談判。而東盟成員中經濟實力較強的印度尼西亞、泰國，經濟實力最弱的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均未參與談判。無論是從成員構成和地理范圍上來看，還是從協定內容和經濟影響深度上來看，TPP談判都直接擊穿了以東盟經濟共同體為軸心、以五個“10＋1”FTA為輻條的現有“ASEAN＋N”②東亞自貿區網絡。如果越來越多的重要東盟成員加入TPP談判，則“ASEAN＋N”模式必將在客觀上失去其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地位。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也會在“TPP軌道”合作的壓力下淡化對“10＋1”FTA網絡的興趣，或者嘗試構建以自身為軸心的自貿區網絡，或者直接參與到“TPP軌道”合作中去。這必將使東盟以集體行動方式施展“大國平衡”戰略的有效性受到影響，其話語權和國際地位也將有所下降。因此，TPP談判中的現有東盟成員對于是否接受更多的東盟國家作為新的TPP談判成員均持消極立場。

五、中國面對TPP擴員的戰略選擇

面對TPP在美國的積極推進下持續、快速擴容，中國遭受到的地緣政治壓力和經濟福利損失也越來越明顯。伴隨著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整體格局的演變，中國也必須對自身的經濟外交戰略進行調整。

（一）密切跟蹤研究TPP進展，暫時不考慮加入綜合本文針對TPP擴容歷程和各成員戰略考量的分析，并結合中國國內產業開放承受能力及經濟體制改革步伐來看，中國在短期內加入TPP談判是不具有現實可能性的。另外，已經完成的TPP福利效果實證檢驗研究也證明，TPP協定（現有成員規模）實施后因貿易轉移效應對中國造成的經濟福利損害也較為有限。因此，中國應對TPP擴員挑戰的總體原則應該是堅持冷靜和開放態度，以我為主，暫時不考慮加入。但是，暫時不考慮加入TPP談判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松對TPP問題的跟蹤和研究。當前，我們必須采取未雨綢繆的立場，密切跟蹤研究TPP的議題談判進展和成員擴充動向，并及時分析新進展對中國所處的地區政治經濟環境的深刻影響。其原因在于：第一，TPP在某種程度上是美國重新把控亞太政治經濟主導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防止中國在亞太地區一枝獨秀，借助快速經濟增長的吸引力謀求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是其重要動因之一。因此，TPP將很有可能針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政治反應隨時進行有針對性地演變。放棄跟蹤研究和預測判斷，則導致中國總是陷入“被動應對新情況”的惡性循環之中。其二，TPP的議題設計和自由化標準（乃至社會條款的設置）都可能在美國的主導下成為未來全球規則。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加入TPP談判之中，這些成員必然會將TPP的“高標準、寬覆蓋”模式應用到其他自貿區談判之中，甚至是全球多邊貿易談判之中。中國不進行密切跟蹤，則可能導致因為對新規則不熟悉而損失談判利益。其三，TPP通過高標準和全面性對談判成員的國內經濟管理體制提出了苛刻的改革要求。通過跟蹤研究各談判成員在實施規制改革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在我國未來實施“以外促內”的改革倒逼機制時加以借鑒。例如，中國可以重點關注在自貿區談判過程中，福利受損部門和福利得利部門之間如何進行利益補償機制的建設。

（二）繼續大力推進“東亞軌道”建設TPP談判的擴容之路必然是曲折而艱難的，因此我國可以通過大力推進“東亞軌道”建設的方式化解壓力，尤其是積極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的談判與實施。具體來說，我國參與和推進RCEP談判的基本原則應包括：1．堅持開放的高標準目標，提升RCEP的吸引力。中國應堅持RCEP必須著眼于東亞的長期發展，為未來創建高質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不僅應包括高標準的貨物和服務自由化條款，也應有選擇、分步驟地列入有關投資開放、知識產權、政府采購、勞動力流動、中小企業、標準認證，甚至是企業經營責任（包括國有企業）等社會條款內容。高標準應該是RCEP堅持的原則，否則將失去對參與成員的吸引力，無法消除TPP擴容的影響。2．堅持靈活的合作模式，提升RCEP的向心力。為了加快RCEP談判進程，中國應推動RCEP放棄締結唯一的、全體成員認可的市場準入一攬子協定模式，轉而采取更為靈活的方式，即在某些領域用RCEP協議取代現有的雙邊或次區域自由貿易安排，而在其他領域則允許現有雙邊或次區域自由貿易安排的相關條款繼續適用。這種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眾多FTA疊加而形成的“意大利面碗”效應，又可以大大降低各成員在產品市場準入條件、原產地規則制定、爭端解決機制協調等方面的談判成本，同時也更容易在各談判方之間達成一致或妥協。3．堅持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談判領域。中國在RCEP談判領域的選擇上，應首先充分考慮發展中成員的利益訴求，強調多領域、全方位的經濟與技術合作，滿足不同成員在本地區生產網絡不同位置上的發展要求，而不是僅僅關注于市場開放壁壘的削減和規制改革。其次，在各成員均比較敏感的勞工標準、國有企業、政府采購、環境保護等社會條款領域可以通過協商有選擇地納入合作進程，不強求全面覆蓋或者立即執行過高標準。這樣將有利于提升RCEP合作成員之間的向心力，避免相對落后成員抵制整體合作進程的快速推進。4．堅持開放性的RCEP成員架構。為了應對TPP談判擴員和逐步深化的影響，RCEP必須保持較為迅速的發展勢頭并盡快取得顯著的合作成果，才能維持自身的向心力和影響力。因此，RCEP在成員組織架構方面也要保持機制靈活性和開放性。伴隨RCEP逐步展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南美洲國家、俄羅斯、蒙古等經濟體都可以成為RCEP新成員擴展的考慮對象。在RCEP合作之初就設計出合理的新成員加入制度和評估體系是實施上述戰略的關鍵所在。

（三）加快構筑和完善中國的FTA網絡面對TPP持續擴容的壓力，我國可以采取的應對戰略之一是有步驟、有重點地啟動和深化與TPP相關成員之間的FTA談判，構筑和完善我國自己的FTA網絡。首先，我國應繼續貫徹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關系是重要舞臺”外交整體戰略，進一步深化中國—東盟自貿區的談判并促進其轉化為現實經濟福利。目前，為了避免出現來之不易的政治經濟聯盟因TPP沖擊而崩潰瓦解的局面，東盟必將采取“大國平衡”和“兩面下注”的策略積極開展與非TPP成員國（如中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經貿合作，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地位。中國則可以借此機會，將五個“10＋1”自貿區中最為成功的“中國—東盟自貿區”加以深化。具體來說，中國可以采取“兩個擴展”戰略：一是領域擴展，將更多的貨物商品、更多的服務產業、更多的合作議題納入自由化談判；二是深度擴展，對已展開談判但尚未完全自由化的貨物商品提高減稅目標或縮短自由化過渡期，在已開放的服務部門實施更高的市場準入標準和更全面的國民待遇。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完善和深化將成為中國構筑全新FTA網絡的重要基礎。其次，我國應加快與TPP其他成員之間的FTA談判。具體來說，針對中國—澳大利亞自貿區談判，應盡早彌合現存的農產品和乳制品出要價差距，早日達成協定；針對中國—智利自貿區、中國—秘魯自貿區、中國—新加坡自貿區和中國—新西蘭自貿區談判，中國應主動啟動第二輪談判，進一步提高雙邊經貿自由化水平；針對中國—加拿大自貿區、中國—墨西哥自貿區、中國—馬來西亞自貿區談判則應盡早啟動雙邊官產學可行性研究，為即將展開的自由化談判做好準備。再次，我國應注重與TPP潛在成員之間的FTA談判。其中，我國應將關注重點放在中國—韓國自貿區談判上。中韓自貿區的早日實施將通過競爭性自由化效應推進目前仍舉步維艱的中日韓自貿區談判，而中日韓自貿協定能否盡早簽署并實施高標準自由化措施則決定了RCEP的成敗，進而決定了中國能否通過構筑含有中國影響力的FTA網絡而最大程度抵消TPP持續擴容對中國產生的經濟影響（貿易轉移）和政治影響（地緣壓力）。最后，中國應積極開展與亞太其他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合作。目前，我國尚未與俄羅斯、印度、蒙古、南太平洋島國等地區經濟體啟動FTA談判。我國對外開放及經貿合作的范圍越廣泛，深度越高，則TPP持續擴容帶給我國的外部約束壓力越小。我國可以根據國內產業部門的實際情況決定開放程度和開放步驟，與上述國家依據靈活性原則展開部分領域的經貿合作，例如投資保護和促進、部分優先產業的自由化等。

作者：李文韜單位：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