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體育服務的合作供給模式探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群眾體育服務的合作供給模式探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首都體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摘要：群眾體育服務是當代民眾應享的基本公共服務之一，政府對其負有供給責任。基于公共產品供給理論的視角發現，對作為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政策制度服務，不論就公共倫理還是供給技術而言，都理當由中央政府提供；對作為俱樂部產品的群眾體育組織管理服務和知識技能服務，則政府、市場和志愿供給機制各有優劣，基于具體的情勢，三種機制組合而成的某種合作供給模式更為合宜，這也是目前發達國家通行的做法。在該理論邏輯下，分析解釋了美國群眾體育服務的多元合作供給模式，并進一步提出對我國的啟示。

關鍵詞：群眾體育服務；公共產品；俱樂部產品；合作供給模式

群眾體育服務作為一項基本的社會服務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息息相關，對群眾體育服務的消費既有助于提升大眾的身心健康水平，也能促進人們的情感交融和社會交往。如何回應公眾的消費偏好、提供足夠數量的群眾體育服務產品是公共決策機構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其中尤其需要關注消費群體的真實需要和服務產品的提供成本。不符合消費需要的體育服務是無效的供給，成本趨高的體育產品供給則往往難以持久。通常學界對諸多提供機制的權衡就是基于以上兩點考慮，試圖發揮每種機制在特定產品供給領域的適應性優勢，最終打造能夠持續提供符合需要的足量群眾體育服務的供給模式。在此之前，厘清群眾體育服務產品的屬性，以實現不同屬性產品與相應的提供機制的匹配實屬必要。

1群眾體育服務是公共服務

1.1群眾體育服務是民眾應享的基本權利之一

全民參與的群眾體育主要通過身體運動的形式，達致提升大眾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增進人們文化娛樂和社會交往的目的。對于參與運動的民眾，群眾體育既是追求身心健康的活動，也是歡度閑暇的載體，甚至是一種有益的現代生活方式。近代以來，人的基本權利經歷了外延擴展和內涵深化的持續過程，最終形成當代共識性的人權范疇，而群眾體育活動的上述目標被視為人的基本權利并以國際和國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首先，追求身心健康是一項基本的權利。人民普遍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權利獲得諸多權威法律的支持。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肯定了“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的權利，這其間包括獲得以保持和提升身心健康的群眾體育服務的權利。在我國人大于2001年批準加入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中則更進一步明確表示，“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由此，追求身心健康是民眾的基本權利之一，而支撐身心健康權利的醫療保健和群眾體育服務亦是民眾應享的基本權利。其次，享有文化娛樂也是一項基本權利。除了基本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外，民眾通過文化活動獲得身心歡愉，以及在活動中增進相互交往也被認為是一項必須滿足的基本人權。在我國簽署的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中明確肯定了“參加文化生活”的普遍人權地位。在當今世界，參加群眾體育活動成為一類廣受歡迎的不分性別、不拘文化程度和無關貧富的大眾文化活動方式，在群眾體育活動中，人們享受到脫離社會屬性的純粹的身心愉悅，并在活動內外的廣泛互動中體驗到與他人的情感交流及與組織的整體聯系的感覺。由此，作為重要的文化娛樂方式的群眾體育服務，是當代民眾依法應享的基本權利。

1.2對群眾體育服務的公共承諾

在現代社會，公眾基本權利的實現主要依賴公共政府的相關制度設計和政策行為，這是公眾權利由規范的法律理念落實為具體的福利利益的關鍵保障。因此，公共政府成為現代公眾權利的最重要推進者和保障者。而在我國，集中反映黨和政府長期路線、方針和政策思想的權威表述就是對這些基本權利實現保障的公共承諾，此類承諾確認了政府對相關基本權利實現的最終責任地位。就群眾體育服務而言，黨和政府在相關的權威文件中有諸多明確的表述，這些文件精神是其對群眾體育服務的承諾，也是對其供給職責的確認。在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而“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在更為具體的國家體育總局頒布的《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則進一步將其落實為“不斷完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加強健身場地設施建設與管理”、“廣泛開展豐富多樣的全民健身活動”等較為詳細的七條措施。因此，群眾體育被視為民眾理應享有的一種基本社會服務，對群眾體育服務的消費是民眾的基本社會權利，而政府則以文件精神和政策措施對群眾體育服務的提供給予承諾。但政府對群眾體育服務供給的最終職責并不意味著必須由其親歷親為提供一切的具體體育服務。如前文所述，政府對具體的群眾體育服務的提供亦需權衡消費者的真實需要和提供成本，基于此，政府通過審視諸種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尋求以較少成本提供較多消費需要滿足的群眾體育服務的供給之道，來履行其對民眾的承諾。研究擬從公共產品理論的視角，具體解析群眾體育產品體系，厘清各類群眾體育產品的屬性，剖析其相宜的供給機制，并以該理論邏輯分析美國的群眾體育供給模式，最后提出我國群眾體育服務合作供給模式的一些構想。

2公共產品視角的群眾體育服務及供給

2.1公共產品供給理論

2.1.1公共產品概念

作為一種解析公共事務和群體行為的范式，公共產品理論在上個世紀中葉以后逐漸發展成型。對公共產品的內涵，學界通常基于薩繆爾森的二維特征進行界定，即滿足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是公共產品；而具有消費的競爭性和受益的排他性的產品則是私人產品。當然現實中的公共產品很少能夠完全滿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大量存在的則是僅滿足其中一個特征的準公共產品；并且，對兩個基本特征的滿足亦具有相對性。通常的非競爭性意指某人的消費不會減少或者阻礙他人對產品的消費。但非競爭性很多時候都有其限定條件。例如：作為公共產品的某區域的清潔空氣被該區域的民眾非競爭性地享有，不會因為增加一個外來者而影響既有人群對清潔空氣的享有，但如果人數不加限制地增加到某一程度，空氣質量的下降也并非不可能，此時對區域清潔空氣的消費即具有了競爭性。而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也有明顯的相對性，隨著科學和管理技術的發展，某些產品的排他成本逐漸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排除未經許可的消費者便有了經濟核算上的合理性。從理論的一般性而言，非競爭性體現出公共產品更多的公共性本質，被認為是它的根本屬性，而非排他性則屬于次一級的屬性[1]。但從產品的供給機制選擇而言，受益的非排他性特征更為關鍵。產品是否以及能夠在什么層次滿足受益的排他性一定程度影響其具體供給責任機制的選擇。以排他性特征為主軸可以細分公共產品為非排他的公共產品和排他的俱樂部產品。非排他的公共產品因其非競爭性的相對差異又可細分為純公共產品和公共資源，前者指能完全滿足非競爭性，后者指不能完全滿足非競爭性。俱樂部產品則是可以實現受益的排他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消費非競爭性的產品。當然，在這個軸線的末端還有既排他又有競爭性的私人產品。

2.1.2公共產品的集中供給機制

受益的非排他性意味著消費中的外部性的存在，產品實質上的收益超出生產者或提供者自身收益，但理性的生產者或提供者仍舊按照自身收益安排產品生產或供給，必然導致相對總體收益水平的該產品的供應不足。由此，非排他性的產品，基于分散核算的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對其的有效供應，出現所謂的市場失靈。在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中，當其消費具有外部性，提供者依照自身收益提供的該公共產品必然不足；若將提供主體層次提升，一直到內部化所有的外部性收益為止，理論上由其提供的公共產品能夠達到適宜數量。由此形成了各個層次的公共產品的集中供給機制，比如各層次的地方公共產品由相應層級的地方政府提供，全國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全球層次的公共產品則由各國政府組成的世界性權威組織提供。目前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尤其是一定層次上被視為純公共產品的提供往往依賴這種相應層次的集中供給機制。

2.1.3公共產品的分散供給機制

受益的排他性意味著相關消費中的內部化。提供者通過對消費許可的差別性安排，實現對產品消費和收益的控制，從而將他人的消費收益通過一定方式計入自己的收益集合，依此做出的供給安排理論上達到該產品的有效需求水平，不存在社會福利的損失。可見，可排他性產品的供給可以依靠分散核算的供給機制提供。因此，不論是排他性的俱樂部產品還是私人產品，都可以藉由分散決策的市場供給機制提供。

2.1.4公共產品的志愿供給機制

公共受托驅動的集中供給在當代主要表現為政府供給機制，而自利驅動的分散供給則主要表現為市場供給機制[2]。基于以上的理論闡述，市場能夠有效供給受益排他性的產品，政府則彌補在非排他性產品供給中的市場失靈，為社會提供必要數量的非排他性公共產品。而志愿供給機制則是基于利他動機，組織和個人自愿直接或者間接為他人提供產品的機制。它與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同于此二者間的互補性，在某種程度上，志愿供給與政府、市場供給形成交叉關系，即志愿供給機制既可以提供常常由市場供給的排他性產品，也可以提供大多數情況下由政府供給的非排他性產品。當代的志愿供給形式主要有志愿性的社會組織供給、社區供給和志愿者個人供給[3]。

2.2公共產品理論視角的群眾體育服務供給

作為體驗性的無形產品，群眾體育服務仰賴一些有形和無形的中間產品的投入。概括而言主要包括有形的場地設施資源和無形的組織管理服務、知識技能服務等，為了保障群眾體育服務的持久有序供給還需要無形的制度政策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此類中間投入品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群眾體育服務產品的供給。基于公共產品供給理論的視角，我們探討群眾體育中的這些基本中間產品的供給機制問題。

2.2.1作為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產品及其供給

群眾體育供給依賴的無形政策制度服務是一類典型的純公共產品。作用于特定區域的政策制度服務能夠被該區域的民眾非競爭性地享有，鑒于其公共性的特點既不該也不能排除他人從中受益，對于該區域而言，此類政策制度服務即是純公共產品。當然，隨著區域或組織參照系的變化，純公共產品亦可看作俱樂部產品。例如一國的法律制度服務在該國國內是純公共產品，而在超國家的全球社會，則可被視為排他性的該國專享的俱樂部產品。但考慮到自近代以降，民族國家興起，逐漸排擠其他權威實體而近乎壟斷了公共秩序供給的權利，包括對無差別的政策制度服務供給[4]。因此，對于生活在特定民族國家的當代民眾而言，享有的普遍政策制度服務就是一種純公共產品，在中央集權程度愈高的國家民眾對此的感受愈明顯。在群眾體育活動中，政策制度服務的供給至關重要。政策制度服務為群眾體育服務的生產、提供、消費、評估反饋和監督管理制定了一般性的原則和普遍性的規則，它有時也為整體性的群眾體育服務制定戰略性的計劃和目標，這些政策制度服務構成了群眾體育活動的宏觀秩序框架，是一種純公共產品，為全體國民非競爭性地享有。從現代政府的公共價值理念出發，政府尤其是作為國民利益總受托方的中央政府對群眾體育政策制度的供給責無旁貸；從產品供給的技術優勢來看，非排他性的純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其無法通過分散核算的市場機制提供，且壟斷了公共秩序供給的政府相比志愿性的社會組織在提供搭建群眾體育秩序的群眾體育政策制度上更具規模優勢。由此，就價值理念和供給技術而言，集中的政府供給機制在提供群眾體育政策制度上都更為有效。

2.2.2作為俱樂部產品的群眾體育產品及其供給

基本的體育場館和體育設施是群眾體育活動開展的物質載體。學界通常將這些體育場地設施資源籠統地界定為公共產品[5-6]，但筆者認為將其看作俱樂部產品似乎更為確切。體育場館等場地資源具有地域性，大多數體育設施安裝和建設在特定地域的場館，因此，場地設施資源大多具有區域屬性，對于基本群眾體育活動而言，場地設施資源甚至窄化為具有社區屬性。就消費群眾體育服務的民眾而言，場地設施資源的區域性則產生了移動成本，基本群眾體育服務消費的高頻性使移動成本累積增大，從而形成事實上的對本區域以外民眾的排他性。比如西安市長安區某社區的民眾使用位于西安市碑林區某社區的群眾體育場地和設施資源的移動成本較高，而西安市居民使用北京市場地設施資源的移動成本更高，趨高的移動成本大大降低了跨區域使用的頻次，形成事實上的排他性。當然，現實中的體育場館和設施亦可通過支付一定的費用以實現消費受益的排他性，例如修建區隔并派專人值守即可排除特定人員和人群的受益，此類技術手段在經濟上也并非難以實現。因此，不論是否出于主觀意愿，群眾體育服務中的體育場地設施資源都有排他性的一面。同時，就空間而言，場地設施資源因容量有限，確有消費上的競爭性，但從時間維度看，它又具有消費上的非競爭性，比如室內體育場館，因容量固定，同時消費便具有競爭性，但錯時消費則具非競爭性。故在群眾體育活動中將其視為俱樂部產品更為適宜。作為支持群眾體育活動的必不可少的無形投入——組織管理服務和知識技能服務也都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排他性的特征，更接近于俱樂部產品。如前所述，受益可排他的產品可由分散核算的市場機制提供，亦可由志愿供給機制提供，比如社會組織和社區提供等。在理論上，政府亦可供給排他性的產品。基于3種供給機制的特點，其提供產品的邏輯有所不同。市場基于消費者的支付能力而非真實需要提供排他性的產品，志愿者憑借利他動機征集社會資源自愿提供一些排他性產品，政府在整合公眾偏好基礎上利用公共資源集中供給一些排他性產品。

3種機制在提供群眾體育中的俱樂部產品時各有優劣。市場提供排他性產品在當代政治經濟理論中被視為最基本的途徑，因其所謂的效率而廣受推崇，但市場對任何產品的供給都基于有效的購買能力，故相對于真實的需求，市場對產品的供給許多時候相對不足，尤其是帶有公益性的產品。群眾體育服務是民眾應享的公共服務，以支付能力為基準由市場提供群眾體育中的俱樂部產品可能會不當排除部分購買力弱的民眾，相對于民眾對體育服務的真實需要必然出現供應不足的現象，造成社會總體福利的損失。政府提供排他性產品在目前的政治經濟理論中被視為基于公共利益的某種例外選擇，但因其效率問題廣受詬病，其借以形成供給計劃的消費偏好整合機制也被認為存在經常性的扭曲，從而出現供應短缺和供應結構失調問題。對于群眾體育中的俱樂部產品，基于其公共服務的屬性而使政府供給具有合理性，但對于基于所屬區位而對以外區域具有事實上的排他性的俱樂部式體育產品，由具體哪一級政府給予提供頗有研究之必要，當然這種探討亦無法脫離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此外，在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政府運作的低效率也不容忽視，并且，集中的科層體制也不利于收集和整合消費體育產品的民眾的真正需求信息，從而出現供不應求和供過于求并存的供應結構失調問題，既不能有效滿足民眾的體育服務需要也造成事實上的資源浪費。志愿提供排他性產品在公民社會興起的背景下廣受推崇，其因自發的積極性、對消費需求更深入的理解以及某些條件下更低的供給成本逐漸受到學界和政府的關注，但受限于掌握資源的相對不足以及組織管理技術的局限，很多情況下難以成為唯一的供給機制，而往往通過與政府和市場合作發揮其供給優勢，并彌補政府和市場供給的局限。在群眾體育的俱樂部產品供應中，志愿供給可以通過社會體育組織或者社區或者社會志愿者等不同的形式，因為其與體育消費民眾的接觸密切往往更知曉他們的偏好，提供的產品更有針對性，提供的具體形式更為靈活，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浪費，節約提供成本[7]。因此，在許多國家，體育志愿組織和社區通常成為政府提供群眾體育服務的得力合作伙伴。通過以上基于公共產品視角的分析，可以發現，作為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活動的政策制度服務往往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提供，而具有俱樂部產品性質的群眾體育活動中的場地設施資源、組織管理服務和知識技能服務等部分則可由市場、政府和志愿3種供給機制提供，而3種機制的組合則取決于各國的具體情況。

3公共產品理論視角的美國群眾體育服務供給分析

以上闡述的群眾體育供給邏輯或有一定的普遍性，筆者嘗試藉此具體解析美國群眾體育供給模式，既以真實案例檢驗該理論邏輯，也希望他國經驗能對我國群眾體育服務供給有所啟示。

3.1美國對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的供給

標榜自由至上理念的美國，其在中央政府層面沒有專門的體育管理部門，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放棄對作為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的政策制度的供給。隨著二戰之后政府職能擴張的世界性潮流，美國聯邦政府在近半個世紀也逐漸加強了對體育事業尤其是群眾體育的間接管理，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陸續出臺諸多指導群眾體育活動開展的政策法規。1972年尼克松政府頒布《第九教育修正案》，規定所有的美國公民均享有同等的參加體育運動、使用體育設施的權利。自1979年聯邦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頒布《健康公民1990》起，至2009-12頒布《健康公民2020》為止，已經連續頒布4部大眾健康政策規劃。此外還有一系列的針對特定人群的群眾體育政策法規[8]，顯然，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作為純公共產品的群眾體育政策制度服務仍然主要依靠聯邦政府提供。

3.2美國對俱樂部產品的群眾體育的供給

對于可排他的俱樂部式群眾體育產品，美國的供給模式一定意義上呈現比較典型的多元合作供給的特點。對最基本的場地設施資源的供給，美國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聯邦政府主導體育場地設施的提供。周蘭君基于美國政治經濟嬗變的大背景回溯了始于羅斯福新政時期、終于“偉大社會”計劃實施的20世紀60年代的這段歷程，認為這個時期主要由聯邦政府大力投資興建大眾體育場館設施[9]。但自20世紀70年代，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沖擊下，美國的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個階段，美國大眾體育場地設施資源的供給日益多元化，且在各個供給主體間形成了事實上的分工合作。場地設施資源的供給主體由聯邦政府轉變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且地方政府（基于行文的便利，此處的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在自己負責的供給項目中積極尋求與市場合作，也在大眾體育硬件項目的總體供給結構上自覺與市場形成事實上的分工合作。美國地方政府在為體育場館建設籌資時往往以發行債券這種市場化的手段為主，而且在修建大型場館時主要采用公私聯合融資模式(PPP)和建設-運營-移交模式(BOT)等政府與市場合作的供給方式[10]。在美國地方政府興建供民眾免費享用的基本大眾體育設施的同時，市場和社會機制也會提供高檔的“劍道館、健身館”或“游泳池、網球場、高爾夫球場”等，滿足一些特殊偏好的體育服務需求[11]。對群眾體育中的無形產品，特別是組織管理服務和知識技能服務，其提供與有形硬件產品的提供相似，在目前也由地方政府、社會志愿組織、社區及市場分別或合作提供，在這其中，除地方政府的娛樂與公園部提供基本的體育硬件維護保養服務和一些宏觀管理協調服務外，大量的對群眾體育活動的組織管理服務、大眾體育運動保健的知識技能服務是由發達的體育社會組織、相關社區組織及志愿者提供。在美國的此類體育社會組織包括各類的體育協會、宗教組織、體育俱樂部、相關的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其中“提供公共體育服務的社會組織和企業僅全國性的就多達317個，地方性的更加難以統計”[8]；在美國“真正負責將公共體育服務組織開展起來的是遍布各個社區的體育社團組織”[10]。由此可見，美國除了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群眾體育硬件基礎奠定時期，其群眾體育場地設施等硬件產品由聯邦政府主導提供外，在之后以至當前，可排他的俱樂部式群眾體育產品的提供則往往采用地方政府、志愿組織（包括體育社會組織和社區）和市場的多元合作供給模式，當然，各機制的地位及合作的模式具有美國國情的特點。

4美國群眾體育服務供給對我國的啟示

群眾體育服務的提供是一個宏大的理論課題，這只是基于公共產品供給理論進行了管窺式的研究，并且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靜態分析層面，難以囊括我國已經歷時幾十載的群眾體育供給機制變革歷程的豐富性，也無法涵蓋目前仍在快速進展的該領域探索中的復雜性。但基于某一面相的分析仍可看作某種知識演進中的邊際進展，亦有以下啟示或稍益于實踐的推進。首先，中央政府是群眾體育服務供給的責任主體。群眾體育服務是當代民眾應享的基本公共服務，在中央集權體制的政府組織體系中，中央政府作為民眾利益的總受托方，有責任為全體民眾提供基本的群眾體育服務。當然供給責任的履行應當根據群眾體育發展的階段性狀況而有所區別，像美國聯邦政府在群眾體育基礎設施網絡尚未建成的20世紀70年代之前積極介入全國體育場館設施的提供，而當基本場館設施網絡初具規模后，則轉型為單一的政策法規服務提供者。其次，表現為純公共產品的政策制度服務的供給始終是中央政府的基本體育職能。作為全國普遍享有的非競爭、非排他的群眾體育政策制度服務，不論從公共倫理還是供給技術角度看，由中央政府提供較為合宜。再次，在對作為俱樂部產品的群眾體育場地設施的提供中，依據具體情勢建立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內的政府供給和市場供給的多元合作模式。俱樂部式的體育場地設施在理論上政府、市場和志愿供給機制都能提供，考慮到我國地區的差異性，諸種機制的組合在兼顧民眾需求和提供能力的情況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總體來看，相較于美國這樣的基礎體育場地設施網絡基本建成的發達國家，我國的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尚有差距，這種狀況類似于美國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情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以相應的形式發揮主導性的提供職責亦屬義不容辭，當然，也需要與市場和志愿供給機制結合以優勢互補。3種機制的結合方式應因地、因時而變，例如在發達地區，市場力量強大，社區資源雄厚，市場和志愿供給的力量應當凸顯，且地方政府對地區俱樂部產品的投資職責也應得到強化；而在相對貧困地區，在目前階段，政府尤其中央政府應主導完成體育公共服務均等化。最后，在對作為俱樂部產品的群眾體育組織管理和知識技能服務的當前提供和前瞻規劃中，突出志愿供給機制的作用。作為體驗式的無形體育服務，最大化地匹配民眾的真實體育偏好和需求是關鍵，以利他驅動的、表現為自我服務的社區、社團和志愿者的體育服務供給機制在這個方面優勢明顯，這恐怕也是許多國家在此類服務中強化志愿供給的原因。在我國當前，志愿供給機制仍然較為孱弱，在政府主導此類體育服務供給的同時，應當逐漸培育體育社會組織的成長、鼓勵體育志愿者的參與和強化社區的體育自我服務功能。

參考文獻：

[2]曹嘯,計小青.分散化決策和集中決策之間的一致與沖突:一個理論視角[J].財經科學,2005(3):13-19.

[3]孫卓華.公共服務創新:志愿性服務的邏輯與實現[J].理論視野,2017(6):47-52.

[4]王磊,王躍.民族國家建構的中國邏輯: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J].江蘇社會科學,2017(6):152-158.

[5]陳秀娟.我國群眾體育的性質與供給機制研究[J].體育科學,2009,29(1):85-91.

[6]肖金柱.我國群眾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J].體育與科學,2010,31(3):23-25.

[7]王凱.農村地區體育公共服務志愿性供給研究[J].體育文化導刊,2017(11):39-43.

[8]王占坤.發達國家公共體育服務體系建設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J].體育科學,2017,37(5):32-47.

[9]周蘭君.美國政府參與體育管理方式之研究[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9,26(1):22-26.

[10]馬德浩,季瀏.英國、美國、俄羅斯公共體育服務的發展方式[J].體育學刊,2016,23(3):66-72.

[11]李鳳芝,索燁,劉玉.美國公共體育服務社會化改革及啟示研究[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6,35(2):19-25.

作者：胡勝強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