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發展戰略難題的思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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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正面對人口紅利消退、老齡化壓力、超低生育率、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復雜人口形勢，人力資本不足問題也相應日益凸顯。體制障礙導致了人口發展機會與競爭環境的不均等，使人口素質全面提高面臨困難。優化人口，必須打破舊體制造成的人力資本發展不公平，實現人口長期均衡地發展，才能夠化解人口矛盾，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關鍵詞：老齡化；人力資本；生育政策；人口均衡發展

當前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旨在緩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但期待用放寬生育限制的方式解決養老問題，甚至經濟持續發展問題，恐難實現。當前對人口發展戰略的分析仍多集中于是否應當放棄生育限制政策，并從教育、經濟和文化等非政策因素的人口功能分析人口結構失衡問題，強調應對人口政策做出相應調整。這些討論忽視了人口的非均衡性發展并非源于人口結構的轉型，而是諸多制度與體制性障礙導致的。未來人口發展戰略應當更加關注于如何通過解決由于體制導致的人口失衡問題，以適應我國人口轉型要求。我國正當人口發展的關鍵轉折期，黨的報告罕現提出要加強“人口戰略研究”。解決社會新矛盾，尋求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必須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為前提與基礎。

1放松生育政策限制難以消除

人口轉型隱憂導致我國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的根源，在于早期無節制鼓勵生育的政策。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初期二十余年間即經歷了兩次生育高峰，這一時期總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6～7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人口高增長。而今這部分人群正在步入老年，同時居民生活水平和衛生醫療條件也快速提高，目前人均壽命甚至超過中上收入國家。生育意愿的降低，以及人口迭代變慢，導致全球生育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在降低。1999年開始我國即已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型人口增長階段，且城鄉人口生育意愿呈現趨同化。他國的經驗早已證明，經濟補貼與生育育兒服務激勵措施很難有效鼓勵生育。對老齡化的最大憂慮來自于養老金支出的大幅增長對制度持續性形成的壓力，制度自身存在缺陷不言而喻。老齡化的不可避免必然會使現收現付式籌資模式難以持續，而就其制度本身，由于被供養人口并不依賴于自己的養老金積累，養老壓力即會轉向政府。以劃轉國企紅利方式增加公共融資能力，反而使小賬戶、大統籌的模式進一步被強化。過度擴大職工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的做法看似提高了職工福利水平，實則損害了繳費者的利益。養老金制度必須基于精算平衡以保證收入和支出相匹配，而以行政機制推動養老金待遇連年快速上調的方式，使資金賬戶入不敷出在所難免。在尚未具備福利化社會的運行能力下，現行養老制度不進行根本性改革，必將不可持續。而養老金投資市場化運營始終難以步入正軌，是導致替代率不斷“跳水”的深層次原因，無論未來推行哪種賬戶制度，如果不能提高資產的保值增值能力，再高水平的繳費也難以維持支付。盡管人口增長率在持續下降，但人口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卻與日俱增。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近2/3城市缺水。現有人均耕地面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2，耕地退化，糧食自給自足能力持續降低。我國已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隨之而來的污染也成為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阻礙。人口安全首先是人的生存安全。龐大的人口數量早已造成空前的人口負擔和資源消耗，而人口規模繼續擴大對資源與環境造成的破壞必定會最先影響在貧困人口身上。我國傳統文化對男孩生育的偏好以及背后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和制度，大大提升了人口性別比的調控難度，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鑒定和選擇性終止妊娠的濫用，更推高了出生性別比，并呈現出非常明顯的隨孩次上升的現象。依據人口普查數據，1984年第二孩的出生性別比尚為113.6，2010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出生性別比高達113.73、130.29和158.41。2016年統計顯示，25—49歲年齡階段的性別比在101至105區間波動，而0—14歲年齡階段的性別比卻最高超過118。在放松生育限制與性別偏好的雙重作用下，極可能造成性別比更為嚴重的失衡。

2人口素質難以滿足轉型發展需要

我國2035年之前勞動力規模將保持在8億以上的水平，每年新增求職勞動力約為2000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至少需要在未來20年間持續每年轉移至非農部門1000萬以上，勞動力供給的持續高位運行使就業一直面臨巨大的挑戰。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曾為我國成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多數勞動者仍然處在簡單重復勞動階段，單位勞動產出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工智能使體力與智力勞動正在變得自動化，現代生產對勞動者數量需求的有限性與對勞動者素質需求的無限性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謀求增長方式轉型，即是要提高知識、技術勞動力的比重。求職者學歷不斷提高，但知識結構無法支持產業結構轉型需要，人力資本增速正在放緩，而且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的區域與城鄉差別巨大。雖然近年來財政對勞動力培訓的投入大量增長，但效率提高卻不明顯。大學畢業生約占到新增勞動力的50%，但專業與職業不匹配，實際知識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明顯差距。農村人口接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比例仍然偏低，近三億的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而農民工總體教育程度始終處于初中階段。目前勞動力市場無技能勞動力占到了76%，高級技工缺口上千萬。國家雖大力提倡職業教育發展，但職業教育招生比例卻持續下降，辦學體制僵化導致產教難以真正融合，教育模式早已陷入普通教育模式，重學科、輕技能，應試化傾向明顯。

3人口均衡發展的體制障礙

我國“重點學校”的形成一直是行政力量強化資源的產物，這導致從60年代開始教育的不平等程度不斷上升。當前教育公平強調起點公平、機會公平、財政公平，但以政績為本的教育改革卻加劇了現實資源分配的失衡。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仍集中在校園標準化建設上，而忽視了師資力量與教育氛圍。“保基本”“補短板”固然重要，但過于強調標準必然會導致資源配置進一步扭曲。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城鎮化程度超過人口城鎮化20個百分點，農村初中輟學率2011年與2006年相比提高了1.6倍，而部分偏遠地區的輟學率更高達50%以上。城市義務教育擇校“拼房”“拼爹”，學校與權力部門劃片難以公開透明，隨機派位暗箱操作。近十年農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差距重新出現了擴大趨勢，2015年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城市較鄉村高出30個百分點，城市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占比是鄉村的11倍。當下提出降低重點高校對貧困地區農村招生條件的對策，恰恰反映了農村教育質量提升的乏力。政府的介入只能補償由于收入差異產生的受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能否促進升遷性的社會流動，不僅取決于教育本身是否公平合理，更取決于社會結構的公正開放性。政府教育制度的介入盡管能夠補償由于收入差異產生的受教育機會不均等，但卻不能補償父輩教育程度、政治力量、社會關系、文化差異對教育產生的代際固化作用。我國原有體制殘存的非市場因素導致社會流動性嚴重受阻，社會階層在代際之間被固化。通過教育改變貧窮命運的機會正在收窄，農村家庭大學生就業困難，“講關系”已成為年輕一代職業發展的關鍵，而機關事業部門與壟斷行業獨特的人事運行規則形成的封閉的內部勞動力市場更為根深蒂固。傳統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基于正規就業運行，在各個領域均處于分割狀態。國家政策正致力于消除城鄉差別，實現人口的城鎮化，而很多制度的取向卻把人限制在農村，“城鄉邊緣化”日益矛盾突出。對城市和農村進行各種“功能”上的劃分，實質是對個人也貼上了相應的等級標簽。大城市設置學歷、技能、投資等門檻排斥低端產業與人口，這種新型戶籍制度將導致低素質農村人口長久被排斥在城市化利益之外，形成新的城鄉隔離。性別歧視近年在經濟改革和勞動力供求變化的背景下變得愈發嚴重。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遠超過男性，就業率也很高，但在職場中存在著性別差距，男女薪酬逐漸拉大，近九成女大學生在招聘過程中會遭遇到性別歧視。生育限制的放開，甚至可能加劇對女性的就業歧視。

4結論與啟示

人口的不均衡發展會加劇人口結構失衡問題，因此人口政策調整必須正視由于體制問題導致的人口“不均衡”可能面臨的更大風險。生育自由權必須建立在人口發展機會均衡的基礎之上，否則將進一步扭曲人口結構，加劇人口失衡。未來競爭實質是人力資本的競爭，人口質量是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關鍵因素。人口均衡發展，必須打破舊體制造成的人力資本發展機會與能力培養不公平。第一，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公平地向每個階層的人開放，必須考慮教育發展的速度與規模同經濟發展之間的匹配性。城市集中式的大規模教育發展造成教育形式過于單一，正規教育、學歷教育、學術教育占據絕對主導的教育體系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公平。教育要講求便宜、方便、實用，教育體系改革應當能夠為弱勢群體接受教育和培訓提供更為靈活的方式。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技能教育與培訓等非正規教育，是促進教育資源合理、公平配置的重要途徑。第二，新一輪體制改革必須集中于解決由國有部門壟斷、城鄉分割、公共服務分配不均以及行政過度管制導致的“失公”問題，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和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流動困難的狀況，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性枷鎖。第三，法律必須嚴厲打擊性別選擇性流產行為，并認識到解決性別比畸高的關鍵在于兩性擁有平等的人權。政府不能僅在名義上鼓勵男女平等，而應更多地支持女權活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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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昉.中國農村初中輟學率大增[EB/OL].中國廣播網，[2013-10-17].

作者：費之光 單位：吉林工商學院財稅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