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在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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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技術中性論為思辨工具，以媒介文化研究為視角，解讀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的雙面影響：一方面，新媒介為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多元價值，體現在新媒介豐富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敘事方式，跨越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認同邊界，引領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場景美學；另一方面，新媒介也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了多重考驗，表現在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治理能力、關注度保持、價值觀傳承等方面帶來的沖擊。研究認為，從奧林匹克場域中映射媒介技術在人的發展、社會轉型及文化變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關鍵詞：體育傳播；奧林匹克文化；新媒介；文化傳播；媒介文化

2014年12月，國際奧委會第127次非常全會在摩納哥蒙特卡洛舉行，奧林匹克運動發展新時期的重大改革藍本《奧林匹克2020議程》正式頒布。在對若干議題的聚焦中，國際奧委會對新媒介的發展尤為關注，成立了專門的研討工作組并由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親自統帥[1]。顯然，國際奧委會深諳媒介是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主要路徑，是奧林匹克運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如今，以電視為代表的傳統媒介在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占據主導的局面已被新媒介改寫：近10年來，YouTube、Facebook接連出現；彈幕、直播、表情包等“新玩法”不斷創新；眾籌、UGC等“新方式”紛紛涌現——“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格言，更是新媒介所追求的目標[2]。對此不禁發問：這場新媒介的浪潮會給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哪些不同于傳統媒介的影響？本研究以技術中性論的技術哲學為思辨工具，以媒介文化為研究視角，試圖解讀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的影響。

1技術中性論的思辨與媒介文化研究的視角

技術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引發技術與社會、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普遍探討。技術中性論，源于美國學者伊曼努爾•梅塞尼在其論著《技術與社會》中對技術的社會評價的全面分析：帶有理想主義、實用主義色彩和烏托邦思想的技術“善”論，如培根、圣西門等人的觀點；帶有否定主義、消極主義色彩和回歸自然情懷的技術“惡”論，如盧梭、馬爾庫塞等人的看法；以及認為技術具有正反兩面影響的技術中性論[3]15。技術中性論強調，技術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其所產生的影響既存在積極的一面又存在消極的一面，而技術本身不承載任何道德屬性也無所謂的善惡，它為人類的選擇和行動提出新的可能，但也使對這些可能的控制處于不確定狀態。技術中性論為思考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的影響確定了思辨的維度，提示在樂于稱道其積極效應的同時更要介入批判的審視。媒介文化研究作為專門的理論視角，強調的是文化的媒介呈現方式，即媒介形態對于文化產生的重要影響。哈羅德•伊尼斯[4]說到：“文化因媒介方式的變異而不斷開辟出新的發展路徑?！泵浇榧夹g并不是文化中某個偶然參與的過客，而是恒久固定的角色。新媒介的崛起衍生出五光十色的新文化，而恰似丹尼爾•戴揚的戲謔：“奧運會是被文化‘劫持’的競技場”[5]。作為現今主流的傳播方式，新媒介在奧運會這一最為廣闊、最具變化性的場域中，既解構著以往的奧林匹克媒介文化，又建構著自己的奧林匹克媒介文化。更為重要的是，媒介文化研究使得對傳播的關注跳出純文本研究，轉向一個更為立體、開放、鮮活、生動的“綜合性社會文本”[6]58。因而，媒介文化的研究視角引導我們從紛繁復雜的“社會實踐文本”中，捕捉新媒介帶給奧林匹克運動煥然一新的文化樣態以及前所未有的文化現象和其中映射的社會走向。

2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的多元價值

2.1豐富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敘事方式

文化學研究認為，不同認識論下對同一客觀存在的再現存在不同的解釋范式[7]3。在傳統媒介時代，媒介奧林匹克文化的敘事和表達由主流媒介掌握，而民眾的聲音、民眾的立場——即民眾塑造另一種奧林匹克文化的權利是缺位的。正如新西蘭奧運史學家道格拉斯•布茨強調的那樣：奧運會的解釋范式忽略了普通奧運會參與者，如市民、觀眾、一般運動員等，他們沒有真正的發言空間，更遑論有書寫奧林匹克文化的機會[7]17。傳統媒介常作為一種專業化的媒介機構存在，構建單向輸出的傳播過程，傳受關系固定且民眾在傳播過程中處于被動。同時，傳統媒介作為一套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信息系統，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將其納入隱性的社會控制中來。傳統媒介的立場觀點、業務活動、傳播行為等最終呈現的結果其本質是由背后控制力量所決定的：政治力量視其為“意識形態裝置”以貫徹國家主義的意志[8]，資本力量視其為“消費招徠工具”以滲透商業主義的誘惑[9]，國際奧委會視其為“形象公關經理”以維護普世主義的信條[10]。可見奧運會被“議程設置”和“框架炮制”的背后，儼然是多種權力的博弈或合謀——被支配的主流媒介按照其希望操作的方式為奧運會添加注腳。由此，傳統媒介呈現的奧運會往往作為策動政治角力、進行商業牟利的演武場。譬如，對與其意識形態不符、發展中國家、失利運動員、蒙受奧運負效應群體的種種發聲作邊緣化處理……“奧運會被傳統媒介自導自演、自說自話之下，彌散著甚囂塵上的味道”[11]。對于向來力求共享、爭取更多人融入的奧林匹克運動來說，這種傳播局面是一種文化的缺憾，對于生來便是多面、不拘一格的奧林匹克運動來說，這種傳播闡釋更是一種文化的失真。而新媒介的加入，為奧林匹克文化傳播拓展出新的天地。新媒介去中心化、扁平化的傳播結構，以及無差別、無限制的技術門檻顛覆了傳統的傳播關系?！靶旅浇榈某霈F伴隨著權力的轉移”[3]68：與其說新媒介“賦權”，不如說新媒介“賦能”，即新媒介的加入并非完全消除了長期交織在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的政治力量、資本力量，但卻開創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全民共在、全民參與、全民解讀的可能，開辟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全民視角”的敘事表達和意義建構：同以往傳統媒介宏大、相似的敘事方式相比，這種敘事方式是微小的、多樣的、奇思妙想的。新媒介將強大的文化生產力交付到大眾手中，使本被詬病在精英化道路上漸行漸遠、受關注程度越來越低的奧林匹克運動真正開啟了向全民奧運的轉變。世界各地的人們利用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新媒介，表達著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看法和理解。例如2016年里約奧運會，以“whysoserious?”的樂天精神，紛紛制作了傅園慧“洪荒之力”系列、博爾特“迷之微笑”系列、朱婷“王之蔑視”系列等妙趣橫生的表情包……“成為創造者的地位提升，是一種全新流行的民主訴求的體現”[12]78。

2.2跨越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認同邊界

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認為人對文化存在著3種解讀：認同、妥協和反抗，其中對文化的接納即為一種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個體或群體對一種文化的意義、價值的體認和肯定，是對“我們”的建立和歸屬所產生的認識[3]259。從傳統媒介到新媒介，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所反映的文化認同歷經從民族國家認同到全球文化認同的跨越，歷經從精英文化認同到大眾文化認同的轉變。

1)從民族國家認同到“后國家”概念下的全球文化認同。深受權力規訓的傳統媒介，在奧林匹克文化傳播過程中或明或暗、或深或淺地強化著民族國家的認同邊界，不斷推動著民族主義話語體系的建立，著力構建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文化認同，而對全球文化認同的構建則在實踐層面上相對有限。奧運學者本•卡林頓(BenCarrington)認為：“推動奧林匹克主義發展的傳統媒介是一群忠實的國家主義者，他們對基于世界大同主義實現全球公民社會持懷疑態度”[13]。換言之，傳統媒介更強調的是政治觀上的“我國”以區別“他者”，而非人類觀上的“我們”以強調“融合”。諸如再現“洪水——重生”的神話來塑造奧運英雄“民族棟梁”的符號特征[14]；設立奧運獎牌榜的“戰爭隱喻”來擬化民族間的比拼；追憶奧運申辦夢想來影射民族復興的征程……由此，描繪著“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的一組故事、圖像、風光、場景、歷史事件、儀式……”[15]然而，當今全球化進程和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移民浪潮使得“后國家”概念興起并昭示著未來社會的發展形態。在此潮流下，傳統媒介所體現的認同邊界需要與時俱進?！昂髧腋拍畹那疤岵⒎侵鳈鄧业南?，而是政治和文化的分離、國籍和公民身份的分離，是一種肯定政治統一性之上的對全球文化的認同”[16]。當代人作為主體的自覺過程，因為糅合多種經歷而具有文化身份的混雜性，所以應具有國際眼光和世界胸襟，而不僅僅把地緣、根族的紐帶當作單一的參照系，文化認同的深遠內涵并不是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的機械等同。媒介空間作為公共領域需要自信的姿態，其構成基礎應質疑而不是維系狹隘的、連續的國家神話，應達成一種跨越地理界限的世界公民身份的重塑和再造，達成一種高于國家認同的對全球文化的包容。如果說廣播、電視是在現代化過程中隨同民族國家的建立一起發展的媒介，那么新媒介則是消散現代性的轉型時代媒介。新媒介有利于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文化認同。不可計數的新媒介平臺猶如世界各地民眾打開的窗口，疏離了傳統媒介的官方論調，無需時時、事事、處處將奧運會與國家意志、政治態度、民族大義、道德審判、輿論影響、宣傳需要等掛鉤，人們憑借對奧林匹克運動直接、純粹、真摯的興趣愛好、情感需求、精神向往等訴諸交流。由此，奧林匹克價值體系中所倡導的團結、友誼、尊重、對話、包容、和諧，在具有天然優勢構造“未來社區”的新媒介中得到了自然而然的表達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全球文化的認同獲得了更多可能，從而奧林匹克的文化憧憬可以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升華到“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7]。東京奧運會組織委員會秘書長武藤敏郎先生則提出未來的設想：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嘗試在比賽現場設立大屏幕，為運動員滾動播放世界各地民眾在新媒介平臺上的即時喝彩[18]。

2)從精英文化認同到大眾文化認同。20世紀是人類告別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同時高歌猛進地邁向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征程，與之同行并進的奧林匹克運動自然深刻地嵌入了現代化的精英情結：國際奧委會恪守“精英俱樂部”的傳統；“更快、更高、更強”的口號象征著對記錄永無止境的追求；奧運建筑是稱頌人類智慧與力量的龐然大物；分秒必爭、錙銖必較的技術規則展示出精益求精的“量化”原則；奧運選手的突破極限儼然是人類最得意的向自然法則發出挑戰的代表……傳統媒介在此背景下充斥著精英崇拜的傳播取向：有限的版面、時段留給了帶有精英化色彩的熱門項目、男性群體、極少成功者、健全人等。譬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近20余年格林斯潘執導下的奧運官方電影一度樂于構思超級巨星完美主義的“三幕劇”，主角盡是卡爾•劉易斯、伊恩•索普等炙手可熱的優勝者，且對田徑的宣傳占過多比重，電影的拍攝對象體現出明顯的人種上的不平衡[19]。奧運研究專家凱文•沃姆斯雷對奧林匹克運動的“高高在上”無不擔憂：由精英集團打造的奧運會是脫離公眾的，這些精英集團當然包括精英媒介[7]189。當前奧林匹克運動所遭遇的種種冷遇已然證明——如果奧運會無法在民眾心中占據一席之地，如果奧運會無法與民眾緊密相連，那么奧林匹克運動就無法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當新媒介作為人們與奧林匹克運動發生聯系的通路，奧運會便被輸入了豐富多彩的大眾文化，其中對大眾文化的認同拉近了民眾與奧林匹克運動的距離，直接激發了民眾參與奧運會的熱情。大眾文化的碎片化來源于人們生活方式的多樣，是生活化的、流行的、通俗的、接地氣的、適應性強的[6]25。同時，圍繞奧運會相關的粉絲文化、自拍文化、“曬”文化等無疑不是巴赫金式的草根“狂歡”[20]。在里約奧運會中，郎平、張繼科、杜麗等奧運明星的直播熱潮，也與曾經“運動員只能與主辦國電視臺、電臺或自己國家的注冊記者溝通”的歷史不同[12]91，展現出奧林匹克精英文化走向大眾文化。通過新媒介的形式，運動精英與普通百姓之間建立了一種共同經歷，“頂尖運動員和粉絲之間的文化差異因新媒介帶來的溝通行為而不復存在”[12]99。

2.3引領了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場景美學

“場景”是當前傳播學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對于場景的理解分為3個層次：一是時空維度，歐文•戈夫曼[21]認為場景是“任何受到可感知邊界某種程度限定的地方”，即身處同一時空之中的人在場景的指引下發生某種互動。二是情境維度，和人與外界互動的角色、心理、關系、氛圍相關。三是復合維度，這一維度體現了新媒介條件下人們對場景的全新理解：場景是空間與情境、虛擬與現實的耦合，包含了現實空間、虛擬場景以及兩者融合下產生的交疊場景，即復合場景同時涵蓋了基于空間和基于行為與心理的環境氛圍[22]。知名媒介評論家羅伯特•斯考伯和謝爾•伊斯雷爾[23]提出了“即將到來的場景時代”，這一思路不僅產生了對社會場景、服務場景的認識，也帶來了審美場景的新理念。里約奧運會中全息投影技術、AR增強現實技術、VR虛擬現實技術等新媒介的運用，引領了奧林匹克的場景美學。新媒介通過營造審美場景——真實與夢幻、經驗與想象、可能性與創造性的相加，使人在體驗與體認的身體實踐中、在感官的深度沉浸下解放自我。二維平面、受限的幕布與道具、物理世界、臨摹和模仿已被計算機算法建模而成的三維的、擬真的、異次元的奇觀世界所超越；單眼視角、靜止視角轉換成了能動的視點；被數字化延伸的身體，成為場景文本里置于其中、隨之互動的一部分。新技術的超能帶來了新審美的可能：通過新媒介的技術手段，磅礴恢弘的古希臘競技場如史詩巨卷在觀眾眼前展現，觀眾足不出戶便可欣賞賽場任意一處的風光[24]。前沿的新媒介選擇奧運會作為它們爭相亮相的平臺，而奧運會則在它們的展現下更加新奇，這種奧運現象的驅動力何在？又蘊藏著怎樣的提示？新媒介技術所創設的場景展現了一種技術美學，從而加速了奧運會的審美化實踐。新媒介并非毫無生氣的物理機械，相反可以用它，由形式上美的外在通向人性化進程中美的內在?！扒斑M中的社會目的性取得了對象的合規律形式，善取得了真的形式”[25]。新媒介與奧運會的結合，一方面來源于人類解放自我、實現自我的本能，人的潛力、創造力、想象力、探索欲、求知欲、征服欲不斷加強，這本身就是人類求美的過程；另一方面來源于奧林匹克和諧、卓越的人生哲學，這本身也是人類求美的指向。因此，在奧運會上所感受到的技術與人的彼此融合，其生動性和深刻性是任何一種單純的博覽會、表演會無法企及的。著名的奧林匹克學者辛西婭•辛德爾認為，媒介技術所創設的體育虛擬化場景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形式，激烈沖撞著傳統的體育模式，其時空壓縮、意義叢生體現了后現代體育本體論的特點，也是青年亞文化中炙手可熱的流行元素——未來奧運會將更富有審美化、電子化的特征[7]8。體育文化研究專家瓦爾納•莫勒爾教授的觀點更為直接：未來審美旨趣的驅動，比競賽結果更能決定人們對奧運會的關注和奧運會本身的興衰，審美化是后奧林匹克主義下尤為重要的主題[7]9。當“伊利諾伊大學國家計算機處理中心和體育部在一個永久的奧林匹克空間籌建世界第六大虛擬空間(整合實驗室)”的時候[7]134；當“東京8分鐘”里哆啦A夢等ACG形象與北島康介等奧運名將互動傳球、AR技術演繹33個競技大項以流露2020年奧運會創新意味的時候；當英特爾成為繼三星、松下、阿里巴巴之后奧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中又一有著雄厚數字化背景的公司并承諾將5G、無人機燈光秀等技術引入奧運會的時候，大眾會和辛德爾有相同的期待：“我意識到虛擬的奧運會似乎被賦予了魔力，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期待一個夢幻世界?！盵7]130

3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的多重考驗

新媒介對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介入和參與并不絕對是盡善盡美的，在不同的、具體的條件變化下矛盾的兩面性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新媒介也為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帶來了多重考驗。

3.1對奧林匹克治理能力的考驗

新媒介開放性、復雜性、無序性、匿名性的特點，使國際奧委會在商業價值保護、信息事故防控等方面面臨著比以國家為單位為進行轉播權分配的傳統媒介更高的風險，因而對國際奧委會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考驗。1)對商業價值的保護。由于奧運會具備無可比擬的影響力，各級贊助商通過不菲的投入與國際奧委會達成協議，確保他們獲取資格后得到相應的品牌增值等回報，而非贊助商則不會輕易放棄借勢“搭便車”的機會，采取各種手段隱晦地制造與奧運會有所關聯的暗示以實施埋伏營銷。國際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第四十條明確規定“除國際奧委會予以授權，參加奧運會期間任何選手、官員或隊伍不得使用奧運商標等知識產權進行商業宣傳，不得利用運動員形象、比賽成績、文字、圖片等信息進行商業廣告”[26]。但是在新媒介背景下，如何處理兩者關系卻為國際奧委會帶來了更多困擾：新媒介平臺傳播速度之快、范圍之廣、滲透之強，使得“擦邊球行為”防不勝防。例如，里約奧運會中美國選手艾瑪•科伯恩在“奧運開始前七天至結束后兩天選手不能公開提及或感謝非奧運贊助商”這一緘默期的前一天，在Twitter上如是說：“明天開始，我將不能感謝我的贊助商，感謝他為我帶來的一切@NewBalance”。這條信息依然獲得了巨大的關注，而國際奧委會在里約奧運會前對該條例做出了一定修改，取消了緘默期，允許非贊助商或運動員在奧運會舉辦期間有條件地進行營銷活動，但新條例卻遭到多數奧運會贊助商的反對，認為此舉使他們的利益無從保障，威脅其品牌價值。此外，一些未經授權的視頻或圖片，會降低電視臺購買轉播權的價值，而國際奧委會對此的約束又常常是被動的：“一名攜帶智能手機的觀眾買票后進入觀眾席，另一名觀眾則將有線頻道連入視頻采集版，同時有上百名觀眾將視頻上傳至YouTube，這樣就足夠了?！盵12]902)對信息事故的防控。國際奧委會及賽事組織者對運動員、觀眾及其他民眾在新媒介平臺上獲得的高度自主權不免有一定擔心——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利——尤其是持不同政見及相反立場的、非政府組織的、信奉各種“主義”的群體在不可預知的信息流上會怎樣做。奧運會的舞臺容易成為社會結構性壓力的目標，而新媒介容易成為其釋放出口，負面信息所引發的渦輪式輿論震蕩、公關危機等往往難以控制。國際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奧運會數字和社交媒體指南等政策中規限了一系列詳細條例，涉及到禁止在新媒介平臺上誹謗、騷擾、冒充、種族和性別歧視、性取向攻擊等，盡量防患于未然，但這些條例依然受到一些批判者的質疑。例如，指南中指出“通常情況下人們批評國際奧委會和奧運會是可以的，但內容不得是冒犯的或個人的，否則予以刪除[28]”。一些批評者認為，站在國際奧委會的角度上這些要求當然是“公平的”而且是“捍衛國際奧委會絕對權威的”，但如何衡量信息的“正確”和“公理”，國際奧委會是裁決者。另一些批評者指出，運動員必須嚴格遵守版權保護協議、保密信息和安全原則，經歷嚴格的政策審查甚至對運動員在新媒介上撰寫的內容都進行了嚴格限制：第一人稱、日記體格式、不能與新聞報道混淆、只能講述自己的奧運經歷等，出現任何風險因素都有可能被剝奪參賽資格，其入境和滯留時間也會被延長，而這些一定程度上也背離了奧林匹克精神中強調“運動員人權和尊嚴”的基本原則[12]93。

3.2對奧林匹克關注度保持的考驗

奧運會整體關注度降低的事實已無需贅言。相比20世紀人們對奧運會的熱情，當前奧運會的受關注程度越來越低。讓人疑惑的是，對奧運會的“雞肋感”來源于哪里呢？人們對奧運會內外問題的詬病并非唯一因素，因為自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軔以來，始終都是在未曾停歇的各種綜合矛盾交織下求存思變的，而考察媒介技術本身的進化邏輯與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狀態時，考察媒介技術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及社會心理的微妙變化時卻可以為這一現象提供解釋?！昂敛豢鋸埖卣f，20世紀中葉以來，所有對文化發展抱有警惕和批判態度的學說與思潮，其最初的思想來源均與法蘭克福學派有密切關系”[6]13。法蘭克福學派的集大成者馬克斯•霍克海默(M.Max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WiesengrundAdorno)看到了現代文化發展的消極面，指出了其與漫長歷史中其它階段的顯著區別：工業化的生產思路同樣滲透在文化領域，追求批量化、規模化和速度與總量的神話，而非原來在時間長河的打磨下孕育而出，也非因獨創性、原創性、稀缺性的藝術“靈暈”脫穎而出，文化產品就像工廠里堆積的“小山”[6]13。文化工業時代的繁盛，帶來了幾個世紀都望塵莫及的文化產品爆炸式增長和瘋狂泛濫——這一切的物質基礎和條件都有賴于媒介技術強有力的開發。傳統媒介由于其文化生產資料和生產權力的集中，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媒介”，而新媒介生來便掙脫了“有限”的捆綁，徹底打開了文化產品洪流的閘門。由此，新媒介深刻塑造著當代人的現實世界和生活方式。當我們進行對比時可以發現，20世紀60年代電視等傳統媒介普及、奧林匹克運動戰后恢復、民族國家重振三者的歷程相生相伴，文化生活相對貧乏，但被民族主義復興的熱情點燃，使得奧運會成為4年一度的、超脫于生活的一種寄托。然而，現在同奧運會一道瓜分人們有限注意力的“競爭對手”是不計其數的新媒介文化產品，大眾被琳瑯滿目的文化產品不斷吸引：網絡文學、綜藝節目、影視演出等應接不暇，從之前的文化饑渴到如今的文化過溢，隨著文化生活便利性、主動性、選擇性的提高，大眾的關注閾值也在不斷提高。對于奧林匹克運動而言，如何保持關注度尤其是贏得缺少奧運記憶的“數字一代”的青睞，是值得深思熟慮的問題。

3.3對奧林匹克價值觀傳承的考驗

新媒介是大眾文化集合的場域，反觀大眾文化中快餐化、世俗化、娛樂化的一面，無疑不利于為奧林匹克價值觀的培育提供純粹、良好的氛圍。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認為，消費社會中人們進行的不是單純的物質消費和功能性消費，而是文化的、心理的、意義的消費，而這種文化消費的動力在于消費者與文化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好奇心的關系”[28]?；凇笆褂?滿足”法則下，人們對文化的消費往往以迎合其心理的方式進行解讀、加工、再造，以獲取文化的消費價值。對于普遍的文化消費者而言，趨之若鶩的消費價值是什么呢？日本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和傳播學家清水幾太郎認為，作為社會化的現代媒介為了吸引更多的受眾，總是要選擇覆蓋人的階層、群體、職業、學歷等社會屬性的最基本興趣——無非是刺激、獵奇、娛樂、快感、泄憤、泄壓、負面性和否定意義等有關的“原始興趣”“原始需求”[3]154。電視媒介以呈現聲音、圖像、色彩等感官刺激取悅大眾，而新媒介則容易成為大眾逞口舌之快、惡搞、蹭熱度的溫床。因此，“文化中的抽象因素，如思想、意義、倫理等往往被現代媒介剝離和曲解，它附庸現世誘惑和追尋感官消遣，破壞了形而上的生存空間。媒介文化往往與傳統、經典的意識形態相暌離”；“若說人類文化本該提升自身的精神力量，賦予物質文明以生命和靈感，并具有倫理學價值尺度的話，大眾文化則是十足的異化力量”[6]6。奧林匹克價值觀屬于經典意識形態，與這種“消費式”媒介文化相向而行。例如，圍繞游泳運動員孫楊與霍頓兩方“粉絲”在新媒介上的輿論暴力便背離了奧林匹克精神。奧林匹克主義作為一種類宗教式的、倡導“超我”的意識形態，要警覺其文化精粹在冗雜、低俗、膚淺的文化揮霍中湮沒，逐步走向“空洞化”，而人們對內化其人文價值的熱情卻消失殆盡，如此奧林匹克的獨特性將遭到消解。18天轉瞬即逝的奧運會不能在嬉笑怒罵褪卻后留下的是噱頭、八卦和無價值的信息碎屑，奧林匹克的知識體系、教育價值不能如同水過地皮濕，一問三不知。因此，人文價值的延承，才是奧林匹克傳播效果達成的真正衡量標準。

4新媒介影響下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思路

對于奧林匹克運動而言，“新媒介下的生存”必須被視為一個關鍵的探索課題。從整體思想看，首先，奧林匹克運動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深刻理解媒介技術的重要性所在。媒介技術的影響力何以可能？沃爾特•李普曼抽繹出了其中意味深長的原理：環境信息化，信息環境化——媒介技術作為“人的延伸”[3]110，不僅制約人的認識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識和行為對客觀的現實環境也產生影響。由此，夾在客觀環境與人之間的媒介技術便循環構筑了一種“強參與”的機制，并越來越有全面滲透的趨勢，不僅止步于充當交流介質，而意在“創造現實”，關注“新媒介下的生存”，重要的是從“新媒介成為一種人的生活方式、社會運作的機制、文化傳播的邏輯”的高度與層面去理解。其次，奧林匹克運動的可持續發展又需要深刻理解媒介技術的“工具”本質，明確“里”與“表”、“體”與“用”之間的關系，新媒介需作為真正指向奧林匹克主義弘揚與實現的手段，需作為真正服務于奧林匹克運動造福人類社會的手段[29]，而防止本末倒置、主次顛倒，沉迷于對新媒介技術表象的追求，使奧運會變為一場炫目但虛無的“技術秀”。再次，奧林匹克運動的可持續發展亦需深刻理解媒介技術進化的規律。媒介研究學者羅杰•菲德勒認為媒介形態變化如同生物進化，源于3個原則：“共同演進”“匯聚性”“復雜性”[30]?！肮餐葸M”，強調一切媒介技術都交織于人類傳播系統的結構中，不能在文化中分別存在，各種具體的媒介形式并非互相取代，而是在不斷進化中，它們的重要特征將成為媒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生物遺傳密碼一樣有所沿承?！皡R聚性”，強調眾多媒介技術的匯聚并不意味著媒介形式越來越少、傳統媒介即將退出，而是不同種類的傳播媒介相互接納和吸收，進行適應性變革創造出新的實體。“復雜性”，強調媒介技術日趨復雜并具有適應性，新的媒介會在一切現有媒介的基礎上誕生，繼承現有媒介的精髓并超越現有媒介的局限，而現有媒介則會在傳播系統的生存壓力下求存思變。因而，傳統媒介和新媒介并非絕對競爭或絕對分離的關系，而是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下兩者都不斷適應、彼此學習的關系。因而，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的格局需要傳統媒介與新媒介發揮各自的優勢與特點，共同筑造。從具體思路看：第一，國際奧委會應平衡傳統媒介與新媒介在奧林匹克文化傳播中的關系，促成兩者良性的競爭與合作，構建各具優勢、多平臺互動的傳播格局；第二，探索社交功能為主、觀賞功能為主、運動輔助功能為主、通信與服務功能為主的不同類型新媒介技術在奧運會上的運作策略，從而使各類新媒介技術能夠盡其所用；第三，通過推廣獨立的奧林匹克新媒介平臺以自覺發聲，主動引導輿論，建立自己的奧林匹克新媒介話語場；第四，與其它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新媒介平臺開展合作；第五，培養國際奧委會組織機構與人員的新媒介素養；第六，利用新媒介反向獲取有價值的信息，使其成為制衡奧林匹克運動中腐敗、失責等問題的一種有效機制，以促進奧林匹克運動自身善治與改革；第七，利用新媒介開展奧林匹克教育，通過靈活、多樣、機動的方式深入民眾日常生活，以達成“一年365天，天天有奧運”的“奧林匹克在行動”計劃；第八，利用新媒介技術打造智慧奧運，為奧運遺產建設服務。由此，促進奧林匹克運動的可持續發展。“變化是技術最大的優點”[30]3。新事物因界定的暫時性和發展的相對性，永遠無法一直保持在新的狀態中。新媒介作為一種“升級文化”，樂此不疲地追求創新。因此，此時對新媒介與奧林匹克文化傳播碰撞的聚焦，無異于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片段。如果我們的研究只能滯后于新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那么奧林匹克學者研究的意義何在？意義的尋找需要避免使其成為一種時間性的表達，既不能陷入具體媒介事件的表象，也不能滿足于簡單將其分類敘述，更不能盲目迷戀捕捉媒介履歷中時髦的名詞，而應從時間的變化中把握其中相對穩定的規律，理解“技術變革為人類恒長譜系添設了諸多方向，更為這些譜系所承載的可能性以及所形塑的未來做出選擇”[30]2；同時以問題化的思路，與媒介技術的社會性、文化性和歷史性進行對話，從奧林匹克運動的場域中觀照人和技術的和諧共生。

作者：馮雅男；孫葆麗；畢天楊1 單位：北京體育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