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農民工婚姻實踐的考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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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口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短暫的遺忘：“苦痛”記憶的現實展演、強化與再表述

實際上，口述不僅僅是語言表達，它還是社會操演，有具體的場景和聽眾，有具體時空的限制，有具體時空條件下的手勢和表情（納日碧力戈，2003）。村莊共同體所共同經驗的“苦痛”記憶經由生動鮮活的口頭敘事在村莊中、在代際間流傳，對村民的婚姻觀念有著強大的塑造力，對他們的婚姻行為也有著限定和規制。趙（現年40歲，男，現仍在外務工）上世紀90年代初就率先外出打工，是當地第一批外出務工者，趙外出打工幾年后，原本貧窮的家庭逐漸的殷實起來，趙在外面打工3年后帶來了一個“媳婦”，據說女方是四川的，家在一個山村，人長得很漂亮，當時都夸他有本事，不僅掙了錢，又帶了個媳婦來，成為茶余飯后人們的談資和羨慕的對象，趙結婚之后不久，夫妻兩人常常因生活中的小事而爭吵，漸漸的發展為打罵，留下3歲的女兒，“跑了”。村中的外出務工青年謝（男，28歲）說“就那個女的事多，吃不慣這，吃不慣那，俺這天天就是吃面食，她非得天天吃米飯。對趙挑這挑那，其實是自己經不起在農村過苦日子，你看村里其他人經人介紹的媳婦沒有一個跑的，就是跑（回娘家），也沒啥，在家消消氣，過兩天就回來了，你看她這，跑了就跑了，到哪找去，留下個小孩真是遭罪啊，帶個孩子就難找媳婦了，趙現在都還是光棍，外來的（媳婦）還就是不可信啊。”村里的李（女，70歲）說“男的（趙）在外面打工認識的女方，那女的是外面來的，咱也找不清（不清楚）人家家里是啥情況，他男人家里面不也找不清嘛，要不女的跑了咋找不回來呢？要是女方是當地人，到（她）家就找著了，現在到哪找，大海撈針，跑了那么多年了也到現在也沒找著，人家是自由戀愛，雙方自己談的，又沒經過媒人，也沒有按俺這的規矩來”。趙的經歷成了村莊“痛苦”記憶的現實展演和再現，并再次為帶有經驗性和警示性的“苦痛”記憶的講述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于草根村民而言，真實的歷史事實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所記憶的歷史是什么，以及他們對所記憶的歷史的理解和闡釋（肖青，2008）。發生在趙身上的新的“苦痛”故事與先前的舊的“苦痛”故事建立了勾連，在村民的心中它們具有前后的因果性。趙的故事無疑是村莊關于久遠的婚姻的“苦痛”記憶的再現和展演，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村莊共同體的“苦痛”記憶。時間不是線性的綿延，空間也不是方位的拓展，而是一種與人的生命狀態、精神體驗、文化歷史甚至宗教觀念緊密相關的復雜織體（王炳鈞等，2006）。青年人經由新故事對舊有敘事的再次展演和再表述，時空似乎即刻發生疊合，他們體認到了舊故事所具有的“苦痛”的真實性，這觸發了青年的“苦感”。與此同時，當地村民的婚姻觀念的結構被重構和強化，也再次彰顯了由“苦痛”記憶所圈劃“苦痛”的記憶與“閃婚”的促發21的熟悉的婚姻圈和婚嫁區間的可靠、穩定，而超出這一范圍也就意味著風險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強化和限定了婚姻圈的范圍和界限。集體記憶與過去有關———這是一種已經經過現在的各種需要過濾和塑造的過去（加里•艾倫•法恩、艾彥，2007）。舊的“苦痛”的記憶似乎為此提供了例證，而村中新的“苦痛”記憶又再次佐證了這種觀念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二、婚姻實踐：記憶與規范的互動

Y村當地所遵從的婚戀模式有一個變遷的歷程，即：由傳統的婚戀模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閃婚”模式———“媒妁之言，自主決定”的轉變，而Y村僅有的超出當地人所認可和可把握空間的自由婚戀⑤的范例（趙的婚戀模式）也成為村民苦痛記憶的構成部分和新的表述。具有經驗性和未來指向性的“苦痛”記憶經由實踐在婚姻模式和婚姻儀式的變遷中發揮著媒介的作用。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婚姻由父母包辦，婚姻當事人沒有什么擇偶的自由。這在50、60年代的Y村有著明顯的體現，這種婚戀模式雖歷經社會主義改造，農村集體化運動，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更，在集體化的困難時期，家長的組織地位作用反而得以凸顯。在新政權建立后，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革，但在短時間內，特有的時代中在其制度和社會特性所型塑下的人們的行為和心理并不能即刻也隨之變革，具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在農村更加凸現（施磊磊，2008）。我們都通過已由以往經驗建構而來的范疇來領會感知各種外在刺激和制約性經驗（布迪厄，華康德，2004：179）。經由不同代際之間的表述和建構，這一集體共同體認的記憶生發出一種反向界定的“力”（power），這種力規制和形塑著人們的婚戀觀念，并有著經驗性的啟示功能。一旦越出似乎就會有與引發“苦痛”記憶的同樣事件發生，發生在村民趙身上的婚姻事件，就是忘卻村莊苦痛記憶的“悲劇”再現和重演。這也致使“苦痛”記憶所具有警示性的作用和實踐經驗在村民觀念中的強化。在鄉村社會中與血緣、地緣相契合的信任結構同樣呈現出一種差序格局，依血緣、地緣距離由近及遠向外推衍（施磊磊，2008）。同樣為了防止自己的女兒在外面“上當受騙”，也為了相互能有個照應，他們都希望女兒嫁得近些。而當地女性青年也出于對“苦痛”記憶中女主人公的遭遇使她們與父母的觀念達成了一致。村民謝，50歲左右，一子三女，其二女兒（現年27歲）有著“特殊”的經歷。村民劉說：“她二閨女以前在外面打工時與一個廣西小伙子談戀愛，最后到廣西結了婚，那個男的家在一個窮山溝，家庭經濟情況不好，結婚后，女的一直在男方家，小孩出生以后，孩子由男方父母帶，男方家人才放心讓兩個人一起外出打工，將近6年了她二閨女只回過兩回娘家，謝一家子人沒有一個去過男方家的，據說辦婚禮時，男方只在當地辦了幾桌酒，請了幾個親戚朋友，婚禮儀式都非常簡單，在俺這是不可能的。那個閨女長的確實好，本來能嫁個好人家，現在倒好被人家“領跑了”，她家里人雖然生氣但也沒有辦法，家里甚至有了不認她這個閨女的想法。過了幾年她二閨女帶上孩子和男方一塊到家里來。那時謝的女兒已經好幾年沒有和家人見面了，謝見了女兒就是幾巴掌，之后，兩個人抱頭就哭”。雖然市場化對農村的婚戀規范和觀念有著巨大的沖擊，女性外出務工者的觀念也在不斷經歷重構，為超出傳統的婚嫁圈和婚姻規范提供了某種可能，但是謝二女兒的經歷無疑成為當地女性同齡人及其家人的“苦痛”記憶，對經驗性的規范的僭越似乎就會有“苦痛”的經歷出現，在這一點上，當地女性青年與其父輩有著一致的觀念。“在外面打工的，肯定都是家里條件不好的，說不定還沒有俺這經濟條件好呢，要不誰去打工受罪啊”，“與其到外地去吃苦受累，還不如在家門口找個婆家享福呢”。穆的故事、趙的故事以及村中趙二女兒的故事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即都有著對村莊原有的負載著村民實踐理性的婚姻規范和婚嫁區間的僭越，并且有著一致的結果：苦痛事件的出現，這種帶有警示性的故事的不斷建構和表述致使當地婚嫁圈的相對固化。而這種婚嫁圈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劇了當地人的婚姻焦慮，因為在相對固化的婚嫁圈內，適婚男女的比例和絕對數量是一定的，為了給自己的子女“說上”在既定的人選中擇取好的，更加匹配的對象，就必須趁早挑選。這在一定程度上為當地婚姻的年輕化、快速化提供了助力。此外，由于外出青年務工人員在城市中的工作性質，工作時間的緊迫性，以及他們在城市人眼里的被社會“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致使他們在城市中的戀愛機會空間被擠壓殆盡，很難進入城市婚戀市場。加之外出青年務工人員獨立的經濟地位和自決意識的生發以及父母在子女婚姻決策權上的式微這些背景構成了他們的婚姻實踐的大的背景框架，在這一框架下，他們經由實踐理性的選擇，借用傳統婚姻的模式和自由婚戀的內核，即這種兼具傳統性和現代性的婚戀模式———“閃婚”模式。雖然他們在城市中也習得了蘊含著現代性的各種觀念和行為方式，但是隨著場景的轉換，他們在鄉間場域被塑造的習性又重新被喚起，并在鄉間場景中實踐著屬于自己的“閃婚”邏輯（施磊磊、王瑤，2010）。因為“閃婚”的模式從訂婚到最終的結婚會有相當可觀的花費，在女方沒嫁給男方之前，依照當地的婚嫁習俗，男方在重大節日要帶著禮物到女方家走動，雖然在婚后男方也要在過年過節時到女方家走動，但是所需要禮物的費用相較女方嫁給男方之前卻大大降低。為了減低到女方家走動的花費，男方一般會選擇迅速完婚。在鄉土場域內縈繞著“苦痛”記憶的長期婚姻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應對不確定性和失敗婚姻的策略會在村民的心中逐漸積淀出一種具有地方質素的感知能力。這種地方感是日常生活中積累起來的一種感覺經驗。這種感覺經驗只有在一定的區域內才是有效的，越出此邊界，感覺世界就會消失。這種感覺經驗不具備普遍意義，而只具備區域性特征（楊念群，2004）。這種在鄉土情境特有的婚姻實踐基礎上所生發出來的地方感對村民的婚戀行為有著獨特的導引作用，鄉民們往往憑借從感覺世界提煉的原則安排日常生活（楊念群，2004），在地方感的導引下構建出的為當地鄉民可把控的婚姻實踐規范進一步規制鄉民的婚戀實踐行為。記憶在婚戀的特有實踐邏輯中是不可或缺的序列，起著中介作用。婚姻實踐的整體互動邏輯圖示如圖1所示：

三、結語與討論

Y村村民共同體所共同表述和建構的集體的“苦痛”記憶塑造著當地人的婚戀觀念并影響著當地婚姻模式的變遷。原本發端于個體身上的婚姻失敗經驗的故事經由代際之間的口述被不斷表述和傳遞著，這種帶有經驗性和未來指向性的集體可感的“苦痛”記憶具有一種反向界定的力（power），形塑著當地村民的婚戀觀念、規約著當地人的婚戀行為。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當地人的婚嫁區間，這種試圖摒棄可能引起“苦痛”記憶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的企圖將婚嫁區間界定在了村民熟悉、并承載著社會資本和信任的鄉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村莊共同體所不斷表述和建構的“苦痛”記憶具有當地村民婚姻實踐經驗代際傳遞積累的性質。村莊中新的婚姻失敗故事的發生是作為忘卻集體“苦痛”記憶的身份出現的，而這構成了對舊敘事的重新表述和建構，同時從另一層面上強化了村民們對“苦痛”記憶的印記。在談話和交流中可制造過去，建構過去的記憶（哈拉爾德•韋爾策，2007：105－106）。為了不讓同樣的事件在自己身上發生，家庭成員之間、同輩群體之間在不斷的傳述著這一記憶，而這種村莊共同體的現實利益需要使這一發生在個體身上的關于婚姻的“苦痛”事件轉化為了村民集體的一種苦痛的記憶。如康那頓所言，我們對現在的體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有關過去的知識。我們在一個與過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聯系的脈絡中體驗現在的世界，從而，當我們體驗現在的時候，會參照我們未曾體驗的事件和事物（保羅•康納頓，2000：2），從而使得過去的記憶具有經驗性和可參照性，這也構成了代際之間苦痛記憶不斷傳遞、表述和再建構的動力。經由實踐理性的選擇，他們借傳統的婚姻框架，和現代的婚戀內核，塑造出來新的婚戀模式：閃婚模式———“媒妁之言，自主決定”。傳統的婚姻習俗被界定在熟悉的鄉村，而外出青年務工人員經濟的獨立和現代觀念的生發，又為自主決定提供了現代內核。但這與布迪厄所講述的情形有所不同，布迪厄指出父母權威的動搖，年輕人對新價值的向往，剝奪了家庭在婚姻締結過程中的主要中介作用。與此同時，“媒人”的介入也越來越罕見（布迪厄，2009：47）。在Y村雖然父母等家庭成員在婚姻決策的權力上在不斷式微，但媒人的介入并非越來越罕見，而是作為成就一樁婚姻的必要前提出現的。而這種差異之所以出現與Y村特定的婚姻實踐有著緊密的關聯，在市場化的語境下，婚姻行為主體自身婚姻觀念和經濟地位的變化以及不同代際間被不斷表述的“苦痛”記憶與行動主體婚姻實踐的結合構成了對當地婚姻規范的建構，在這一婚姻框架中有著眾多的婚嫁儀式和不宜男女雙方父母參與其中的彩禮價格的商討等事宜，媒人的中間人角色自然不可或缺。市場化的語境中，經由記憶作為中介，行為主體的婚姻實踐與當地的婚姻規范有著動態的互動，促使婚姻模式的變遷，即由傳統的婚戀模式向閃婚模式的變遷，而這種被行動主體建構出的新的閃婚模式和婚姻規范又在規制著當地村民的婚姻實踐。

作者：施磊磊單位：安徽工業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