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社會科學的研究范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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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科學”含義的片面性及其嚴重后果

著名的科學史家W•C•丹皮爾稱19世紀是“科學的世紀”。但滑稽的是,正是自19世紀以來,人們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就存在著誤區,“科學”基本上就是“自然科學”的同義語。在大多數西方人看來,只有像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物理學那樣的革命性理論才稱得上是科學。19世紀法國的實證論者孔德以及他的支持者馬赫認為,一切理論要觀察實驗的證據來證實,一切東西要拿經驗來加以檢驗。近年來,美國在中小學生中做了一次關于什么是科學的問卷調查,結果大多數學生的回答仍然是有關自然科學之類的詞眼。在當代中國情況更是如此,梁啟超先生早就在《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1922年8月22日)的講演稿中批判了我們國人“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的錯誤態度。梁啟超指出,很多人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才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的。”[1]其實,科學的真實內涵比今天人們所理解的要豐富得多。在英文中,“科學”直接來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本意是指學問或知識,與希臘文的episteme同義。這也就是說,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作為一種知識傳統,有著遠比自然科學更豐富的內涵和意義。美國著名科學家巴伯曾指出:科學不單單是一條條零散的確證的知識,而且不單單是一系列得到這種知識的邏輯方法。科學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思想和行動。他指出,“在人類社會中,科學的幼芽扎根于人類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嘗試之中,試圖靠運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動來理解和支配他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2]“科學必須既是理性的又是經驗的。”[3]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巴伯的眼里,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又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的綜合知識體系。

通過追溯“科學”的源頭,我們發現,自19世紀以來,“科學”的含義就是片面的,不科學的,是一種狹隘的科學概念,因為它將社會科學邊緣化,或者說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實,自“科學”一詞誕生以來,科學的內涵中不但包含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而且特別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早在學科未分之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提出了“美德即知識”命題。這里的知識是指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整體理解,包含了濃厚的人文色彩。然而,在近代,人們將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首先可能是出于時代的需要,是資本主義物質社會高度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受到錯誤哲學觀念的指導,是單一的主客二分的認識論的哲學思維導致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不良發育,自然科學耀武揚威,處處逞強,而社會科學羸弱不堪,根本無法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定義的科學是一種被異化了的科學,不具有科學性和普遍性。時至今日,正是在近代“科學”觀的嚴重影響之下,再加之現代性的“霸道”態度,現代科學已經暴露出了它的種種弊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剝削自然”。正如吳國盛先生所言,現代科學不是在傾聽自然的言說,而是在“刑訊室”中“拷問”自然!在科學與非科學的的關系上表現為科學沙文主義;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上表現為自然科學“唯我獨尊”;在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自然不再是人類溫馨的家園,甚至成為給人類帶來諸多災難的地獄。

當人們開始審視這個以“科學技術”作為根本標志的時代時,他們發現,如果單單只有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而人文社會科學跟不上自然科學發展步伐的話,那么,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在獲得極大富足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他們的精神卻被技術套上了枷鎖,制造了技術的人類反過來卻被技術所奴役,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對自然的優越地位。人類憑著技術向自然高歌猛進的同時,資源、環境、生態問題日益凸顯,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頻頻爆發,無所不能的人類在自然面前突然變得無能為力和渺小,那個原本想為自然立法的人類殊不知卻成了技術的一個環節,人不再是自由、善與美的創造者,成了“單純的物”。以至于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進一步說“人死了”。整個世界變成了“由自然科學所承認的機械式世界系統”人與人之間只有唯利是圖,爾虞我詐。[4]人們雖然住著高樓大廈,開著豪華汽車,奔馳在高速公路上,飛速發展的高科技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現實距離,但人們的心靈距離卻在日益拉大,變得日益的冷漠和孤獨,身處繁華的鬧市,心在孤獨的荒原。人們的生活世界因此而變得既無價值亦無情趣,出現了科技和經濟的樂觀主義與終極價值和思想的悲觀主義,產生了物質的滿足感與精神的焦慮感并行等等不良現象。基于此,以至于后現代思想家和科學家向世人警示:“西方科學在許多至關重要的方面出了錯。”[5]傳統的“科學觀”,給自然科學以霸權,致使“科學”家族支離破碎,特別是社會科學失去了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幽靈。近幾十年來,已有部分學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也在探究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但都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都沒有從根子里挖掘出導致社會科學處于從屬地位的真正原因。那么,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里呢?

二、社會科學失去“科學”地位的哲學根源

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在面對自然科學家時所呈現的集體失語狀態,實際上也就是社會科學喪失科學地位的狀態。這種不正常狀態的存在,在知識結構的層面來說,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國文理分科所導致的大部分社會科學工作者不懂自然科學所致;另一方面同樣存在自然科學工作者因其獨特的霸權地位,喪失了其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應有重視,至少是缺乏深層次的理解。通過對人類認識史的深入考察,我們發現,這一局面的形成有著更深刻的哲學根源。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一直存在著一種主客關系的二元思維模式:主/客、男/女、理性/情感、科學/精神等,也就是二元對立。這種二元思維是“一種分離和支配的關系,它被鐫刻于文化當中,并以極端排斥、疏離和對立為主要特征。”[6]這種二元思維長期以來影響著整個西方文化,同時也占據了話語霸權。在科學領域,它表現為科學與精神的對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對立,這也就是現代科學悖謬性的表現。自然科學高舉著“科學”的旗幟,在科學領域占據了霸權地位,而社會科學則在自然科學的“奴役”之下發出孱弱的聲音。

自19世紀以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進而對整個人類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自然科學在人類知識體系中取得并占據了絕對的話語霸權,而社會科學因其對社會變革影響的漸進性、復雜性、不精確性而遭遇冷漠。我們認為,這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現象,而是有一個深層次的認識論原因,那就是由于人類思維方式實現了認識論的轉向并長期主宰著人類思維所致。認識論在思維方式方面的一個最大的特征就是“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這種模式的宰制下,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由單一的主體(個體主體、集體主體、社會主體)占有、改造客體的結果。在這一思維框架的主宰下,自然科學以自然物質現象為其研究對象,強調主體對客觀物質世界規律的認識與把握,完整地體現了這一認識模式,因而在人類知識體系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取得了長足進展;而社會科學因其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不確定性,研究主體的多樣性,互為性,從而在這一認識框架下被邊緣化。任何事物都不是凝固的,任何觀念都不是一沉不變的,任何一種思維模式也不是永恒的。從科學史來看,近代科學發展至今,已有400多年的歷史了,在科學發展的這四百余年中,人們對于科學的認識幾經變化:從最初對科學漠視(16世紀)、好奇與驚訝(17世紀)、進而相信科學(18世紀)、最后演變成崇拜科學(19世紀以后),到二十世紀中葉崇拜科學成為人們科學觀的主導圖景。在這一認識過程中,近代科學的功能已經實現了從解放向壓抑的轉變,并在眾多方面暴露出了它的缺點。那么,隨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和提高,傳統的科學觀念也亟待轉化和提高。從主客關系來看,傳統哲學單一的主客思維模式亟待轉換。因為自然科學所尊崇的單一的主體對客體的認知和控制的模式在當代也受到了挑戰,在現代社會,大多數客體已經打上了深深的人的烙印,客體已經成為了一種被人改造了的客體。在某種意義上,客體成為了主體,正如清華大學盧風教授所說,科學應該成為理解的科學,“理解的要點在于把自然和自然物當做主體,而不僅是當做客體”。也就是說,理解不僅是主體對客體的認知和控制,而且是主體間的交流。再者,在當代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之下,傳統哲學二元對立的單一思維模式也遭遇到了巨大的打擊。后現代主義以反現代主義的霸權性、整體性、齊一性為特征,主張去中心性、去穩定性,從而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文化潮流。其實,這一強勢思潮的涌現也意味著一種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誕生。現代復雜科學和科學的不確定性理念正是在這一思維模式指導下誕生的。

為尋求社會科學的“科學地位”,我們曾經追尋過與實證主義相類似的道路,提出了將社會科學“科學化”的思想,主要途徑是要求社會科學學者加強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以求按照自然科學的要求來提升社會科學的科學品位。這一策略的提出,主要是針對我國社會工作者自然科學知識短缺的現實情況而采取的一種補救措施,也是基于對人才素質結構的科學考慮,在科學技術已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人的一切素質構成中,科技素質理應成為人的核心素質。從人類的進步史、特別是科學發展史來看,無論你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還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要想真正取得成就,完備的知識結構是基本條件,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到近代康德、黑格爾,再到現代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爾等等,一切思想大師無不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知識。實踐證明,我們的這一努力在完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知識結構,提高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理解能力,提升社會科學成果的檔次,及其在增強社會科學學者與自然科學學者的對話能力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努力并沒有使得社會科學的整體地位有根本性的改變。因為,在自然科學獨占鰲頭的時代,單純要求社會“科學家”加大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提高科學品位,只能單方面改變社會科學學者群的知識結構,而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科學觀”的認識,特別是無法促使自然科學學者群在認識模式上發生觀念性的革命。因此,我們發現,以此途徑來尋求社會科學的“科學”地位,是特定時期不得已的權宜之計,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因為它仍然沒有擺脫傳統主客認識模式夢魘式的糾纏。加大自然科學的學習雖然改善了社會科學學者的知識結構,提升了其研究能力,卻沒有真正跳出在自然科學的“科學范式”內來思考社會科學,特別是沒有在人類認識領域實現一個觀念的革命,讓自然科學學者群以全新的“科學觀”來對對待人類的科學體系總匯。這種方式仍然是社會科學以犧牲自我來迎合自然科學的標準的異化方式。這種社會科學迎合自然科學的方式,也許能在短時內拉近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但決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受奴役的地位。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構主宰傳統“科學”概念的單一的主客認知模式,讓“科學”獲得現代哲學的內涵。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自然科學的霸權地位,使社會科學在人類知識體系中找到“科學”的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

三、社會科學研究的兩重性

在傳統“科學”概念指導下,尋求社會科學“科學化”之所以不能完全取得成功,是因為社會科學本身的特殊性。我們從方法論的層次深入探究社會科學學科群內部聯系和規律時,發現社會科學的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著明顯的差異。自然科學因其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確定性、可實證性,決定了它的研究方法的一致性。也就是說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可通約的,像數學、物理學在研究方法上是普遍適用的,它不存在民族性、地區性的差異,全世界可以通用。而社會科學則不同,有些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它們的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約的,世界各國學者可以互相借鑒。而大多數社會科學,其研究方法是不可以通約的,它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和民族特色,像文學、哲學、法學、宗教,也包括政治信仰、文化傳統,各國各民族地區存在很大的差異,受研究主體和客體的雙重影響。比如西方基督教徒和中國佛教信徒都有不殺生和食素的習慣,可是我在英國留學期間,卻發現許多素食主義者對吃魚卻不以為然,為什么差別有這么大呢?這只能從民族傳統來得到解釋,英國是個島國,四周環海,那里的人們千百年來以打魚為生,吃魚就是吃飯,就像我們吃大米小麥一樣已成為他們的生活習慣。在西方國家很多的大學校園里,野兔可以到處亂跳,因為誰殺死一只野兔,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眼里,一只野兔自然是餐桌上的美味,絕不會因吃了一只野兔而受到懲罰,這就是各國法律傳統不同所致。

通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的思考,我們可以從方法論上將之大致分為兩大類,這里暫且叫做社會科學研究的兩類范式——可通約的和不可通約的。對于前一類,我基本上可以用接近于自然科學的說明性方法來進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社會關系的客觀性、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客觀的結構——功能關系。“這種說明性方法以因果分析為基本的邏輯思維的程序,以變量與屬性及其關系為基本的理論語言,以說明社會的變化趨勢為根本的理論使命。”[7]因而,馬克思把自然科學稱之為“描述性的科學”。對于后一類則只能用理解性和批判性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由于與人文科學的互動和交匯,社會科學又形成了從個人的直接感受和體驗中,從社會生活在文化符號和語言的折射中,來理解現代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在個人心靈和文化價值上的投射,或從這種價值和心理投射、影響中來把握組織結構和制度體系的合理性以及重新調整社會設置的方案;最后,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以及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現代社會科學家除了對現實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進行因果分析和敘事性描述以外,還有必要借助哲學的綜合性視野和哲學思維的統攝力量,對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以揭示社會的根本矛盾和社會歷史的未來發展趨勢。[8]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為什么具有可通約的一面呢?因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都是科學,都是帶有規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知識體系,說到底都是由作為主體的個人為了提高對客觀世界(包括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和理解所作的探討和總結而形成的知識體系。從認識論意義上來說,社會科學同樣具有客觀性。因為它同樣是反映主體對客體的把握(只不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客體具有濃厚的主體性),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同樣要求從客觀實際出發,力求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所具有的本質和內在的發展規律;在搜集感性經驗材料和作出理論結論時,要使這些材料與結論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重復性,也就是說,不能使這些材料或結論過分地依賴搜集者或研究者本人,別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條件下,使用相同的研究工具,要能夠得到大致相同的資料或結論。所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毫無疑問必然具有自然科學的客觀性和規律性的一面,其研究方法當然具有可通約性的一面。在人類歷史上,18世紀下半葉的蘇格蘭啟蒙運動(主將是以哲學家著稱的大衛•休謨,以經濟學家著稱的亞當•斯密,以歷史學家著稱的亞當•弗格森等)被稱為現代社會科學重要的、直接的思想來源之一。他們對社會科學的重大貢獻在于明確認識到社會是一個過程,是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歷史力量的產物,是可以通過經驗科學的方法加以識別和分析的。實證主義的創始人孔德畢生都在研究將自然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用來改造人文社會科學。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凱倫甚至極端的認為,物理科學和社會科學僅僅是研究對象的表達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都遵循著同一的、簡單的規律。在他看來,認識社會的一分子,社會的組織和結合只是“偉大的分子吸力規律”的另一種形式。他們這些社會科學家在將社會科學“科學化”的道路上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關鍵一點,就是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通約性的一面。

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又有著不可通約的一面。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首先是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因為社會科學是以人和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是研究人類社會各種社會現象的所有相關學科的總和。所以,與以研究客觀物質世界為對象的自然科學不同的是,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和人類社會,人和人類社會主要的是一種社會性、文化性和主觀性的存在,研究起來必然帶有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差異性。其次,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和不可重復性:可重復性是自然科學的重要特征,比如一項科學實驗,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條件具備,就能得出相同的實驗結果。正是這種可重復性的特點,使得自然科學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通約性。然而社會現象則不一樣,社會過程往往是由不能重復的特殊事件組成,具有歷史性,即使出現一些情況的重復也往往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復,也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比如同樣是資產階級革命,英國不同于法國,法國不同于德國,德國又不同于俄國,俄國也有別于中國。最后,社會科學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性。所謂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把它作為和經濟形態相對應的重要范疇,指反映特定經濟形態、從而也反映特定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和要求的觀念體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經濟社會學說、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等主要形式。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現實社會中的人、社會現象和社會事件,而人的行動總是在一定的觀念、理想、價值指引和驅使下所做出來的,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意識形態性。正如恩格斯所言:“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9]社會科學的特殊性,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體和客體均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和主觀偏好,這種雙重主體性決定了社會科學濃厚的意識形態性特征。它在一切問題上,如政治問題、宗教問題、道德問題、社會問題,都無法與人的意識形態相分離,盡管西方有一些學者曾極力主張“社會科學非意識形態化”,但由于社會科學的特殊性注定了社會科學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正是各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差異性決定了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約性的一面。

四、明確社會科學兩類研究范式的意義

我們之所以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在方法上作如此兩類范式的劃分,目的旨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讓自然科學家加深對社會科學特殊性的認識,讓他們認識到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不能完全在經驗論范圍內得到解決,只有部分社會科學如經濟學,可以通過“科學化”,運用經驗的或實證的方法來研究;而大部分社會科學無法實現“科學化”,它們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到所需要的感性材料,然后歸納整理,引出一般原理,再逐漸上升,形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公理。這種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的道路無法解釋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特別是人類的精神世界,也必將使社會科學失去它獨立的邏輯根基。華勒斯坦在批判這種方法時說道:“選擇這條道路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倒退。自然科學的晚近發現給我的真正啟示在于,我們必須比以前更嚴肅地對待復雜的社會狀態。”[10]因此,我們必須走出傳統的“主——客”認知模式,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對待科學的概念,才能消除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對峙,在一種多元化的科學概念下,追求社會科學的發展,從而真正實現“科學”的發展與繁榮,而不是自然科學一枝獨秀。這是人類發展對“科學”提出的必然要求。第二個方面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認識到社會科學研究明顯的主體性特征,這種主體性當然還包括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主體化,以及人們交往實踐中的多重主體交互滲透的特點。正是這種主體性使得社會科學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帶有民族性、地域性乃至階級性:如政治信念,東西方國家差異巨大,具有個人主義、自由精神的西方文明傳統的國家,往往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作為他們的政治信仰,而強調集體主義和大同思想的中華民族則自然而然地選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即使針對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民主”體制而言,以個人主義為基調的西方文明國家建構的民主制只能是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而在以堅持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為主流的中華文化基礎上,就只能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集中制。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都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但由于他們文化根基的不可通約性,他們的制度模式具有明顯的東西方差異。正如一位歐洲學者對筆者說道:“盡管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但我們各有各的不同的馬克思。”這位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在各國不同環境發展的看法,典型地反映出西方學者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不同民族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它們具有不可通約性的一方面,可以相互借鑒,但絕對不能相互照搬,正如我們以前在照搬前蘇聯經驗所犯的錯誤一樣,那種主張在中國照搬瑞典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是絕對錯誤的,也是缺乏對社會科學不可通約性的深刻洞見的現實表現。認識這一點是我們探討社會科學兩類范式的最大的理論意義。

作者：張青衛單位：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人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