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概念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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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調解社會關系、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社會規范集合體中，法律規范雖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卻具典型性和重要性。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法律這一社會現象不僅存在著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邏輯起點和思維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規范的特殊的思維存在形式及思維運行規律。這一思維存在形式及運行規律的集中體現就是法律邏輯。基于法社會學視野，一是法律邏輯的概念是多維度的；二是法律邏輯的特征是多層次的；三是法律邏輯對于法學學科體系、法律實踐活動以及法治社會的規則意識都具有較強的思維形塑功能。

[關鍵詞]法社會學；法律邏輯；概念與特征；思維形塑功能

一切與法律相關的理論或實踐行為的產生，都源自于對法律這一特殊社會規則的恪守與踐行。在調解社會關系、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社會規范集合體中，法律規范雖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卻具典型性和重要性。這不僅源于法律規范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階級性、規范性和國家強制性等特質，而且還與它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實際作用有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規范以其特有的社會控制功能維護并鞏固著其所依賴的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基于此，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法律這一社會現象不僅存在著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邏輯起點和思維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規范的特殊的思維存在形式及思維運行規律；與此同時，這些特殊的思維邏輯特質也會對整個法學學科體系和法律實踐活動以及意識產生一定的思維形塑功能。

一、邏輯的概念與本質

“邏輯”一詞與人的主觀思維有密切聯系。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邏輯總是被等同于思維，研究邏輯就是研究人的主觀思維或者意識觀念反映出來的思維存在和方式方法。但是，依據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這種觀點實際上片面的。雖然思維本身雖然變幻莫測，難以捉摸，但是，它在自身的發展、變化、完善過程中總是會呈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和規律性，那么，從這一點來看，思維具有相對的客觀性。進一步講，思維呈現出來的相對的客觀性和其所依賴的社會存在或者物質世界的邏輯息息相關。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并服務社會存在。一方面，意識、思維、觀念等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總是會呈現出可以被人類掌握和認識的規律性，另一方面，意識、思維、觀念等的這種規律性時時刻刻會受到社會存在或者物質世界邏輯的制約。倘若不承認這一觀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邏輯不是關于思維的外在形式的學說，而是關于世界的全部具體內容和對它的認識的發展規律的學說”。

列寧給予邏輯的定義，否定了邏輯的純粹意識性或純粹思維性，而是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揭示了“邏輯”一詞的物質性、客觀規律性。概而言之，從概念內涵的角度來看，邏輯就是客觀事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內在原理。從概念外延的角度來看，“邏輯”包括物質世界的邏輯和意識世界的邏輯兩個層面：物質世界的邏輯決定著意識世界的邏輯；意識世界的邏輯服務并反作用于物質世界的邏輯。那么，邏輯的本質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邏輯的本質就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工具。任何一個社會組織或者個體在參與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因為客觀環境（社會文化、社會制度）、主觀能力（信息數量和質量、知識的廣度和深度）的限制，他們都不是每時每刻都與自己所認識的對象親密接觸，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依靠邏輯思維形式（概念、命題和推理）及其基本規律進行判斷和推理的，從而來完成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邏輯的本質就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工具。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就是通過遵循科學、規律，發掘存在于物質世界和意識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及其相互關系，而且由已知獲得未知的過程。

二、法律邏輯的概念

法律邏輯是法律這一社會規范在其產生、發展、消亡過程中凸顯出來的思維存在形式及其規律。如前所言，思維本身變幻莫測，而且存在的形式及其規律往往復雜多變，所以，對于法律思維存在形式及其規律，我們唯有從不同的層面剖析之，才能科學認識和把握。需要說明的是，在法治實踐中，法律邏輯的基本概念必須要符合本民族國家的歷史邏輯、政治邏輯和社會邏輯。

（一）橫向層面與縱向層面的法律邏輯概念。

1、橫向觀之，法律邏輯就是法律思維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規律。法律思維的基本存在形式即法律概念、法律命題與法律推理，基本規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一方面，法律思維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規律是建立在普通邏輯思維的存在形式及其規律基礎之上的，不能違背普通邏輯基本的存在形式及其基本規律；另一方面，法律思維的存在形式及其規律必須時刻體現法律的基本特性、功能、規律和價值取向。

2、縱向觀之，法律邏輯可以升華為法律在其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中折射出來的具體的、歷史的思維存在與發展規律。因為，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基本理論，“思維的邏輯與思維的歷史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主觀與客觀的關系；認識的邏輯，不過是客觀世界發展的反映形式。離開客觀世界的物質基礎的邏輯范疇，是不可思議的，是抽象的、空洞的、毫無意義的”。所以，進一步講，法律的這種縱向層面的思維存在與發展規律依賴于其所產生和發展的具體、歷史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深入到法律這一客觀事物本身所依賴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去，那么我們就可以發掘、認識和把握法律在這一歷史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思維存在形式與規律。這恰恰是法律邏輯在縱向層面表現出來的內涵。

3、橫向層面的法律邏輯具有共時性和普遍性特征，它體現了法律這一客觀事物在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與規律，這是法律全球化的邏輯基礎；縱向層面的法律邏輯具有“歷史性”和“民族性”，它體現了法律這一客觀事物在擁有差異性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的不同民族國家中存在和發展的特殊形式與特殊規律，這是法律地方化的邏輯基礎，正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任何一種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須力圖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義的條件的存在結構與具有地方性認識意義的因果的經驗過程勾連起來，才可能顯示出似乎是對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淺程度不同的描述”。

（二）靜態層面與動態層面的法律邏輯概念

1、靜態觀之，法律邏輯體現為法律這一社會規范經過長期的演進、發展、運行過程中業已形成的、在一定歷史時期內表現的較為穩定、保守的法律思維存在形式及其規律。譬如，某個具體的法律概念經過長期的發展變化而逐漸沉淀為一種被視為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比如民法中的“不當得利”、“無因管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等；某種基本的法律推理類型也是經過長期的發展變化而逐漸沉淀并被視為“普適性”或者“不會輕易改變”的推理形式，比如“審判三段論”：法律規范（大前提）、客觀事實（小前提）、判決（結論）；某種基本的法律存在形式規律，比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某個在具體的歷史時期所呈現出來的、較為穩定的審判思維模式，比如明代以海瑞為代表的地方司法行政人員踐行和追求的審判思維模式，這一思維模式曾被蘇力先生概括為“公平定理和差別定理”的“海瑞定理”，以及中國當下凸顯司法能動性的“情、理、法”辯證統一的審判思維模式。

2、動態觀之，法律邏輯體現為法律這一社會規范經過長期的演進、發展、運行凸顯出來的、具有一定規律性的思維存在的路徑及其變化規律。與靜態意義上的法律邏輯不同的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律邏輯是變化著的法律思維路徑及其規律。譬如，在某一長時段社會形態同質性很強的歷史時期，法律思維存在的路徑及其變化規律；或在法律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其與非法律規范之間的思維博弈規律。如中國古代“始于魏、晉，成于北齊，隋、唐采用后便成為中國法律正統”[6]373法律儒家化這一法律演進過程，它一方面展示了中國古代法律思維演進的路徑變化過程，另一方面也暗含著中國古代法律與倫理、道德、政治等非法律規范之間的思維博弈規律。再比如，新中國建立后，中國法官審判思維模式的變化及其規律也可以視為動態意義上法律邏輯的表現。

3、靜態意義上的法律邏輯具有“保守性”和“穩定性”的特質，它是經過長期演進和發展而逐漸沉淀下來的、被視為一種“普適性”的法律概念、法律命題、法律推理及其內在的穩定的規律，它不僅維持和鞏固著法律規范系統內部的統一性與保守性，而且也為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法律移植和同一民族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律繼承奠定了邏輯基礎。動態意義上的法律邏輯具有“變化性”和“可塑性”的特質，認識和把握民族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著的法律思維路徑及其規律，可以為民族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與法治思維方式的進步提供歷史性的邏輯依據。

（三）政治國家層面與公共社會層面的法律邏輯概念

1、在政治國家層面，法律邏輯是政治國家為實現其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在依靠法律治理國家與社會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及其規律。“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7]5“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在依靠公共權力推進和建構下，法律邏輯自然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和強制性，而且，還與本民族國家特殊的歷史邏輯與政治邏輯密切相關。政治層面的法律邏輯一般集中體現在民族國家的憲法法理和憲法體制中。

2、在公共社會層面，法律邏輯是指，公共社會的非公權力主體在與法律的制定、實施、運行過程發生的直接或間接的合作與對抗中，為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自發形成的規范化的思維方式及其規律。“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9]197簡單言之，公民最關心的往往是與其利益相關的事情，涉及到國家層面的戰略性、政治性很強的事務，在他們看來，雖然不能說是虛無的，至少可以被視為是不重要的。與政治國家層面的法律邏輯概念相比，公共社會層面的法律邏輯帶有很強的自發性、私益性和社會性，它一般集中體現在公共社會的法律意識、守法狀態以及日常行為習慣中。

3、政治層面的法律邏輯以其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性凸顯著政治國家法治層面政治需求與政治層面的法治需求；公民層面的法律邏輯以其典型的自發性、私益性和社會性凸顯著公共社會自身的法律需求與政治需求。較之法律邏輯的縱向、橫向層面和靜態、動態層面，法律邏輯的政治國家層面與公共社會層面的概念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與對抗，甚至須臾不可離。在良性互動的情形下，政治國家層面的法律邏輯為公共社會層面的法律邏輯指明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法治方向；公共社會層面的法律邏輯可以為政治國家層面的法律邏輯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合法性的社會支撐，兩者會暫時的實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統一。在激烈對抗的情形下，政治國家層面的法律邏輯便會失去公共社會的信任，公共社會層面的法律邏輯或者遭受政治國家的壓制，或者依靠改良、革命的手段來獲得政治國家的認可與支持，兩者則會暫時的出現“上下銜接失范”的局面。

三、法律邏輯的特征

法律邏輯的特征不僅依賴于法律這一社會規范自身的特點、功能、歷史發展、價值取向，而且還依賴于它所產生的具體的、歷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弄清楚法律邏輯的特征，我們才能更加深入的認識和把握法律邏輯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法律邏輯的特征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規則治理的基本理念。嚴謹、堅定、剛性的規則意識是法律邏輯區別于道德邏輯、政治邏輯最為集中的表現。一個具有典型法律邏輯思維的法律職業主體，他所具有的規則治理的基本理念可以包括：對規則的恪守與維護；對規則合理性、正當性、公平性的關懷與思考；對規則正當實施和權利救濟的期待；對規則治理功能的信仰。這里的規則不僅僅包括法律，它可以囊括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可操作性、公平正義價值取向的一切社會規則。規則治理的基本理念是法律邏輯的首要特征，具有根本性和原則性。它是法律邏輯其他特質的基礎。在實踐中，那些被世俗譏諷為“呆板”、“不懂得變通”、“恪守規則”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事實上就是法律邏輯所特有的規則治理理念的典型表現。

（二）行走在規范、事實和證據之間。“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鐵路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行動”。在規則治理理念的支配下，法律邏輯思維外化為具體的行為方式，那便是：面對任何事件，始終在法律規范、客觀事實和合理合法證據之間建構著三者之間的聯系，尋找規范依據、發現事實真相、重新分配權益、實現公平正義，踐行規則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司法審判中，具有古老意義的“三段論”模式時常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形式：法律規范（大前提）、客觀事實（小前提）、判決（結論），事實上，將這種三段論正當化、合理化的平臺恰恰是合理合法的證據鏈條，而這三者綜合起來便就是法律邏輯的這一特征：行走于規范、事實和證據之間。

（三）對權力、身份、地位的拒斥。這一特征既是法律邏輯內在特質衍生的結果，又是人類社會法治發展歷史選擇的結果。一方面，以規則治理為基本理念，且外化為行走于規范、事實和證據之間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就意味乃至決定著法律邏輯必須要凸顯另一特征：對權力、身份、地位等非法律因素天然的拒斥。另一方面，縱觀人類社會法律的發展史，法律的推行始終面臨著與各種非法律因素的合作與抗衡，也就是說，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之一，法律必然會與諸如政治權力、道德觀念、宗教規范等上層建筑的其它構成要素進行博弈，所以，在邏輯層面，法律邏輯也必然與政治邏輯、道德邏輯、宗教邏輯等發生摩擦與合作。在某種程度上，法律發展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與權力、身份和地位的合作、抗爭抑或媾和的歷史。不過，即便如此，人類社會的法律如何發展，直至今天，它始終堅守著正義的底線以及捍衛著人類社會的終極文明，原因就在于：至少在應然層面，出于對規則的恪守以及對公平正義的維護，法律邏輯時刻都對權力、身份、地位等這些可能會對規則以及公平正義產生挑戰與威脅的事物保持高度的警惕，乃至拒斥。對權力、身份和地位的天然拒斥，是法律邏輯理性化的表現，而且與法律本身捍衛的終極價值目標須臾不可離。

（四）多變性與穩定性。縱向層面與橫向層面的法律邏輯以及靜態意義概念與動態意義上的法律邏輯概念，它們皆凸顯了法律邏輯的一個歷史性特征，即穩定性與多變性。依據法律邏輯特征的內部體系而言，法律邏輯的穩定與多變也是法律與權力、身份和地位之間抗衡、合作乃至媾和過程的典型表現。

1、與法律制度本身相比，法律思維的存在方式具有較強的多變性。這是因為，一方面，這與思維本身的多變性與難以捉摸有很大關系，“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11]72所以，思維、觀念等都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法律思維的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這與法律規范的操作性、實用性有很大關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只保留在紙面上的法律規范實乃一紙文本，缺乏制度和人事的保障，便會變成一紙空文，所以，與其他社會規范相比，法律規范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實用性，而這種操作性與實用性便賦予了法律操作主體（執法者、司法者）很強的主觀能動性。如此一來，有了法律操作主體的介入，以及為了應對復雜多變的法律現象和實現法律規范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的目的，法律思維的存在方式肯定要變得更加靈活和多變，比如：法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要與時俱進；法律推理的方式和方法也要不斷迎合民族國家的政治需求和社會需求。

2、法律思維的存在方式在多變的情形下始終會呈現出一定規律性，這又凸顯了法律思維的穩定性。這是因為，一方面，這與思維本身的穩定性有著密切聯系，思維雖然瞬息萬變，但是，它一旦趨于成熟，便不會輕易改變，否則每一個思維主體便會變得難以捉摸，無法被認知，法律思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這與法律制度本身的穩定性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意義上，我們只需在某一長時段的、社會形態同質性很強的歷史時期內的法律文本中就可以發掘出法律規范在此歷史時期表現出來的“普適性”的存在形式，而法律制度是法律思維依托的載體，恰恰會折射出具有穩定性的法律思維。比如，盡管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伴隨著朝代更替呈現出多樣性和多變性特點，但是，無論如何變化，它始終保持著方向和結果的穩定性：在發展方向上，禮法合一趨勢明顯；在結果上，將具有個性化、依靠內心自律和社會輿論實施的“道德”、“倫理”與具有普遍性、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融合起來，逐漸造就了中國古代社會控制的獨特方式：即用消極的“刑”與積極的“禮”共同規制人們的行為，實現政治的穩定性。而且，恰恰是這種穩定性凸顯出了中國古代法律文明的獨特性，且與西方文明區別開來。所以，我們必須要從多變的法律存在方式中，發掘其合乎民族國家政治邏輯和歷史邏輯的穩定性因素。

（五）社會性與多元性。法律邏輯的社會性之于多變性與穩定性；多元性之于法律邏輯的社會性以及法律邏輯在政治國家與公共社會層面具有的特殊性內涵。

1、法律邏輯的社會性。法律邏輯具有多變性和穩定性，對于法律思維存在規律的發掘，單單依靠對法律文本的描述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唯有從法律的實施、運行、遵守的具體過程中才能發掘出法律邏輯的具體的存在方式及其規律。這就是法律邏輯的社會性。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要深入社會關系，在法律實施、運行和遵守的具體的細節過程中觀察、體驗和捕捉法律邏輯具體的存在方式及其規律。就某一個歷史時期而言，一方面，從主體的角度而言，法律制定主體（立法者）在制定、認可、修繕法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法律實施主體（司法與執法者）在具體的操作法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守法主體在認知法律和服從法律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等，這些都必須成為發掘法律邏輯過程中必須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從客體的角度來看，法律制定、實施和遵守所依托的具體的制度和機構，包括立法、司法、執法機構之間的職能分工邏輯、立法程序、司法程序、執法程序、守法服務程序等，這些載體所暗含著的思維存在及其規律也必須被關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超越法律文本，最終發現“活”的法律在實施、運行和遵守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具體的、可以被認知、把握的思維存在。

2、法律邏輯的多元性。一方面，因為法律邏輯具有社會性，而且一個民族國家的社會結構本身就蘊含多元化、多層次的社會階層、社會文化、社會組織、社會制度，所以，國家層面的法律在與這些縱橫交錯的社會結構發生聯系時必然會衍生出多元化的法律思維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法律邏輯所具有的政治國家層面和公共社會層面的概念內涵也賦予了它自身的多元性特質，至少，它不具有一元性，因為法律邏輯始終在政治國家和公共社會的矛盾統一中尋找平衡，它既要迎合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又要顧及公共社會自身的自發性的思維邏輯，所以，它必須要保持一定的張力和回旋的余地，也就是多元特質。

四、法律邏輯的思維形塑功能

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思維與意識依賴于社會存在，并服務于社會存在。法律邏輯的歸宿便是服務于法治實踐和法學理論，來發揮自身對法學學科體系邏輯、法律實踐活動邏輯以及法治社會規則意識的思維形塑功能。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法學學科體系邏輯起點的形塑。法律邏輯形塑著法學學科體系的邏輯起點。任何法學分支學科體系的建構必須要遵循法律邏輯的要求。法律概念、法律命題、法律推理不僅要符合普通邏輯的一般要求，還要符合法律邏輯的特殊要求，概念必須要遵循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命題必須要客觀真實；推理必須符合邏輯基本規律。再者，法學學科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例如民商法、經濟法、社會法、行政法、訴訟法等的構建不是雜亂無章的，它們必須要遵循法律概念、法律推理和法律命題的形式規范，而且各個體系內在的邏輯構成要符合法律邏輯的一般要求。

（二）法律實踐活動邏輯的形塑。它形塑著法律實踐活動的邏輯思維存在和思維運行規律，使一切法律實踐活動都能在公平正義的軌道上正常運行。一般來說，法律人應該具有的典型的法律邏輯，就是要在遵循一般邏輯思維存在和運行規律的基礎之上，在法律規范、客觀事實以及證據之間進行科學、合理的推理、論證和定論，堅決杜絕一切非法律因素的不合理的介入，以維護法律體系的科學性、系統性以及法律應有的價值追求。尤其在諸如偵查和審判這些會對法律結果產生重要影響的司法活動中，邏輯思維的科學與否往往會對案件的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產生直接性或重大影響。在司法偵查實踐中，之所以會出現冤假錯案，除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滋生腐敗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員往往在“有罪推定”和“重口供、輕證據”這兩個主觀性和臆斷性較強的思維觀念影響下，并輔之以誘供乃至刑訊逼供的手段，從而得出了錯誤的、不符合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結論。所以，從法律邏輯學的角度來看，司法偵查人員必須要嚴謹、科學的行走在法律規范、客觀事實、證據之間，三者不可分割，否則因錯誤推理導致的冤案、錯案在所難免。在司法審判實踐中，法官必須要具備基本的法律邏輯思維，在浩如煙海的卷宗中，抽絲剝繭，理清事實、法律規范和證據之間的合乎邏輯和正義的聯系，避免“先入為主”的思維怪圈，如此才能為公平、正義的審判奠定思維邏輯基礎。

（三）法治社會規則意識的形塑。社會規則意識的形成和延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典型表現。從積極的角度而言，人類可以通過制定科學合理的社會規則約束自身的行為，并通過社會規則推動社會的前進；從消極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因為有了規則，有了標準，人類社會的行為才不至于變得雜亂無章。規則本身屬于意識的范疇，它依賴于自身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同時又對其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對于法治社會而言，法律邏輯的存在和發展依賴于法治社會的物質環境，同時，它又反過來為法治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服務，其意義在于造就社會各個主體的規則意識，尤其是法律規則意識。基于此，造就規則意識也是法律邏輯之于法治社會的思維形塑功能。

五、結語

法律這一社會現象不僅存在著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思維存在形式及運行規律，而且還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規范的特殊的思維存在形式及運行規律。這一思維存在形式及運行規律的集中體現就是法律邏輯。我們必須立足實踐和理論兩個視角多層次、多維度的認識和把握法律邏輯的基本概念、特征及功能；我們既要看到理論視角下的法律邏輯概念、特征及功能的一般性意義，又要看到實踐視角下的法律邏輯概念、特征及功能的特殊性表現。對于一個民族國家而言，要想建構一個科學合理的法律邏輯理論體系，并使之在本民族國家的法治理論和法治實踐中真正的發揮思維形塑功能，那么，應該從三個方面努力：一是，要從符合自身歷史邏輯、政治邏輯、社會邏輯的國家治理實踐和法治實踐中來發現、挖掘以及完善法律邏輯概念；二是，要從自身特有的歷史進程和文化進程中認識、理解和把握法律邏輯展現出來的一系列特征：規則治理的信仰，行走于規范、事實和證據之間，對權力、身份和地位的拒斥，多變性和穩定性，社會性與多元性；三是，以實踐為導向，以制度為保障，來充分發揮法律邏輯對法治實踐和法治理論的思維形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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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娟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