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多任務的農業綠色發展能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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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多任務的農業綠色發展能力分析框架

本文假設在農業綠色發展過程中，政府與農民之間存在類似的委托關系，即政府（委托人）委托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

1.1農業綠色發展中的委托主體

（1）政府：農業綠色發展中的委托人。政府作為農業綠色發展的責任主體，是由農業屬性與政府職責共同決定的。從農業屬性角度來看，農業綠色發展具有公共性和基礎性，肩負著為社會提供良好生態環境等公共服務的任務；而從政府職責角度來看，政府正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主體。事實上，我國政府歷來重視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早在1972年，中國政府就參加了標志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全面啟動的斯德哥爾摩大會，會后中央政府決定建立國家環保機構；1984年，國家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并指出防治環境污染、維護生態平衡，是保證農業發展的基本前提；1994年，中國甚至先于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第一個制定實施《21世紀議程》；在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政府又向全世界莊嚴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與政府的農業綠色發展努力相矛盾的是，我國的農業環境污染問題并沒能得到有效控制，潛在的農業環境問題仍不斷顯現，我國的農業綠色發展能力仍然較低。

（2）農民：農業綠色發展中的人。全世界的農民，在考慮成本、利潤及各種風險時，都是很會盤算的生意人。農民在自己的小型、獨立和需要籌劃的領域里，有進取精神，并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圖的生產機會和資源的人，是相當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經濟人。長期以來，農民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雖然也注意到了農業生態環境與農業生態資源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國，農村與城市相比，其差距依然很大，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也都明顯偏低，農民迫切要求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往往為了提高農田產量而持續增加農藥、化肥的施用。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地區的貧困農民，其通過打工等途徑獲得的收入較少，只有靠提高農田產量來增加家庭收入，這也致使其不得不施用更多的化肥與農藥。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綠色發展所追求的“綠色化不是農業經濟增長的負擔，而是農業經濟增長的引擎”的理念固然是美好的，但具體操作起來卻面臨許多現實的困難。由此，本文假設農民具有在短期內實現收入最大化的沖動，并不會主動地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盡管他們是農業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1.2農業綠色發展中的委托目標多任務關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關系。在農業綠色發展多任務關系中，根據政府與農民雙方所制定的契約，政府雇用農民為其提供服務，并根據農民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支付相應的報酬。本文基于農業的多功能性與多重責任，來確定農業綠色發展委托目標，即農業綠色發展委托關系中農民應該提供的服務。農業多功能性是指農業不僅具有生產和供給農產品、獲取收入的產品生產功能,還具有生態環境、社會就業和文化休閑等多方面的功能，其中，生態環境功能是指土地與土地上的生物構成的生態系統所具有的調節氣候、保護和改善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功能。然而，為了確保糧食生產穩定增長，在農業生產中化肥、農藥被大規模施用，已經造成農村水環境極度惡化；隨著工業和城鎮生活點源污染得到逐步治理，農業面源污染已成為我國水污染的主體。通過對建國以來農業多功能性演變的基本趨勢進行研究表明，我國農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總體來看負面效應要大于正面效應。從此意義上講，農業的多功能性其實也是農業應該承擔的多重責任，為方便研究，本文將農業的多重功能（或者說是多重責任）簡化為兩大類，其一是糧食生產功能，其二是食品安全與生態環境功能。在糧食生產功能方面，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水土資源制約。我國糧食雖然已連續8年大豐收，但我國糧食產需缺口仍比較大，面對國內耕地、水資源和生態等因素的制約也越來越急迫，在當今全球氣候變化、極端氣候事件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十二五”期間水、土等農業資源安全問題將尤為突出。在食品安全與生態環境功能方面，由于化肥、農藥、除草劑等有毒有害物質及農業廢棄物不可避免地進入土壤、大氣和水環境中，造成農業立體污染，而大氣、水污染是眾多致命病癥的重要誘因，造成食物源安全事件逐年增加，甚至于“連菜農都不吃自己種的菜”。顯然，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農業綠色發展委托關系中，農民（人）實際上為政府（委托人）了多項的任務，或者說是人的工作有多個維度或目標，由于本文已將農業的多種功能簡化為糧食生產功能以及食品安全與生態環境功能，相應地，政府（委托人）委托農民（人）的工作也便有這樣兩個目標。

2農業綠色發展多任務關系的模型構建

政府（委托人）通過給予農民（人）一定的獎賞去誘使農民（人）按照政府（委托人）的利益要求去完成兩項目標（即提供糧食安全，以及保障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由于政府（委托人）不能零成本地觀測到農民（人）的履約行為，因此政府（委托人）就需要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與契約，來激勵農民（人）最大程度地完成委托目標。這其中的關鍵便在于，能夠構建出農業綠色發展委托雙方的成本與收益函數，如此一來，通過對政府與農民的期望報酬進行最優化求解，便可以實現帕累托最優。假定農民（人）受政府（委托人）的委托，從事農業綠色發展，其任務（或者說是工作目標）有兩項，即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農民（人）的報酬是獲得出售其所生產糧食的收入。同時假設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努力水平的向量為，a1和a2分別代表農民（人）在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努力水平，二者均可用貨幣予以度量。表示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努力成本，為嚴格遞增的凸函數，并設（1）其中，為大于零的常數。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努力所創造的綜合效益用π（可用貨幣予以度量，為嚴格遞增的凹函數）表示：（2）其中，ε=(ε1和ε2)是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變量，均值為0，協方差矩陣為，和分別表示ε1和ε2的方差，ε1和ε2別是農民（人）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所付出努力的不確定因素，且可表示在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時農民（人）承擔的風險。式（2）中，π1和π2分別表示努力水平a1和a2所獲得的相應效益。假設政府（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農民（人）是風險規避的，s(π1,π2)為報酬支付函數，政府（委托人）給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補貼取線性支付形式，則：（3）式（3）中，α是政府（委托人）支付給農民（人）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固定補貼，為激勵強度向量，0≤βi≤1(i－1,2)，βT=(0,0)表示農民（人）不承擔任何風險，而βT=(1,1)表示農民（人）承擔全部風險。用v表示政府（委托人）的效用函數，在政府（委托人）是風險中性的前提下，政府（委托人）的期望效用與期望收入相等，政府（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為：（4）農民（人）的實際收入和期望收入分別為：（5）（6）用u表示農民（人）的效用函數，且其具有不變絕對風險規避特征，則。其中，ρ為絕對風險規避度量，ω為農民（人）的實際收入。因此，農民（人）的確定性等價收入CE可表示為：（7）式（7）中，Ew表示農民（人）的期望收入，表示農民（人）的風險成本。農業綠色發展委托問題緣于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解決辦法是設計出能夠實現博弈均衡的激勵機制，而要形成這樣的均衡便需具備兩個條件：（1）激勵相容。農民（人）按契約進行活動以實現其效益最大化為原則，并保證政府（委托人）預期收益也能最大化。（2）參與約束。農民（人）履行契約后所獲收益不能低于某個預定收益額，政府（委托人）給予農民（人）的收益水平，不能低于同等條件下其他委托人所能給的收益水收益水平。因此，政府（委托人）設計補貼合同便不得不考慮激勵約束（IC）條件和參與約束（IR）條件。考慮激勵約束條件，則要求農民（人）能通過接受政府（委托人）的補貼合同，實現因實施農業綠色發展而得到的確定性等價收入最大化，即：（8）考慮參與約束條件，就要求農民（人）能通過接受政府（委托人）的補貼合同，實現因實施農業綠色發展而得到的確定性等價收入大于等于保留收入，即：（9）這樣，通過構建多任務委托模型，便為我們分析農業綠色發展能力問題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

3結論

與政策啟示首先，農民實施農業綠色發展包含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雙重目標，由于農業生產實踐方面的原因，往往在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更具不確定性,對于農民在實施農業綠色發展過程中提供糧食生產方面的激勵政策，政府應根據農民的努力成果來確定激勵支付。因為農民在糧食生產方面的不確定性程度較低，其努力水平比較容易觀測，所以激勵機制的效果較明顯。其次，根據式（11），對于農民在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激勵政策，政府應采取固定財政補貼或提供公信力質量認證等措施。目前，我國民間力量仍然無法解決農業發展過程中的面源污染問題，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農業污染行為廣泛存在。如果政府不對其加以引導和調控，我國的農業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將進一步嚴重。在政府所應承擔的農業綠色發展責任之中，加強綠色認證工作無疑顯得尤為重要。從這個意義講，綠色農業因其等級認證（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規范性和規模生產的標準化在整個農業產業鏈條的健全，將有可能成為我國農業綠色發展的主要方向。再次，在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農民耗費在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努力成本相互獨立，即c12=0，c21=0，為使式（10）的分母不為0的條件是，因有，則可證得：（12）式（12）的政策含義是，如果農民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是獨立的，則對其進行的激勵也是獨立的，激勵的強度僅與農民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邊際成本變化率c11(c22)、方差和風險規避度量β1(β2)有關。同時可證得農民所能接受的固定補貼最低限度為：，如果固定補貼達不到，就意味著農民在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努力得不償失。最后，在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農民耗費在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努力成本是相關聯的，有c12≠0，c21≠0。當c12＞0時，β1隨的增大而減少，這說明農民在實施農業綠色發展過程中，耗費在提供糧食生產以及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方面的努力成本具有替代性。因此，政府應減弱對農民提供糧食生產的激勵，加強對農民保證食品營養與生態環境安全的激勵。在本模型中，政府（委托人）對糧食和生態這兩項目標的考核能力是不同的，顯然，糧食生產的產品數量要比生態環境的質量更容易考核一些。如果未來的農產品市場如果沒有綠色認證與標準化管理，在政府與農民的農業綠色發展委托關系中，將難免要出現“道德風險”，其本質在于因營養安全食品與良好生態環境的難以檢測性，致使農民沒有對其進行投資的動機，所以綠色農產品的聲譽和標準化就顯得非常重要。當然，從委托視角開展農業綠色發展能力研究，難免因其視角的偏一性而背離農業綠色發展實踐。事實上，本文所選取的委托視角，默認了農民具有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能力，只是因激勵不足而使其沒有實施農業綠色發展的動機，這應該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例如“老人農業”現象已成為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現實難題，這是農業比較效益低、城鎮化進程等綜合因素影響的正常結果，而“老人農業”現象的存在反證了提升農民實施農業綠色發展能力的極端重要性。

作者：屈志光崔元鋒鄧遠建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