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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量界定與模型構建
(一)變量的界定本文主要考察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對其融資的影響。我們未像胡楓、陳玉宇(2012)[4],楊汝岱等(2011)[9],zhang和zhao(2011)[10],Knight和Yueh(2008)[11]那樣用“春節期間來訪的親戚朋友數”作為家庭社會網絡的變量,而是用人們的電話聯系情況構造出相應的指標來描述社會網絡。原因是:(1)很多被調查人不愿意告知春節期間拜訪的人員數、送禮數及禮金的價值,使得相關數據不可得;(2)以春節期間拜訪情況替代社會網絡很容易導致反向因果偏誤,因為很多中小企業主拜訪其社會關系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獲得各種資源,使得這類變量具有嚴重的內生性問題;(3)電話聯系人及電話聯系數據相對容易獲取;(4)電話聯系能夠在較高程度上體現出個人社會網絡的基本情況。一是當前電話已成為人們最主要的聯系方式,且人們基本上會保存社會關系人的電話號碼,使電話聯系人總量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個人社會網絡規模;二是人們的關系越密切,雙方交往越頻繁,通話頻率也會越高,因而通話頻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社會網絡的質量;三是所謂患難見真情,關系密切的關系人才會在危急關頭為人們排憂解難。因此,人們在危機期間所接電話的數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其網絡成員對他的關心程度。電話聯系越頻繁,關心越甚,可能提供的支持通常越多,中小企業主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越強?;谝陨峡紤],我們用企業主的電話聯系人總量X1表示社會網絡規模,表示社會網絡的廣度;用年平均電話通話次數X2代表社會網絡的質量,表示社會網絡的深度;用企業危機期間(折算到一年)社會網絡成員的來電數量X3代表社會網絡的彈性,表示社會網絡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同時,輔以被調查者對雙邊關系的認同程度。由于并非所有聯系人都通過電話聯系;電話聯系多也并不意味著雙方社會關系就一定密切;危機期的來電有可能是債權人的催債電話而非對其關心或提供幫助。因此,電話聯系方式難以完美地表現出個人的社會網絡情況。但考慮到這些情況比較特殊,我們認為,個人的電話聯系網絡能夠較好地體現其社會網絡。本文還調查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總量、銀行融資額、民間融資額和中小企業的信用水平①等。除了這些變量之外,我們還將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分成兩種結構②:其一是按照小企業主的電話聯系人的職業分為政府成員、銀行職員、企業高管和一般成員;其二是按照電話聯系人與企業主的關系親疏分為一般成員、純交易伙伴、朋友和親戚。個人家庭財富③則包括企業主的房產、銀行存款、動產和各種設備的估價。借貸成本分為貸款總額的總借款成本、銀行信貸成本及民間借貸成本。借貸成本包括名義利息及為此付出的各種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只限于為借款時所付出的成本而不包括為擴大社會網絡規?;蛱岣呔W絡質量而花費的資金。
(二)模型構建本文具體考察社會網絡及結構對中小企業信貸能力和信貸成本的影響??紤]到部分企業的借貸額、借貸成本和失信次數為零,我們利用Tobit模型來研究社會網絡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實證模型如。其中,Y為因變量,主要包括中小企業的“信貸總額”“銀行信貸額”“民間借貸額”“融資成本”和“守信次數”。“守信次數”主要用來檢驗社會網絡對中小企業融資的約束能力和強度;解釋變量Xi包括社會網絡的規模、質量和彈性三大變量,或者是兩類結構變量當中的四個變量。αi為社會網絡系數,表示社會網絡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這是我們關注的重點;變量Zi主要包括中小企業主的家庭財富和守信次數;βi是家庭財富或信用水平的彈性;ε為隨機項。由于被調查人員在年齡、地域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差別不大,且只有極少幾名女性,我們沒有像楊汝岱等(2011)[9],Li等(2011)[12],鐘春平等(2010)和金燁、李宏彬(2009)那樣考慮戶主的年齡、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
二、社會網絡與中小企業融資之間的統計描述
(一)我們給出了社會網絡的規模、質量和彈性與融資間的描述性統計表1的第一、二行分別用電話聯系人總量、年均通話量和危機期網絡成員來電量分別表示社會網絡的規模、質量和彈性,并進一步按數量高低分為三個類別,表示三類社會網絡層次不同的中小企業主。數量越大,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層次越高,規模、質量和彈性越大。表中其余數據則表示具有不同社會網絡的中小企業主的平均融資量。由表可知:(1)中小企業主的網絡規模越大、網絡質量越高、網絡的彈性越強,其各種融資量也會越高,說明社會網絡能夠有效影響中小企業的融資。(2)中小企業主的網絡層次低于某個數值時,其民間融資量大于銀行信貸;高于該值時,銀行信貸會多于民間融資量,表明銀行信貸比民間金融對社會網絡的依賴程度更高。(3)社會網絡的質量和彈性比社會網絡規模對企業融資的作用更大。
(二)表2給出了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的職業結構與五種主要融資模式之間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分別表示不同融資模式下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擁有的各類型網絡成員的平均人數。由表2可知,相比于通過其他渠道融通資金的中小企業主,獲得銀行信貸的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中各類型的成員都要更多,尤其是政府官員和銀行信貸主管成員的平均數量要多得多。而通過民間借貸和股權融資的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當中的各類成員又要遠遠多于通過內源融資渠道實現融資的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成員。表明中小企業的社會網絡的構成能夠有效影響其融資模式。
(三)表3給出了銀行融資和民間融資中社會網絡規模、質量和彈性的描述性統計關系由表3可知,獲得銀行信貸的中小企業主的三項指標都要高于通過民間融資的被調查人的三個指標(均為年均量),表明銀行融資對社會網絡的要求更高,相比于民間融資,銀行融資更加依賴于融資者的社會關系。(四)表4給出了中小企業主的不同類型的社會網絡成員在銀行融資和民間融資中的重要性主要用在銀行融資和民間融資中通過這四種成員獲得融資的次數和金額在融資總次數和融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只要是在五服之內的人員均劃分為親戚;交易伙伴則只包含純交易關系而無其他日常往來的人員;既有朋友關系又存在交易關系的人員劃入交易伙伴之列;其他人員,包括政府部門或組織等都劃入其他成員)來描述。民間融資則包括所有非正規渠道融資,如私人借貸。由表4可知:(1)在銀行融資和民間融資中,朋友是最重要的,通過朋友融資的金額比重和次數比重分別高達57.7%和36.9%。如果考慮劃入其他類型中的數量,比重會進一步加大。(2)交易伙伴是重要的融資來源。根據調查,來自交易伙伴的大部分融資都是以商業信貸的形式實現。(3)親戚在融資中的作用似乎并不如通常所想的那么大。通常,在人們的眼中,親戚是最重要的社會網絡成員,在融資過程當中應占據重要地位。但調查表明,親戚只在股權融資中占據主要地位,在其他融資中的作用相對有限??紤]到調查區域比較明顯的宗族氛圍和親戚的范圍,我們的檢驗可能低估了這一變量的作用。
三、實證檢驗
(一)社會網絡與融資額的關系檢驗1.網絡總量指標的影響表5的第一部分給出了社會網絡指標、財富量和守信次數與中小企業融資額度(包括銀行融資額和民間融資額)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由表可知,中小企業的借貸總額與社會網絡的三項指標、家庭財富量和守信次數都呈正向關系,說明社會網絡能夠有效地影響中小企業的融資水平,并且社會網絡的質量和彈性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要大于社會網絡的規模的影響。從兩種融資形式來看,社會網絡質量和彈性對銀行融資的影響更大,而其他相關指標對民間融資的影響更大。表明銀行融資對社會網絡質量和彈性的依賴性更大,而民間融資更加依賴于社會網絡的規模、家庭的財富量和中小企業的信用水平。2.網絡職業結構的影響表5的第二部分給出了社會網絡的職業結構對銀行信貸和民間金融的影響情況。由表可知,各變量都與中小企業的融資呈正向關系,表明各變量,尤其是社會網絡能夠有效地影響中小企業的融資。其中,除了社會網絡當中的銀行職員數對銀行信貸的影響要大于對民間融資的影響之外,其他各變量對民間融資的影響均要大于對銀行信貸的影響。從銀行融資來看,政府職員和銀行職員的影響程度基本相當,其他兩類成員則影響極其有限;從民間融資來看,政府職員數的影響最大,其次是企業高管數的影響較大,剩余兩類關系人的影響較小。3.網絡親疏結構的影響表5的第三部分給出了社會網絡的關系結構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結果表明,無論是對哪一種融資類型,朋友的影響都是最高的,親戚的影響次之,其他兩類影響較小。而各變量對民間融資的影響也都要遠遠大于對銀行信貸融資的影響程度。表5的三個檢驗還說明,無論是在借貸總額、民間融資還是銀行融資中,中小企業主的個人財富量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民間融資當中,該變量的影響總是最大的。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業主的個人財富越大,其可能擁有的抵押品價值越大,償債能力越強,其借貸風險則會更小,因此,中小企業融資也就越容易,融資量也會越高。另外,企業主的守信次數或者說信用水平對民間融資的影響極大,對銀行信貸融資的影響則極小,而社會網絡對銀行信貸的影響比對民間融資的影響更大,則好像與想象的情況有所出入。通常觀點是,銀行對借款人的信用水平應該更為關注,民間借貸則更為關注雙邊私人關系。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銀行信貸大多以抵押信貸為主,其風險主要是市場風險而非借款人的信用風險,使得借款人的社會關系而非信用水平成為獲得銀行信貸的關鍵。而民間融資主要以信用貸款為主,貸款人更加關注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及其還款能力而非雙邊關系。
(二)社會網絡與融資成本的關系檢驗1.總體描述表6給出了社會網絡總量指標、社會網絡職業結構指標和社會網絡關系親疏結構指標對中小企業借貸成本的影響。由表可知,除中小企業主的個人家庭財富之外,其他解釋變量都與因變量成負相關關系,這與通常的觀點基本一致。即社會網絡關系越密切,企業的信用水平越高,則融資成本越低。但企業主的個人財富量為什么會同企業融資成本呈反相關關系則比較令人難以理解。我們猜測,可能是中小企業主的個人財富量越大,其對融資成本的容忍度和承擔能力也會越高,因此愿意付出的交易成本也會越大(調查未發現借款利率隨個人財富上升具有上升的態勢)。事實上,調查表明,個人財富越多的中小企業主,其用于請客送禮的資金就會越多,有時甚至遠高于借貸的利息成本。檢驗表明,在三種狀況之下,社會網絡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都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表明模型具有較高的穩定性。2.總借貸成本表6的第2列給出了變量對中小企業總借貸成本的影響檢驗結果。從網絡總量指標來看,社會網絡彈性的影響最大,其后依次是社會網絡的質量、網絡規模;從社會網絡的職業結構的影響來看,其影響由大到小依次為政府職員、企業高管、銀行職員和一般成員。從網絡的關系親疏結構來看,影響由大到小依次為朋友、親戚、交易伙伴和一般成員。不過,家庭財富和信用水平同樣是影響借貸成本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個人財富的影響極大。3.銀行融資成本表6的第3列給出了各變量對中小企業銀行融資成本的影響的檢驗結果。從網絡總量指標來看,各變量的影響由大到小依次是社會網絡的質量、家庭財富、網絡彈性和網絡規模;從社會網絡的職業結構的影響來看,影響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銀行職員、政府職員、家庭財富、企業高管和一般成員。以上兩種情況中,企業的守信次數對于企業融資成本幾乎都不具有影響;從網絡關系親疏結構來看,影響由大到小依次為財富、朋友、親戚、交易伙伴、一般成員和守信次數。其中,個人財富的影響同樣最大。4.民間融資成本注:(1)括號中的數字為標準差;(2)***、**和*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3)所有結果均為穩健性方差下的模型結。表6的第4列給出了各變量對中小企業銀行民間融資成本的影響檢驗結果。從網絡總量指標來看,社會網絡指標變量的影響由大到小依次是網絡彈性、網絡質量和網絡規模;從社會網絡的職業結構來看,影響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企業高管、銀行職員、政府職員和一般成員;從網絡關系親疏結構來看,由大到小依次為朋友、親戚、純交易伙伴和一般成員。在民間融資當中,無論是守信次數還是家庭財富都是影響融資成本的重要變量。5.銀行融資與民間融資的差異總體而言,銀行對社會網絡質量和彈性的依賴程度更大,而民間融資對社會網絡規模的依賴更高,這與Demir&weitekamp(2007)、Fiorillo&Sabatini(2011)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除社會網絡之外,家庭的財富總量和信用水平對民間融資的影響要高于二者對銀行融資的影響。朋友對銀行融資和民間融資兩種融資類型的成本的影響都最為顯著。
四、結論
本文的結論是:(1)中小企業主的社會網絡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具有重要的影響,無論是社會網絡的規模、質量還是彈性都能夠有效影響中小企業的融資,但網絡質量與彈性比網絡規模的影響更大。(2)銀行信貸比民間融資對社會網絡質量的要求更高。(3)社會網絡結構能有效影響銀行信貸和民間借貸額。社會網絡中政府職員和銀行職員、親戚和朋友對于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貸和民間信貸都具有重要影響,也是影響融資成本的主要因素。(4)企業主的個人財富量的增加有助于中小企業獲得信貸,但會增大其信貸成本。(5)企業主的信用水平對其融資能力具有一定的影響。信用水平越高,獲得的借貸資金越多,但對融資成本的影響微乎其微。本文的不足主要體現在:(1)利用中小企業主的電話網絡表示社會網絡不盡恰當。如果這一方法錯誤,則本文的結論也難以成立,這是本文可能存在的最大問題。(2)本文的調查對象在一個較小的地域內,社會習俗和行為規范等具有較大的相似性,而且具有濃厚的宗族傳統,被調查者所處的行政村或社區往往就是一個宗族。因此,人們對社會網絡的依賴性可能要遠遠高于大中城市的人,相對于全國的情況而言,本文的結論可能偏高。(3)調查者的誠實程度決定了本文的眾多變量,尤其是社會網絡成員的區分和個人財富量。我們發現絕大多數被調查者都具有低估自身財富的偏好,這可能使財富變量的影響結果偏低。(4)本文的解釋變量相對單一,放棄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可能高估社會網絡在中小企業融資當中的作用。
作者:袁仕陳譚中明單位:江蘇大學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