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金融危機與大學生就業情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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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的被動型失業，但也會減少等待型失業。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并不必然表現在加劇失業規模上，而主要表現為加劇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要化解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沖擊，就必須從勞動力市場和高等教育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入手，設計戰略性就業調控政策，并從當前時局出發，設計臨時性就業促進政策和保護性就業政策。

關鍵詞：金融危機；大學生就業；政策體系

一、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失業的影響

大學生失業有被動型失業和等待型失業兩種。前者源于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的“供過于求”；后者源于大學生的工作期望值過高。金融危機對這兩類失業的作用方向是不同的。

(一)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的被動型失業

1．金融危機會減少大學生的需求量

勞動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金融危機會通過產出下降來壓縮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類勞動力的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已回落至9％，出現了4年來的首次個位數增長率，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跌落至6.1％。經濟加速下滑給就業帶來了很大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及預測”項目組認為，2009年中國調整后的失業率可能會攀升至9.3％的歷史高點。形勢的變化會對各類勞動力產生影響，但對大學生的影響更嚴重，因為大學生就業屬于新增就業范疇，而周期性失業所沖擊的主要對象就是新增就業。當經濟不景氣時，企業出于對各類人力資源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首先考慮減少新雇員的招聘量，然后再考慮解雇現有雇員。因此新增勞動力是周期性失業的第一波沖擊對象。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很多企業都凍結了招聘計劃，就大致說明了這一點。

2．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的供給壓力

這主要源自金融危機對大學生的非就業通道的擠壓。在往年，大學生畢業后有相當部分會選擇出國或考研，尤其是選擇出國發展的人數連年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學生供給壓力。然而，在本輪危機中歐美國家也傷痕累累。大凡經濟不景氣時，歐美大學生也會回爐充電，讀研比例大升，這對申請留學的中國大學生構成激烈競爭。另外，由于經費減少，歐美大學對留學生的資助力度會減少，這又會遏制中國大學生申請留學的動力。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大學生出國可能會遭遇寒流，更多的會選擇在國內發展。他們要么加入讀研大軍，要么加入求職大軍；考慮到研究生招生名額的限制，讀研人數的增加有限。從出國通道上退出來的畢業生很多會涌入求職通道，從而加劇供給壓力。

(二)金融危機會減少大學生的等待型失業

1．金融危機使大學生的工資預期下調

斯蒂格勒在他的開創性論文中曾指出，職業搜尋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求職者的工資預期，不切實際的工資預期，通常會導致漫長的搜尋過程和等待性失業。世界各國都存在這類問題。比如，美國大學生的工資預期通常比實際高10％。中國似乎更嚴重，據稱，在2002年之前大學生工資預期比實際工資至少高30％，這通常被概括為大學生就業難的罪魁禍首。一直以來，人們為如何降低大學生工資預期而絞盡腦汁。殊不知，工資預期來自于市場，勞動市場的內生變化是驅使工資預期做出更現實調整的一劑自然藥方。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大學生會自動矯正工資預期。最近一項調查數據表明，近來隨著就業形勢的低迷，大學生對首份工作的工資預期不斷降低，最低已逼近1500元，就說明了這一點。

2．工資預期下調有利于減緩等待型失業

發展經濟學中的哈里斯一托塔羅模型曾指出，當就業形勢轉壞時，對工作前景預期的下降，會使農民更加務實，并放棄尋找高收入工作的幻想，更安心于務農工作，結果城鄉失業率反而會下降。這個看似奇怪的命題，為人們理解當前形勢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提供了一種新視角。如果說過去大學生工資預期過高是導致就業難的主要癥結，那么，今天工資預期的下調恰恰會成為消緩這一問題的潤滑劑。最近有媒體報道，面對就業市場的低迷，一些大學生已經主動調整心態，放低姿態去應聘一些過去根本不屑一顧的工作，比如，服務員、洗腳工。大量的過去處于沉淀狀態的就業崗位會被激活，有助于減少大學生的等待型失業。

總的來看，金融危機既會加劇大學生的被動型失業，也會減緩等待型失業，它對大學生失業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失業的比重。一直以來，有人堅稱大學生就業難是個偽命題，因為大學生不是就業弱勢群體，只要想，他們總能就業。其潛臺詞是，在大學生的失業中，等待型失業占多數，而被動型失業占少數。按這種邏輯，金融危機反而會減少大學生失業的程度，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我們認為，局勢可能不會這么樂觀，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沖擊是確實存在的，盡管等待型失業會減少，但不一定能彌補被動型失業的增加，因此，大學生失業很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只不過加劇的程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

二、金融危機使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

(一)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專業錯位的矛盾

根據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理論，高等教育是應產業發展需要而生的，在專業設置上必須與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相對應。在中國，高校的專業設置則違背了這一規律。比如，幾乎所有高校都設有金融、貿易、經濟、管理、法律等熱門專業，僅法律專業就有在校生近40萬名。中國目前還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這種產業格局要求高校輸出大量的生產領域的技術型人才，而高校提供得更多的是服務領域的管理型人才。這種錯位造成了大學生就業中“有人沒事干、有事沒人干”的結構性矛盾。這一矛盾在金融危機中將會進一步加劇。眾所周知，金融危機對金融、房地產、貿易等產業的創擊程度要遠遠大于其他產業，社會對這些專業的畢業生需求量也會急速下滑。另一方面，企業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也會率先精簡管理類崗位。總之，金融危機沖擊的主要是當前高校專業設置中的長線專業。面對就業形勢的惡化，很多長線專業的畢業生很可能要面臨改行的無奈選擇。

(二)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素質錯位的矛盾

目前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仍主要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模式，只強調理論教學，忽視實踐技能的培養。輸出的大學生很難直接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實現“驚險的一跳”。素質結構失衡可以通過崗前培訓等方式來加以矯正，但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一途徑可能被堵塞。因為企業迫于節省成本的考慮，會大幅度減少員工培訓的投入。相應地，在人力資源的招募程序中，也會增加對應聘者經驗和技能的要求。這樣，求職競爭力更多地取決于求職者已有經驗和技能狀況。這對于經驗欠缺、技能匱乏的應屆畢業生來說是非常不利的。2008年以來，很多企業減少校園招聘計劃，除用人需求減少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用社會招聘來代替校園招聘，以減少應屆生的雇傭比例。

(三)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就業中二元分割的矛盾

大學生就業主要有兩類去向：一是以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為代表的體制內部門；另一個則是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體制外部門。近年來，政府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國有企業也憑借行政型壟斷和政策傾斜，大幅提高職工待遇。與此相反，民營企業的境況一年不如一年，就業上的劣勢越來越明顯。大學生就業市場已經出現了德爾林格等人所描述的二元分割的情形：體制內部門成為大學生夢寐以求的首要部門；體制外部門則淪為雞肋般的次級部門。根據明瑟·格萊姆里奇-韋爾奇模型，基于市場力量的二元分割不會帶來嚴重后果，因為勞動者可以在部門間自由流動。當就業形勢差時，求職者可先委身于次級部門，等就業形勢好轉時再轉入首要部門。但在中國現有的用人制度下，畢業生如果畢業后不能立即進入體制內部門，今后再進入這些部門的可能性就會很小。因此畢業生對第一份工作都很看重，為找到一份體制內工作，往往錯失體制外部門的就業機會。現在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營企業已普遍感到壓力，裁員、降薪行動已經拉開序幕。而體制內部門并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可以預見，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差距很可能會被進一步強化，這將進一步扭曲大學生的求職行為，并使體制外部門的自愿性失業增加。

(四)金融危機會加劇大學生內部的就業差異和不公平

社會資本對中國大學生就業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研究表明，父母的職業威望、社會層次和經濟收入，對畢業生就業去向及薪酬會產生重要影響。比如，政府官員和高收入階層子女的就業狀況就要明顯好于社會底層家庭的子女。如果把人力資本視作一種后致性因素的話，那么，社會資本則代表了先決性因素，是一種不公平的資源配置機制。自從1974年布迪厄提出社會資本理論以來，許多走后門、托關系的尋租行為都被披上了一層“資本”的外衣，粉飾了其背后不公平的實質。在大學生就業領域，所謂的社會資本所帶來的，只能是不公平的加劇及其在代際間的傳遞。金融危機造成了就業資源尤其是高質量就業資源的匱乏，面對洶涌如潮的畢業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場景又會上演，對公務員等炙手可熱的就業資源的競爭將達到白熱化程度。從經濟學的角度講，資源稀缺是催生尋租行為的溫床，所以競爭的公平性會遭遇強力瓶頸。強勢階層在這場競爭中，可以繼續憑借社會資本的優勢來分割優質就業資源，但對于來自社會底層的畢業生來說，沒有社會資本的強力支撐，就只能接受市場風潮的蕩滌，他們將成為大學生就業難的真正難點。

三、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治理的政策建議

(一)大學生就業治理的戰略性調控政策

1．加強并優化宏觀調控，將保增長與保大學生就業結合起來

要從根本上緩解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沖擊，就必須通過調控政策來遏制經濟下滑的勢頭，通過保增長來保就業。目前政府出臺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對保增長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投資方式上，似乎仍在延續1998年的財政投資模式，投資重點仍是以鐵路、機場為代表的基礎設施甚至標志性工程，這些項目的就業彈性小，也不能為大學生就業提供太多崗位。目前，調控政策的另一個問題是與民營企業的減壓相脫節，民營企業舉步維艱。民營企業是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場所，2007年吸納了34.2％的大學生就業。民營企業困境必然加劇大學生就業難度。當前宏觀調控除了要保增長外，更重要地是要發揮對民營經濟的扶持作用。

2．反思高等教育擴張模式，調整大學生培養機制

按馬丁·特羅的總結，由于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漸進過程，高等教育擴張也應漸進推進。只有遵循這一規律，高等教育擴張才能獲得社會經濟支撐，才不會生產出過剩的“產品”。縱覽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擴張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從精英化向大眾化階段的邁進一般都要經過幾十年，而我國只用了四年。這種忽視客觀規律的擴張模式必然會招致懲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尚不足25％，大學生就出現了就業難的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在漸進的擴張模式下，大學生培養模式也要進行調整，目前高校在大學生培養環節上沿襲傳統的計劃模式，而在就業環節上又按市場經濟模式運作。這種體制上的錯位，是造成大學生就業中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加快培養模式改革，引入更多的市場機制。以專業設置為例，可以借鑒歐美經驗，結合企業界意見來進行。

3．打破二元分割，減少行政力量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

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會產生非均衡力量，扭曲大學生對體制外部門、農村以及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的評價，降低就業供給的有效性。中國是個發展中大國，地域遼闊、結構繁雜。要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必須多渠道疏散壓力，將大學生的注意力從體制內部門、中心城市以及東部地區，引向體制外部門、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而要矯正他們的擇業行為，就必須打破二元分割，縮小部門間的收益差距。要打破二元分割的制約，就必須減少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體制內部門的保護以及對體制外部門的壓制。減少政府干預的另一個議題就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減少戶籍對大學生就業流動的束縛。畢竟，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加強勞動力的流動性也是緩解就業難題一劑藥方。

(二)大學生就業的臨時性促進政策

1．調整勞動管制政策，降低大學生雇傭成本

近年來，我國政府逐步加強了對勞動市場的管制，特別是新《最低工資規定》和《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對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各類勞動力成本產生了明顯壓力。雇傭成本高企不僅危及企業生存，也直接威脅到大學生的就業機會。最近，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下文，要求各地暫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這是有利于遏制雇傭成本過快上漲的，但實踐中，還要針對大學生就業出臺一些專門的政策。比如，可以參照美國經驗，對處于見習期的大學生實行豁免條款，允許企業對其支付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薪酬。

2．實行靈活的畢業管理制度，平衡大學生供給壓力

就業的實現，取決于供求雙方的匹配，而我國現行的大學生畢業管理制度是不利于這種匹配的，它很容易造成供求雙方在時間上的錯位。按現有制度的規定，絕大多數的畢業生都要在7月份統一畢業，因此，畢業生是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拋向社會的，供給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但企業的勞動需求不一定呈周期性變化，即便有周期性，也不一定與大學生的供給周期相吻合，因此結構性失業在所難免，對此，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實施靈活的基于學分的畢業管理制度，也就是說，只要修夠學分，大學生可以隨時畢業，這樣供給壓力可以得到稀釋。

3．增加公共崗位的供給，并擴大非就業通道

以公務員招考為例，目前一半左右都要求報考者要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這實際上把大學生排除在外。政府應根據形勢變化，適當放寬限制，增加大學生的報考機會。當前增加公共崗位供給還應注重挖掘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潛力。近年來“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和“大學生村官計劃”所提供的工作崗位逐年增加，但相對于近600萬的畢業生基數，還有很大空間。為提高這些崗位的吸引力，政府應動用財力，加大對這些崗位的補貼力度。美國政府為了增加特殊教育崗位對畢業生的吸引力，以豁免貸款的方式來增加實際的崗位補貼，就可以為我國政府提供一定的借鑒。除增加就業崗位的供給外，還可以考慮擴大非就業崗位的供給，以分散就業通道的壓力，比如，加大研究生的擴招力度。4．加強就業指導和就業援助，做好畢業生培訓

有效的就業指導能夠提高大學生的就業能力，并減少大學生的結構性失業。根據國外經驗，有效的就業指導應當是全程式的。它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從縱向的維度，它要求從大學生入學開始，就啟動就業指導程序，并隨著學業推進，有步驟地實施就業規劃和輔導。從橫向的維度，它要求提供全面的就業服務內容，比如，就業形勢分析、職業分析、應聘技能培訓、提供就業信息和見習機會等。除就業指導外，對于就業困難的大學生，政府還應提供必要的就業援助。在日本，對那些一年內仍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政府會提供就業補貼等一攬子援助方案。就業援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做好大學生培訓，在金融危機中，很多長線專業的學生將面臨改行的選擇。對這些學生來說，做好培訓是至關重要的。

(三)大學生就業治理的保護性政策

1．保護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平等權利，杜絕就業不公平

為防止金融危機背景下大學生就業不公平性的擴大，就必須采取各種措施，防止權貴家庭大學生對稀缺就業資源的掠奪，為弱勢大學生群體提供庇護機制。保護大學生平等就業權利，需要在各個環節做好相應的工作，比如，在用人信息的環節，可以通過互聯網或電子公告牌的方式及時向學生公布，防止信息截留。在招聘環節，則需要規范招聘程序，防止人為因素的干擾。

2．加強對大學生勞動權益的保護，避免就業質量惡化

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壓力使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雙方的位置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雇主逐漸居于強勢地位，而大學生趨于弱勢地位。在這種格局下，容易滋生侵害大學生勞動權益的行為，比如，聘用中的欺詐行為、惡意解雇行為就時有發生。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為顧全大學生就業的大局，可以適當調整勞動管制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縱容雇主的侵權行為。相反，從維系和諧的勞資關系、提高就業效率和就業質量的角度講，仍應加強對大學生勞動權益的保護。

3．完善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為失業大學生提供保障和激勵

大學生是勞動力構成中既普通又特殊的群體，作為普通的勞動群體，失業大學生同樣需要解決生活問題，這要依托完善的失業保險制度來做支撐。它體現了失業保險的保障功能。從另一個層面講，大學生又是一個特殊的勞動群體，智力資本高、就業潛力強、潛在價值大，因此對失業大學生又不能像對待一般失業人員那樣，甩給失業保險機構了事。完善的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蘊含著更高層次的使命，那就是激發大學生的就業潛能。很多國家已經認識到大學生失業保險的特殊性，注重從傳統的保障型功能向激勵型功能轉變。比如，奧地利政府規定，大學生只有在工作滿6個月之后，才能享受失業保險。這對于激發大學生的工作勇氣，幫助他們勇敢地邁入職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