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貨幣政策回顧和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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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和展望往往成為歲末年終濃墨重彩的主題詞。全球經濟一以貫之地因循著“幾家歡樂幾家愁”的規律。然而，2019年全球經濟體跌入“集體焦慮”的陷阱，愁者更愁，樂者亦憂。在困境依舊的拉美，民粹主義冀望通過“城頭變幻大王旗”尋找紓憂解困的“靈丹妙藥”，不久前的玻利維亞總統被動辭職即是例證。在經濟前景比較樂觀的國家，社會精英同樣憂心忡忡，尤其擔憂隨之而來的“殃及池魚”效應，畢竟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一損俱損”自然成了大概率事件。

美國總統特朗普祭出了“美國優先”的貿易策略，并雄心勃勃，意欲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新格局。毫無疑問，在全球化既成事實的大背景下，大多數國家都無法置身于“大破大立”帶來的負面影響。對于美國而言，“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同樣“自傷八百”，差強人意的宏觀經濟表現倒逼美聯儲一而再，再而三地開啟降息的策略。10月31日，美聯儲宣布下調聯邦基準利率25個基點到1.50%-1.75%的水平。年內此前降息分別是在7月31日和9月19日，下調基準利率同樣都是25個基點。唯有意料之外的則是后兩次的間隔時間僅一月有余，倉促的節奏暴露無遺。當然。9月中旬隔夜市場的拆借利率一度增到10%，這一記錄無疑是危機之后的新高記錄。盡管流動性緊張的緣由不一而足，但市場流動性緊張的局面由此可見一斑。人算不如天算，畢竟現實社會中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復雜多變，前瞻性的經濟預測大都馬失前蹄，想必大家仍然會對美聯儲2017年的承諾記憶猶新，即信誓旦旦恢復基準利率水平至5%的常態化水平。我們知道，第二次工業革命催生出美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并一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伴隨經濟和技術實力的日益增強，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同樣與日俱增。1944年，苦心孤詣的美國在布雷森頓主辦了全球貨幣體系的討論會，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懷特據理力爭，最終形成了全球貨幣體系的藍本，即美元錨定黃金的貨幣體系。

自此，“一股獨大”的美元順勢而為地開啟了全球化布局的探索之路。根據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球范圍內美元支付結算占比四成之多。目前，美元的全球化已然是既成的事實，在這一背景下，“無冕之王”的美聯儲并非虛言，其一舉一動對全球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有著直接深遠的影響。大家清楚，美聯儲主席影響力可能遠超美國總統，甚至有坊間傳言其上下班公文包的重量及厚度變化都會招致媒體的“小題大做”。提及美聯儲，我們有必要簡要回顧一下美聯儲的演進歷史和邏輯。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銀行危機。在這一背景下，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歐文-格拉斯法案》于1913年應聲而出。這一開創性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為美聯儲的誕生提供了法律的依據，其重中之重在于規范和約束美國的金融機構良性發展。當然，在踐行規范和約束的演進過程中，美聯儲亦漸漸完成了強身固體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發展到目前，全球影響力位居前列的美聯儲已經羽翼豐滿，甚至可以獨立和超然地制定美國的貨幣政策。目前，美聯儲的體系主要包括聯邦儲備委員會、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儲備銀行以及咨詢委員會和諸多金融機構等。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一經問世即顛覆了傳統經濟學，并且成為影響深遠的宏觀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奉“無形之手”為圭臬的各國政府大都欣然接受了凱恩斯的宏觀調控理論，并且“照方抓藥”。“從長遠來看，我們都已死去。”凱恩斯將這句言簡意賅的“人生苦短”作為構建宏觀調控理論的邏輯出發點。自此之后，貨幣政策逐漸成了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毋庸置疑，凱恩斯構建的理論同時加快了美聯儲體系的自身完善和發展，并且構建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至今，美聯儲仍然將提升經濟活躍度和就業水平等看成重要的政策目標，當然還有控制通脹水平，以及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按需供應貨幣量；通過設定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利率等影響短期利率水平。在“萬物皆數”的背景下，經濟決策無疑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輔佐。當然，具有藝術性特質的貨幣政策還需要美聯儲用心良苦地進行市場的充分溝通，進而確保貨幣政策落地效果不打折扣。這次也不例外，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不遺余力地昭示天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立場并未改變，亦非量化寬松政策。不能否認，經濟運行的因素不勝枚舉，即便久負盛名的宏觀經濟模型亦難免掛一漏萬。那么，在有限理性約束下，美聯儲只能竭盡全力地求解次優答案。當然，理想目標仍然是“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美聯儲體系內部各有分工，紐約聯儲銀行負責執行美聯儲決議，通過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和賣出國債，流動性多了就賣出國債收回美元，反之則購買國債注入美元。盡管操作原則淺顯易懂，但在復雜的經濟現實中，這一行動并非一日之功。公開操作的傳導機制主要因循這樣的邏輯：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增加購買國債數量時，短期國債價格走高，價格提高自然就壓低了短期國債利率水平。在短期國債利率水平降低的情境下，美財政部則會增加短期國債發行量，減少長期國債的發行量，而降低了長期國債發行量自然而然地提高了長期國債價格，最終會壓低長期國債利率水平。對于宏觀經濟而言，長期債券利率水平的降低有助于實體經濟的進一步擴張和發展，并且對美國企業保持在全球競爭中優勢地位大有裨益。公告顯示，10月24日，紐約聯儲銀行在市場上購買國債規模由750億上調到1200億美元。為應對前景的不確定性，美聯儲同時還下調了金融機構超額準備金率，即從1.8%降到1.55%，設定準備金利率低于聯邦基金利率0.2%。由此可見，美聯儲推動金融機構積極開閘放貸之情溢于言表。對于宏觀經濟而言，適度的通脹水平有助于推升民眾的消費意愿，進而提升宏觀經濟的活躍度。通常，美聯儲根據經驗法則將通脹水平的閾值設定于2%的水平。有數據顯示，2019年8月，美國通脹水平僅為1.8%，其中食品通脹率只有區區的1.7%。整體來看，美國2019年通脹數據遠低于50年來的均值4%水平。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同樣乏善可陳，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放緩至1.9%。除此，美國制造業的活躍度水平跌至了10年來的新低，Case-Shiller房價指數增長聊勝于無；美國新屋開工數9月份環比下跌9.4%。在通脹不遂人意和產出不及預期的背景下，美聯儲降息無疑是順勢而為的應景之作。“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全球各國經濟大抵亦是如此。

日本10月制造業PMI已連續6個月低于50榮枯線,創造了近3年多的新低；德國三季度GDP初值環比增長0.1%；歐元區10月制造業PMI為45.9。從央行資產占GDP比重來看，美聯儲資產占比20%以下，英國比例40%，日本卻已超過了100%。總體而言，美聯儲目前基準利率高于其他主要經濟體水平，諸如英國、歐盟、日本、澳洲和新西蘭等國。由于逐利的天生特質，全球范圍內的資本大多對無風險套利機會趨之若鶩，美元大多會選擇回流美國，這自然推升了美元指數。然而，美元升值未必是美國的占優策略，畢竟升值影響著美國出口企業的表現。事實上，美國總統特朗普極盡其能事地“施壓”美聯儲，11月12日特朗普在紐約內部演講中呼吁美聯儲實行負利率政策。事實上，美聯儲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溢出效應，尤其對貨幣政策獨立性較弱的新興市場國家。2019年，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諸如阿根廷、土耳其等國。盡管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降低新興市場資本外逃壓力，但是降無可降的低利率政策會推高金融資產價格，并且增加了經濟應對潛在危機的脆弱性。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全球貿易和美聯儲貨幣政策視為影響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誠然如此，在全球經濟陰晴不定的大背景下，秉持“超然中立”地位的美聯儲有必要“左顧右盼”，再三機抉擇。降低全球經濟的脆弱性，畢竟張弛有度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著普羅大眾的福祉。在負利率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債臺高筑無疑考驗人類持續發展的生存智慧。有數據顯示，美國聯邦政府2019年財政年度赤字高達9844億美元，同比增加了26%。截至10月31日，美國國債規模已超23萬億美元。在這樣的背景下，相得益彰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尤需未雨綢繆，珠聯璧合地應對經濟的脆弱性，將人類的文明發展建立在理性繁榮的基礎之上。

作者：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