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的數理模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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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構建貨幣政策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的數理模型，選取7家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為樣本，基于2007－2013年年報資產負債表的面板數據，運用隨機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行為。結果表明，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意愿明顯增強;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可能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趯嵶C結果，本文論證了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協調的必要性。
關鍵詞:
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資本充足率;資本監管套利
一、引言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組織和世界主要國家監管部門開始反思過往微觀審慎監管的漏洞，著力構建并推進宏觀審慎管理以預防系統性風險，這一領域已經成為國內外政策界和理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給出解釋，逐步引起對貨幣政策風險傳導機制的重視，比如Borio和Zhu(2008)開創性的研究了貨幣政策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機理，這一作用機理被稱為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渠道，他們認為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選項，通過影響資產價格、融資成本等因素，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定價、承擔，進一步作用于金融機構的負債和資產管理決策，最終影響總產出和金融穩定。可見，這一理論著重從21世紀以來美國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目標而持續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資產價格泡沫不斷積累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出發，論證了金融穩定目標下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監管之間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國長期堅持穩健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商業銀行體系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性地位，貨幣政策是否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產生影響呢?本文以我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速考察金融機構信貸行為，以不良貸款率考察金融機構風險承擔，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考察貨幣政策，以GDP增速考察經濟增長和波動，運用2001－2013年年度數據描述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和經濟波動的影響(見圖1和圖2)。圖1顯示，貨幣政策寬松程度與金融機構信貸增速高度正相關，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用于應對經濟增長的下行趨勢。分析表明，寬松貨幣政策條件下金融機構貸款規模和增速擴張明顯，商業銀行可能承擔了貨幣政策擴張風險。圖2顯示，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呈現負相關關系，隨著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降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明顯的升高趨勢。這進一步表明寬松貨幣政策條件下商業銀行可能承擔更大的貸款違約風險。綜上所述，聚焦貨幣政策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問題是貨幣政策研究領域和宏觀審慎監管研究領域有機結合的關鍵。我國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信貸行為和風險承擔的統計性描述初步證實了我國商業銀行可能承擔了貨幣政策風險。下面將在文獻綜述和統計描述的基礎上，利用7家全國性上市股份制銀行2007－2013年年度財務數據，對貨幣政策、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貸款余額如何影響資本充足率進行研究。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基礎
關于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研究，Schwartz(1988，1995)認為維護貨幣穩定(價格水平穩定)的貨幣政策既可以降低金融不穩定發生的概率，同時也會降低金融不穩定的嚴重程度，為經濟提供穩定并且可預測的利率環境，有利于保持較低的利率不匹配風險，有利于保持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上述研究雖然引起一定的關注，但直到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研究才真正成為焦點，Borio和Zhu(2008)將之概括為貨幣政策的風險承擔渠道，被認為是以往被忽視的貨幣政策影響金融穩定的傳導機理;張亦春和胡曉(2010)以宏觀審慎為視角，主張貨幣政策應當更加積極主動應對金融失衡，“強化的靈活通脹目標制”是實現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統一的最優貨幣政策框架;馬勇(2013)總結了基于金融穩定的貨幣政策框架，認為納入相對更高的利率規則值可以抑制金融體系的過度風險承擔;方意等(2012)討論了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問題以及在哪些情境下分別采取何種協調政策配合使用。
關于貨幣政策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及作用機理，張強和張寶(2011)進行了系統總結，貨幣政策立場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存在負向關系，即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增強銀行的風險承擔意愿，其內在作用機理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1)估值、收益和現金流機制(valuations，incomesandcashflows)，可以理解為銀行部門的金融加速器機制;(2)追逐收益機制(searchforyield);(3)中央銀行的溝通及其反應;(4)杠桿機制。方意等(2012)指出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還存在正向關系，可以概括為風險轉移效應，在信息不對稱和有限負債制度條件下，銀行出于資本充足率和特許權價值考慮，過度承擔風險的激勵較小，表現為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存款利率下降僅有部分傳遞到貸款利率，從而使得銀行利潤增加，降低銀行承擔過度風險的道德風險。實證研究方面，一些學者基于我國商業銀行數據的檢驗證明貨幣政策與商業銀行風險承擔之間主要表現為負向關系(方意等，2012;張雪蘭和何德旭，2012)。關于資本監管與商業銀行資本套利的研究，一般認為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綜合風險的重要指標，資本充足率監管也成為金融監管的一大支柱之一，比如巴塞爾委員會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提高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然而，資本充足率高并不一定代表銀行就越安全。楊熠和林仁文(2013)指出銀行為滿足不斷提高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可能會從事高風險業務以增加當期收益，這反而可能加劇銀行的風險。張雪蘭和何德旭(2012)指出寬松貨幣政策立場會助長銀行在資本充足率達標前提下的風險承擔意愿。楊熠和林仁文(2013)還指出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其變動本身可能產生新的風險，這需要銀行加以關注并努力控制;同時，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方式取決于監管者對銀行資本的定義，因此監管者需要謹慎制定相關規定，以進一步保障銀行業的安全與穩定。方意等(2012)研究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影響銀行風險承擔的機制中，資本充足率起重要作用，在資本充足率高時，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呈負向關系，隨著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降低，風險轉移效應逐漸增強，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的負向關系逐漸減弱，甚至可能轉為正向關系。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已經展示了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問題的重要性，為本研究的開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實證參考，本文的研究視角有以下獨特之處:(1)上市股份制銀行的市場屬性要強于國有或國有控股銀行，該類銀行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情況有必要單獨進行檢驗;(2)考察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加入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金和貸款余額等變量可以更加清晰的刻畫貨幣政策對上市股份制銀行對不同貨幣政策的反應;(3)資本監管是現代金融監管的核心支柱，上市股份制銀行可能具有更強的資本監管套利動機，有必要進行驗證。
三、研究設計及數據描述
(一)研究設計根據本研究的問題聚焦和數據情況，我們設計了兩個層面的實證檢驗:第一，檢驗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根據貨幣政策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商業銀行放松信貸審批條件、高估抵押資產價格，進而愿意承擔更大的信用風險，其影響機制主要表現為對風險資產的風險低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應與貨幣政策呈現負相關關系;另一方面，寬松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資產增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也應與貨幣政策呈現負相關關系。然而，寬松貨幣政策也可能對風險承擔具有風險轉移效應，另外，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也可能具有自發的逆周期調節資本機制，使得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可能表現為正相關關系。本文認為，上市股份制銀行在資本充足率達到監管標準的前提下，負相關關系仍占據主導地位。第二，檢驗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根據資本監管套利的定義，商業銀行往往通過諸如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方法和“摘櫻桃”等信貸行為，在不降低總體風險的前提下有針對性的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做法?；诒疚难芯康纳鲜泄煞葜沏y行樣本，資本監管套利無疑具有更重要的操作價值，在判斷樣本銀行是否存在監管套利時，也就不能簡單認為資本充足率越高就一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也可能是上市股份制銀行更加注重資本管理的結果體現。核心一級資本包括實收資本或普通股、資本供給、盈余公積、一般風險準備、未分配利潤和少數股東資本可計入部分，股東權益包括股本、資本公積、盈余公積、未分配利潤和少數股權等，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分母上，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分母經過資產風險級別認定和加權計算，而總資產并不區分風險等級。本文參考了翟光宇和陳劍(2011)的測算方法，驗證上市股份制銀行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之間的偏差程度，如果某銀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偏低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較高則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本文采取的檢驗方法主要通過繪制散點圖、觀察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分布象限的情況進行判斷。
(二)數據描述本文選擇平安銀行、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等7家全國性股份制上市商業銀行，樣本區間為2007－2013年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上述上市商業銀行歷年年報，數據處理采用EVIEWS7.2對計量模型進行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的面板數據估計。各變量的含義和描述性統計如下。
四、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一)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的實證檢驗結果本文分別估算了混合效應(OLS)、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方程，混合效應僅作為參考，而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該如何選擇呢?除了擬合優度差別外，Hausman檢驗結果(見表2)表明應該選擇隨機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方程估計結果顯示，方程的總體擬合程度基本較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大部分變量擬合系數顯著，與實際經濟含義相符合。具體來看:第一，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表明寬松貨幣政策會引起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應有值。這說明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風險承擔確實會對貨幣政策做出反應，寬松貨幣政策鼓勵該類銀行承擔更多的風險。由此推斷，我國上市股份制商業銀行可能存在明顯的親周期行為，而建立逆周期資本管理機制平抑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十分重要。第二，貸款損失準備金/總資產比率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關系不顯著。這表明我國股份制上市銀行并沒有進行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為目的、以貸款損失準備為途徑的資本管理運作。在寬松貨幣政策條件下，商業銀行承擔了更多信貸風險并低估風險，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上仍有所不足，沒有形成對資本管理的良好補充。第三，不良貸款率、貸款余額/總資產比率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表明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提高會降低資本充足率，貸款余額增加會降低資本充足率，這與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和實際經濟含義相符。需要關注的是，貸款行為為事前行為，不良貸款為事后行為，這進一步證實了提高資本充足率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以應對寬松貨幣政策風險承擔機制的復雜性。
(二)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的統計檢驗結果判斷某銀行是否存在監管套利的關鍵在于確定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分界值。參考我國《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巴塞爾協議Ⅱ、Ⅲ和已有研究，將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的分界值確定為8%，將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的分界準值確定為6%。本文分別繪制了7家銀行和總體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縱軸)和股東權益/總資產比率(橫軸)散點圖，兩軸交匯于分界值(見圖3－10)?？芍植荚诘诙笙薜狞c數越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概率越大;分布在第一象限的點數越多，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概率越小。從單個樣本來看，興業銀行、浦發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尤其是興業銀行和浦發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小。從整體樣本來看，超過三分之一的點數落在第二象限，說明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可能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而分布在第一象限的點數較少也進一步說明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不存在資本監管套利行為的概率較小。
五、結論及啟示
貨幣政策銀行風險承擔問題和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問題是近年來各國學者和業界人士關注的熱點和焦點，本文驗證了寬松貨幣政策是否會鼓勵銀行承擔更多風險、是否會降低銀行資本充足率以及銀行是否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得出以下主要結論:第一，通過對我國7家股份制上市商業銀行2007－2013年資本充足率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不良貸款率、貸款損失準備金/總資產、貸款余額/總資產等指標的隨機效應估計表明，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寬松貨幣政策會引起上市股份制銀行資本充足率低于應有值，風險承擔意愿明顯增強。第二，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關系僅在8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之間負向關系占據更大比重，但正向關系也有所顯現。本文認為在我國銀行業具有較強壟斷性特征的情況下，寬松貨幣政策有利于資產負債管理能力較強的上市股份制銀行擴大信貸市場份額、提高自身經營能力、打破國有及國有控股行業的壟斷，上市股份制銀行的有效資產負債管理可以增強其逆周期資本管理的能力。第三，我國上市股份制銀行存在資本監管套利的可能性較大。7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存在監管套利行為的概率較大，這意味著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雖然普遍達到監管要求，但是可能存在資本充足率的人為高估和貸款損失風險的人為低估，不符合宏觀審慎管理對預防系統性風險的要求。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得到以下重要啟示:第一，我國貨幣政策框架需要加入金融穩定目標，促進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的有效協調極為必要。第二，我國銀行業在寬松貨幣政策下風險承擔意愿較強，上市股份制銀行對貨幣政策風險承擔具有較強的彈性，風險轉移效應和逆周期資本調節可能率先在股份制銀行得到實施。第三，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指標雖然均已達標，但可能并不十分真實和有效，如何提高資本充足率的可靠性是監管面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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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博 霍強 單位：云南省社會科學院 云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