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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工資水平在國民經濟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提高企業工資水平迫在眉睫。對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會影響到生產經營活動,進而影響工資發放。實證檢驗回歸結果顯示,由于政策帶有一定的計劃性,稅收優惠并不能普遍提高企業工資水平。但如果全要素生產率較高的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則會帶來工資水平的提高。據此提出政府補助充分利用市場配置資源、政策向生產率較高企業傾斜、注重消除外部性的不利影響三條政策建議。
關鍵詞:稅收優惠;全要素生產率;企業工資;調節效應
—、引言
工資是社會總財富分配的結果,工資水平的上漲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還對拉動內需、擴大國內市場規模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我國目前的工資水平仍然不高。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大多數年份的投資率維持在35%以上,這是一個很高的水平,其深層原因在于我國工資水平的上漲跟不上GDP的上漲速度。我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逐步提高企業工資水平應當成為政策的重要關注點。稅收具備調節及管理經濟的重要作用。我國不同的企業享有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這必然會影響到企業利潤水平進而影響工資的發放。考察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工資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與單要素生產率不同,全要素生產率是綜合要素的生產效率,可以作為評估增長質量、分析增長源泉的工具。一般而言,全要素生產率高的制造業企業其產品競爭力更強,企業也更具發展潛力,從而更有能力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將稅收優惠與全要素生產率結合起來分析,可以更為深入了解產業政策工具對企業工資水平的影響。本研究將借助我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檢驗稅收優惠對企業工資產生何種影響,并引入全要素生產率變量,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調節效應,為我國推進企業工資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論借鑒。
二、文獻綜述
(一)稅收優惠與企業工資
稅收優惠政策會通過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而改變其盈利水平,最終對企業工資產生影響。從不同視角出發,已有文獻關于稅收優惠對企業工資水平影響的觀點并不一致。但可以明確的是,由于非市場行為的存在,稅收優惠政策可能不利于企業工資水平的提高。李駿等(2017)發現,稅收優惠政策確實可以帶動企業績效的提升,但是由于其帶有很強的計劃性,從而留有很大的黑箱操作空間,因此總體而言不會產生顯著的正向效應。如果從政策的計劃性視角出發,稅收優惠將不利于企業工資水平的提高。王克敏等(2017)認為,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產業政策會導致行業內的資金過度集中,致使企業投資過大,擴大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白極星等(2018)認為,相對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獲得的政策優惠也比較少,當其進入產業政策重點扶持的行業時由于缺少資金擴大再生產,也就不得不與政府發生政治關聯,尋租行為會加重民營企業的成本支出,不利于企業工資水平的提升。
(二)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
Timberger(1942)首次提出了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概念,并在文章中對其定義。目前,關于TFP的測算可以按照是否設立具體的生產函數進行參數估計,大致分為參數法與非參數法兩大類。Charnes等(1978)提出了第一個經典DEA模型,此后數據包絡分析法逐步向多元化和多階段模型發展。基于DEA提出的曼奎斯特指數法就成了一直以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Aigner等(1977)提出了SFA法,他們將生產中決策單元的實際生產面與效率前沿生產面的偏離分解為兩項隨機誤差項和技術無效率項。隨著隨機前沿法的研究深入,面板數據開始能夠使用此方法進行測算全要素生產率。朱玉飛等(2018)使用LP法測算了制造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借鑒袁堂軍(2009)的方法,嚴格測算中間品投入,最終求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三)全要素生產率與工資
Glaeser等(2001)發現,城市集聚經濟效應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高,這使得工資上漲,并且由于學習機制,那些離開城市工作的工人工資并不會下降。Schank等(2007)使用了德國企業與勞動力的數據進行研究,實證結果發現企業之所以會有工資溢價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企業想進入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支付更高的工資。楊繼東等(2012)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工資水平對企業生產率水平的敏感程度系數較高。研究還進一步發現,企業間工資水平的差異與企業間的生產效率呈現顯著的相關關系。
三、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
(一)模型設定
為了檢驗稅收優惠對企業工資水平的影響,本研究建立模型(1):Wage=久+/?,Taxk+乙;^ControliL+sit(1)其中:被解釋變量為Wage表示企業工資水平。解釋變量為Tax表示i企業在當年所享受的優惠稅率。Control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企業的人均資產、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為隨機干擾項。為檢驗全要素生產率在稅收優惠影響企業工資水平過程中發揮的調節效應,本研究借鑒溫忠麟等(2005)的方法,建立模型(2):Wageit=/IjTaxit+A2tfpit+A3taxxtfpit+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平均工資。考慮到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指數平減后的企業應付職工工資總額除以員工總數,以得到的平均值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工資水平。3.全要素生產率由于LP法可以解決內生性及樣本選擇問題,本研究借鑒Levinsohn和Petrin(2010)使用LP法估計全要素生產率。在估算過程中,年末固定資產凈額作為資本投入的指標;企業員工人數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中間投入的指標借鑒袁堂軍(2009)的方法,計算公式如下:中間投入=銷售成本+各項費用一折舊費用一應付職工薪酬實證檢驗部分所需要的其他變量測算方法,如表1所示:
(二)變量選取
1.稅收優惠企業面臨的稅收主要是所得稅與增值稅,而當前大部分關于產業政策的研究選取所得稅率作為稅收衡量指標。本研究首先選取樣本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率,然后以一般企業所得稅率值25%減去各個樣本企業的實際所得稅率便得到單個企業的優惠稅率值,以衡量稅收優惠。2.企業工資水平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是企業平均工資。考慮到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指數平減后的企業應付職工工資總額除以員工總數,以得到的平均值取自然對數來衡量企業工資水平。3.全要素生產率由于LP法可以解決內生性及樣本選擇問題,本研究借鑒Levinsohn和Petrin(2010)使用LP法估計全要素生產率。在估算過程中,年末固定資產凈額作為資本投入的指標;企業員工人數作為勞動投入的指標;中間投入的指標借鑒袁堂軍(2009)的方法,計算公式如下:中間投入=銷售成本+各項費用一折舊費用一應付職工薪酬實證檢驗部分所需要的其他變量測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SMAR數據庫),對2007—2017年的制造業上市企業原始樣本,按以下標準進行篩選:剔除研究期間被標注為“ST”的公司,剔除財務狀況長期異常的企業,剔除關鍵數據缺失嚴重的公司,最終得到837家企業9207個觀測值。為了消除異常值的影響,本研究對所有的連續性變量在1%和99%分位數進行了縮尾處理。本研究采用的計量軟件為Statal4.0。
四、實證回歸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表2顯示,企業工資水平(Wage)的最大值為15.239,最小值為0.437,平均值為9.213,樣本數據較為分散,說明本研究樣本涉及范圍廣,有較好的代表性。
(二)相關性分析
借鑒Pearson、Spearman相關性檢驗,本研究對產業政策和全要素生產率和其他相關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通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稅收優惠(Tax)政策企業工資水平(Wage)的Spearman與Pearson相關系數顯著,全要素生產率(Tfp)與企業工資水平的相關系數也顯著。這初步說明稅收優惠、全要素生產率與企業工資水平存在著內在聯系。大部分控制變量與企業工資水平(Wage)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本研究選取的控制變量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此外,所有變量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小于0.5,說明選取的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表4的第(3)及第(6)列是個體隨機效應及混合回歸結果。F檢驗及Hausman檢驗結果強烈顯示各模型應當選擇固定效應回歸模型。表4的第(1)及第(2)列是固定效應回歸結果。第(1)列中稅收優惠(Tax)的系數不顯著,說明稅收優惠對企業工資水平并未產生實質影響。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稅收政策帶有一定的計劃性,企業面臨著暗箱操作的空間,尋租行為不斷增多。企業花費更多的精力與資金去尋求優惠政策,缺乏改進生產經營的動力,不利于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壓力,最終會抑制企業工資水平的上漲。表4的第(2)列加入了全要素生產率(Tfp)及其與稅收優惠(Tax)的交互項,進一步檢驗其中的作用機制。稅收優惠與全要素生產率的交互項(taxXTfp)顯著為正,說明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一個正向的調節效應,即全要素生產率高的企業越有稅收優惠政策,企業的工資水平越高。這清晰明了地說明了稅收優惠影響企業工資水平的機制,也為政策選擇提供了啟發。
(四)內生性處理
雖然基本模型盡可能多地考慮了企業異質性對工資差異的影響,但是仍然存在可能的內生性問題,從而導致回歸結果的偏誤較大。高工資意味著企業擁有更高能力的工人,這樣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由于這種雙向因果關系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存在內生性。在解決這一問題時,本研究選取中間投入品價值作為全要素生產率的工具變量,以工具變量法解決內生性問題。表4第(7)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全要素生產率的調節效應依然存在,且顯著為正。進一步說明了全要素生產率高的企業獲得稅收優惠政策可以提高工資水平。
(五)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依次進行了混合回歸、隨機效應及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都顯示企業稅收優惠并不會帶來工資水平的上漲,而如果稅收優惠政策落實到全要素生產率較高企業,將帶來工資的上漲。此外,還采用DEA(數據包絡分析)法重新測度全要素生產率,回歸結果并未發生明顯變化,進一步驗證了本研究實證結果的正確性。
五、研究結論及研究啟示
(一)研究結論
1.稅收優惠政策并不會普遍提高工資水平由于稅收優惠政策帶有一定的計劃性,不能克服市場失靈,一定程度上也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進而沒有更好地改進企業生產經營,最終沒有普遍提高企業的工資水平。2.全要素生產率高的企業獲得稅收優惠,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企業生產效率高說明企業處于前景良好的行業,并且企業自身生產經營狀況具有競爭優勢。而對這部分企業進行稅收減免有利于進一步推動生產效率的提高,這使得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獲得了競爭優勢進而可以賺取更多的利潤,最終促進了工資的增長。
(二)研究啟示
1.充分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稅收優惠政策應當降低其計劃性,建立起嚴格的監督機制,嚴厲打擊尋租及暗箱操作行為。對于能夠交付市場配置的盡量交由市場進行配置,增強政策的靈活性。2.政策向生產率較高企業傾斜稅收優惠政策應更多地向生產效率高的企業傾斜,也要誘使企業主動參加到市場競爭中去。對于大量存在的“僵尸企業”問題,政策選擇要保持謹慎性。政策支持如果不考慮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從長遠來看會抑制企業工資的上漲,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3.注重消除外部性的不利影響由于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沒有進行技術改進的企業將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現成技術,而技術的創造者并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因此,對于一部分表現良好的企業應當進行政策獎勵,以彌補其因技術外溢而產生的損失,提高其技術創新動力,改進其生產經營,最終會提高企業的工資水平。
作者:朱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