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史研究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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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謇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旨趣經歷了從闡明中國社會形態演變到經世致用的變化過程,但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為重點的治史特色和廣搜史料不斷拓展研究新領域的治史精神一直未變。曾謇的學術研究擴大了食貨派的影響，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發展。

關鍵詞：

曾謇；中國社會經濟史；治史特色

曾謇，又名資生，湖南安華縣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學習語言學，但對史學抱以極大的興趣。1934年5月開始撰寫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文章。1935年畢業后在北京大學經濟史研究室工作，參與編輯天津《益世報•食貨周刊》，成為食貨派的骨干成員之一。1938年1月，參加國民黨的民間宣傳機構“藝文研究會”。抗戰勝利后，主要從事南京《中央日報•食貨周刊》的編輯工作。曾謇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作有《中國古代社會》（上）、《中國宗法制度》、《中國歷代土地問題述評》等；學術論文主要有《食貨》半月刊9篇、天津《益世報•食貨周刊》8篇、南京《中央日報•食貨周刊》40篇；并在其他報刊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曾謇的學術研究擴大了食貨派的影響，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發展，應該予以重視。本文擬集中探討曾謇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分析其學術成就，以期對曾謇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地位有一個新認識。

一、從闡明中國社會形態演變到經世致用的治史旨趣

與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的學者們一樣，曾謇也積極探討中國社會形態演變的歷程。他深受食貨派關于中國魏晉至唐末為封建社會論說的影響，大力闡發“魏晉封建說”。曾謇《三國時代的社會》詳細考察了三國時代的社會情形，認為“三國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政治的劇亂時代。經過這一個時期，秦漢的社會轉入于兩晉南北朝中古的封建社會。在東漢，社會經濟雖已經陷入于動亂的狀態中，但至漢末三國這個時期才以顯明的姿態暴露出來，兩晉南北朝的社會雖然已即于典型的封建形態，但其主要轉移時代，是在三國至東晉的這一階段，所以三國及其前后的期間，恰是個社會轉化的樞紐”[1]10。曾謇的論證為食貨派“魏晉封建說”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曾謇的社會史分期的觀點與食貨派領袖陶希圣存在較大的分歧。陶希圣稱“：他（曾謇）以西周為奴隸社會，此后為封建社會，所見與我是不同的。”

[2]7曾謇《西周時代的生產概況》一文通過對生產工具、藉田制的深入考察，發現西周是奴隸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隆盛的奴隸社會[3]7。1946年，曾謇根據自己長期深入的研究，在社會史分期中提出了“三時期六階段說”。（1）自殷周至嬴秦西漢為一期。此一期又可分為兩大階段。殷周二代至春秋，是氏族部落社會，這是古代時期的第一階段。自春秋戰國至秦漢（西漢），氏族社會解體，這是古代時期的第二階段。（2）自東漢至五代為一時期。此期亦可分為兩大階段，東漢至南北朝為典型中古時期貴族政治。這是中古時期的第一階段。南朝至五代這是中古時期的第二階段。（3）自北宋至明清為一時期。北宋至元是近古時期的第一個階段。明清是近古時期的第二階段[4]3。抗戰爆發以后，史學界興起了“理學派的歷史觀”。“此派所有的觀點，全系宋明以來理學家的觀點；此派對于歷史的態度，亦系舊日史家對于歷史的態度。此派在過去數十年中，頗有日趨沒落之勢，最近之所以復活，含會有極濃厚的政治意義。”

[5]5在“理學派的歷史觀”的學術思潮影響之下，曾謇的治史旨趣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大力宣揚經世致用之學“：學即用也，用即學也；舍學無以致用，舍用無以明學；未有學而無用者也，未有用而非學者也；學而不能用者，其學未至也，用而不能明學者，其用非正也。”[6]弁言在民族危難之際，抗戰建國之時，曾謇強調史學研究必須對抗戰建國有所裨益。于是,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利用劫余的史料，潛積力量，堅持研究，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抗戰結束之后，曾謇與陶希圣積極創辦南京《中央日報•食貨周刊》，籌建食貨學會，期望推動闡明中國社會形態演變和發揚經世致用之史學的學術研究。因此，曾謇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添加了大量現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內容，呈現出政治與學術交織的狀態。

二、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為重點的治史特色

曾謇主張通過社會組織和經濟要素的深入考察來探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發展。他在食貨派學人中“專攻古代社會組織與意識”[7]2“，長于喪服、宗法、婚制，曾在北平晨報上《北晨藝圃》有《守三齋雜說》陸續發表幾項創見”[2]7。曾謇主要著力于西周社會性質的考察和宗法社會、宗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對中國古代社會組織有深入的探討。《中國古代社會》（上冊）一書詳細論述了先秦中國社會中的民族、家族、婚姻等制度，內分緒論、殷周民族家族組織的比較研究、秦民族和楚民族的承繼制、齊燕吳民族的婚姻與家族、青銅器銘文中所見古代民族婚媾和家族組織之一斑，普遍通行于貴族與富人階級的一夫多妻制及形成一夫多妻制的兩個主要來源、春秋時血緣婚與群婚制之孑遺、家族共同體的分解等八章[8]。此書收入陶希圣主持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出版后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組織方面，曾謇主要借鑒了西方民族學的理論，并使用大量的金文資料。曾謇《周金文中的宗法紀錄》專門從金文考釋周代宗法制度，認為西周有著極普遍而且極典型的宗法組織，它是在家產共有制下由嫡長子承繼制度形成的[9]3。《古代宗法社會與儒家思想的發展》是《中國宗法社會研究》的導論部分。該文認為“宗法社會的經濟基礎及其組織是變化的。由宗法社會的經濟關系所形成的士人階級也是變化的，依系于宗法社會而代表著士人階級儒家的學說思想，當然也不能不相隨而變”。宗法形態的特點一是家族財產公有，其管理和分配權操之于家長；二是嫡長子一支承繼制的確立；三是一夫多妻制的實行[10]7。曾謇這些超越前人的新認識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曾謇對古代社會組織研究的興趣一直未減，在宗法婚姻制度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國宗法制度》一書，從宗法制度的產生及其基礎、周金文中的宗法記錄、家族財產共有與嫡長子繼承制、族外婚制與宗親制度、宗法社會與儒家的禮制思想、典型宗法制度的分解等方面對中國宗法制度進行了全面的論述[11]。正是因為曾謇持續關注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而且方法得當，資料豐富，才使其在宗法婚姻制度研究領域獨樹一幟，成績斐然。

三、廣搜史料不斷拓展研究新領域的治史精神

曾謇認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西洋的兩位學習者———莫爾甘和恩格斯的著作”對其影響極大，他理解中國的古代社會“多是以他們的學說為根據而參加我自己的主張的”[8]自序。曾謇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不僅主張學習西方的社會學、經濟學、經濟史理論與方法，而且強調資料的搜集，不斷開拓史學研究的新領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因為研究生產力需要大量相關的專門技術方面的知識，且資料較少，所以生產力方面的研究極為薄弱。但曾謇對于生產力方面的研究卻非常重視，廣泛搜集史料，試圖從生產力上去論證西周為奴隸社會。曾謇《西周時代的生產概況》通過對西周社會生產工具、生產力的考察，認為“周初沒有鐵的發現，生產的工具是青銅器物。因為銅的天然蘊藏不能十分豐富的緣故。所以青銅的耕種工具很少。

因而遂形成一種耦耕制。”藉田制是古代真正的田制。盡人皆知的井田制，只是戰國時孟子一班人對土地分配的一種主張，這種主張在戰國以前是絕對不能發生的，因為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實行的是耦耕制。每一個農夫，不能私有一件工具，所以縱使領有百畝的土地也沒法耕種[3]7。另外，曾謇還對三國時期農業生產的動力水冶與水碓進行了考察[12]。曾謇的學術探討彌補了食貨派在生產力方面研究的不足之處。為了推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曾謇在土地制度方面用力頗深，與吳云端合著《中國歷代土地問題述評》。該書對殷商以前的原始氏族公有制、周初土地的分封與貴族世祿制度、秦商鞅的變法、兩漢限田與王田、曹魏的屯田、兩晉的占田與課田制度、東晉南朝長江流域莊圍、北魏至中唐的均田制度、唐的租庸調、宋代方田、均田、元代賜田限田、明代屯田莊田、清代圈地、莊田等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13]。他們對所論各個朝代的土地制度，不僅提出了富于啟發性的新解釋，而且開拓了諸多新領域。曾謇還對各時代的階級階層的社會等級身份進行了探討。《戰國時代的士人與客》通過對從春秋到戰國社會的考察，探討了戰國時士人的身份地位[14]1；《秦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階級》指陳了秦漢時期社會階級的大概[15]16；《秦漢時期的社會與流品》就秦漢時期依附于各階級之間，不能明顯劃分階級的各種社會流品如儒、俠、客、門生、故吏、部曲等進行了考察[16]13。此外，他還探討了“奴產子”與“家生孩子”的問題[17]3。曾謇對歷史上各種動亂社會的暴動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漢末禍亂與中原黃河流域社會經濟的殘破》對漢末禍亂的發生、中原黃河流域都市和農村的殘破進行了探討[18]28；《漢末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農民暴動》則對漢末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進行了分析，對農民暴動的情況進行了考察[19]19。時至今日，曾謇所開拓的諸多新領域仍有學者在研究。

綜上，曾謇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旨趣經歷了從闡明中國社會形態演變到經世致用的變化過程,在中國社會史分期中圍繞“魏晉封建說”的闡發，著力于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研究，在宗法社會、宗族婚姻制度方面形成了獨到的看法，對農業生產力、土地制度、社會等級身份、民眾暴動也進行深入探討，其中一些研究頗具開創意義，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曾謇不失為一位頗有建樹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專家,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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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曾資生.漢末禍亂與中原黃河流域社會經濟的殘破[N].中央日報•食貨周刊,1946-12-28.

[19]曾資生.漢末的社會政治經濟與農民暴動[N].中央日報•食貨周刊,1947-11-19.

作者：蘇永明 孔艷曉 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江西省新建縣第二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