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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的軟環境建設日益成為影響區域發展的最關鍵因子,成為很多政府為增強競爭優勢而選擇的一種重要的彈性政策措施。業已證明,成功的經濟區域應該是內生型經濟增長的區域。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軟環境的競爭;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與社會持續而穩定的發展最終取決于本地良好的軟環境。
Tyebjee(1982年)列出成功區域的12個環境因素:(1)風險投資的易獲得性;(2)經驗豐富的企業家的出現;(3)技術熟練的勞動力;(4)供應商比較接近;(5)顧客(客商)和新市場接近;(6)比較令人滿意的政府政策;(7)大學比較接近;(8)土地利用方便且比較令人滿意;(9)交通方便;(10)善于接受新鮮事物和知識的人群;(11)支持服務業的存在;(12)有吸引力的居住條件。在以上12個因素中,其中有10個屬于軟環境的內容。本文認為,與區域經濟發展相聯系,區域創新環境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促進區域內企業等行為主體不斷創新的區域環境(靜態的環境);二是為進一步促進區域內創新活動的發生和創新績效提高,區域環境自身不斷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自我創造和改善,以形成自我調節功能強的區域創新系統(動態的創新環境)。
從區域經濟的動態發展角度看,區域的快速發展更依賴于區域內環境的動態變化和創新。如果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營造區域創新環境的主要目的是:不斷吸引外來的企業和投資、技術人才的流入;促進本地小企業的誕生、成長、創新;促進本地企業之間合作關系更加長久和基礎鞏固;減少機會主義的出現,降低區內的交易成本;培育創新的企業家隊伍出現。然而,區域內構成軟環境的諸多因子,作為一種“介質”,體現在企業個體的行為模式上、體現在企業的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更滲透在區域內各個行為主體彼此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如我國浙江省溫州市,在早期的發展中,依靠區域內靈活的體制和區域內人們強烈的創業熱情,曾迅速率先發展起來。但同時由于區域內一些企業急功近利,假冒偽劣產品充斥于市,很多企業在此環境中得到“傳染”。另一方面,區域的環境則可以被區域內行為主體不斷地創造和改善。同樣是在溫州,由于本地的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營造創新的環境,溫州市的皮鞋產品不斷創新,質量大幅度提高。在1998年中國輕工總會和中國鞋革工業協會授予的十大中國真皮鞋王中,溫州的“康奈”、“吉爾達”、“奧康”名列其中,18家制鞋企業獲準佩掛真皮標志,占全國皮鞋企業的31%。
二、區域創新環境的框架構成
創新是區域經濟和區內企業發展的基石和推動力,而創新又形成于動態的區域創新環境中。筆者認為,區域動態的創新環境主要由如下幾方面內容構成。
1•區域的社會文化環境與創新
區域的社會文化環境包括區域內居民的風俗習慣和價值觀念,區內勞動力資源平均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質、主流的價值觀念、社會風氣等內容。它代表的是本地深層次的社會文化環境,直接影響著人們是否有追求創新的熱情,人與人之間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關系。而在社會文化因子中,長期的協作和彼此的信任是最有價值的資源。事實證明,區域內特有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作為一種隱含經驗類知識,深深地影響著區域經濟的發展。隱含經驗類知識越多,企業及其他創新的行為主體在空間上集聚的作用越重要。因為區域有競爭力的因素,不僅僅是一般的區域資源(如資本、自然資源),更重要的是具有本地文化特征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的創新和融入到本地產業結構的知識以及融入到本地居民的天資和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如隱含在企業家決策行為中的知識價值的體現是無法測定的,一個企業家的替換對企業發展的績效影響,也是無法定量化分析的。
同樣,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與區域內創新的隱含經驗類知識密切關聯。比如,在發展落后的區域,不僅僅是區域內的資本、技術等顯性知識存量的區別,更關鍵的是區域內人們的創新思想、高素質人才攜帶的創新知識等隱性知識的競爭。在一些落后的區域,即使將先進的技術擴散于當地,但區域內由于缺乏使用或消化吸收的知識或技術載體,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往往難以生根、開花,有時甚至可能腐爛變質。Grabher(1993)認為,近年來,經濟理論越來越重視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因為創新精神、合作關系、彼此信任等不能輕易地在相互作用中被轉移。社會的影響不再僅僅是看作摩擦障礙,而且也被看作是支持經濟行為的外部力量。Hodgson則指出,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社會中的規則、模式和制度,在經濟主體的決策過程、預期和收集信息方面,發揮著功能性的角色。沒有社會的“剛性”,沒有統一的約束規則和共同的紀律,世界將一片混亂。
他甚至認為,企業和企業之間經常是利用傳統的穩固的產業網絡和個人網絡,而不是開放的市場和尋找競爭性的方法進行交易和處理。西方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屬于外向型或擴張型。而科學的發現和創新其實就是一個標新立異的過程,所以這種文化使一些國家和地區成為科學上生氣勃勃的創新者,形成一種鼓勵冒險、進取性強、喜新厭舊、好標新立異等特點。在我國,創新的文化環境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意義深遠。在一些區域,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積淀,已經演變成一種利于守舊而不利于進取的文化,譬如重官輕民、重文輕技的價值觀;抵制新事物、抵制變革的中庸之道;不愿冒險、小富即安的風險觀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堅固社會結構,極大地窒息著人們的創造精神。而我國有些率先發展起來的發達區域,其區內文化環境發育比較良好,合作的氛圍濃厚。一些新產品一旦被某企業從國外學來,在新產品投入一市場,由于區域內的知識技術和信息等要素流動速度較快,區內的其他企業便可以迅速進行模仿和創新。所以,新產品帶來的市場利潤可以迅速被區域內幾乎所有的企業所分配,企業密切合作、交互作用的結果也利于區域內的自主創新產品的誕生和成功市場化。
2•區域發展的制度創新環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決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和約束人們的競爭和合作方式。所以,制度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降低創新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2)提高對創新的獎勵。一般來講,區域內的制度創新主要是區域內存在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就目前我國的實際來看,區域內的經濟體制改革又主要包括企業制度改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等。我國的江浙一帶的新產業區內,盡管許多企業在發展之初,企業的創始人通過與親戚朋友或同學等關系發展了企業,但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往往出現很多問題:有的企業主顧及親情關系,在企業發展壯大后,仍然保留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處處任用親戚和朋友擔任企業的重要職務,這種模式難以激活企業內創新的源泉,難以形成企業內的創新文化。企業個體的過分保守獨立模式若在區域范圍內繼續存在,則整個區域的發展創新能力難以提高;另一方面,在一些區域內,如北京的中關村地區,一些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大學或研究機構)在計劃經濟時期創辦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一旦要按照市場的規律從事生產和經營時,經常會面臨著產權不明晰或難以界定的尷尬局面。企業家的積極性及其創新精神難以得到長久的支撐,企業的創新速率顯然會下降。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困難性,影響著企業的創新和發展,也成為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的間接障礙。事實上,區域制度環境的創新,不僅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子之一,也是成為解釋區域之間經濟差異的有力分析工具。
3•區域勞動力市場環境創新
衡量區域內勞動力市場環境的創新性,主要是指區域內勞動力的供應情況和勞動力的區內流動性。由于新技術革命的推動和產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縮短,一般來講,熟練的技術工人和高素質的科學家、工程師等在區域內的積累以及此類勞動力市場的繁榮,對于區內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也不斷增強區域發展的競爭優勢獲得和創新的潛力。然而,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并不意味著區域創新功能的實現,這需要區域內勞動力的素質不斷提高,即學習能力和創新的動力不斷增強。否則,大量人力資源在地域上的集中,只能是“沉淀資本”的積累。再者,區域內人力資源活化的途徑主要是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勞動力的高速流動,實現空間上的資源合理配置功效。區域內勞動力的高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雙重作用。對于單個企業來講,技術人員或攜帶技術的專家工程師離職,是一種資源的流失,會對本企業產生不利影響。但對于整個區域來講,卻是十分有利的。一個企業的高技能工程師或高素質管理者,可能“跳槽”到另一家企業,在壓力作用下進行創新,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激活了資源,實現了知識技術轉化的高效率以及增加了技術市場化過程中成功的可能性。由于高價值隱含經驗類的知識存在于高級工程師和熟練的技術工人的頭腦中,所以,高素質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程度,也是衡量區內是否彌漫創新空氣的一個指標。
三、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區域創新環境營造
我國80年代“火炬計劃”的實施,使得自1988年設立第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來,便逐漸在全國范圍內一些人才、技術比較密集的大中城市設立了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和61個省級高新區。高新區在經歷了十多年的迅猛發展過程中,在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推動擴大就業、技術擴散等方面發揮著明顯的作用,而且,大部分的國家級高新區,已形成相當的規模,有的已經成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基地。如北京的中關村科技園區、武漢的東湖高新區、深圳高新區等。這些高新區的建設和發展已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區域和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有競爭力的新產業區。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各高新區均比較重視區內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和企業發展的硬環境建設。在經營方針上,一些高新區采取以土地開發為主的外延式開發策略,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大量企業到區內落戶,重復一般經濟技術開發區主要依靠收取土地批租費用和企業稅收來增加收入,解決勞動力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模式。而在區域創新的軟環境方面建設不足,主要表現為:
(1)市場環境不規范。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尚不完善,許多高技術企業的發展同樣在面臨著市場競爭秩序不規范、市場法制法規不健全等困擾和挑戰。主要表現為:一是在我國目前許多高技術企業研究開發的技術成果或產品的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如中關村的軟件產品占我國的軟件產品出口產值的2/3,而盜版軟件的產量也在全國盜版軟件銷售量的一半以上,估計大約在3億元人民幣。對于高科技企業而言,科技創新的成本高、風險大,但又無法防止侵權和得到合理的賠償,因此,影響了科技園內高科技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二是一些規模相對較大的高技術企業降價傾銷行為,使得一些中小企業在創新和發展方面步履艱難。
(2)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投融資環境較差。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機制,高新區內的企業特別是一些高技術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而現在我國現有的風險投資機構和組織基本上都是政府辦的或者政府直接資助的,這些風險投資機構在資金啟動速度和資金實力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但也存在著機制僵硬、效率低下、盲目決策的弊端。同時,即使有些高新區內的風險投資已初見成效,但是二板市場尚未建立,風險投資的退出渠道又顯得非常艱難。
(3)區域制度環境亟待改善。首先,突出表現在高新技術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問題。許多民營科技企業,特別是一些所謂的國有民營或集體民營企業,在運作體制上仍然擺脫不開原來舊的體制約束。盡管一些企業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膽嘗試,但大多數高技術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步履維艱。其次,區域內的科教體制不完善,也造成了高新區內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技成果在轉化過程中,商品化率低、市場成功率低。
(4)區域政策環境的建設不完善。很多高新區注重引進國外的跨國大企業或國內大企業進駐,對其實施優惠政策,而忽視了本地區內創新的中小企業的誕生、成長和創新,區域內發展的動力依賴于遷入企業的稅收和“外溢”的“非核心技術”,區域的發展只能走引進的道路,區域內自主創新的能力提高滯緩,難以真正獲得長期的競爭優勢。而且即使頒布的一些優惠政策,在事實過程中也存在許多不適宜的地方,比如,對軟件行業的政策,盡管現在國家對于北京中關村地區一些軟件企業實施由原來征收增值稅的17%降低到征收增值稅的6%,但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講,仍然存在著不平等的財稅制度。
(5)區域內創新的社會文化環境建設問題突出。由于上述企業發展的外部政策和體制等僵硬,制度不靈活,高新區內難以形成具有一個創新熱情、創業精神和新企業形成的商業氣候,造成區域內的企業衍生能力和企業的存活率在下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不高,企業的合作程度也比較低,有些地區甚至還出現衰退的現象。
總之,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或將要對高新區的進一步發展和區域優勢的發揮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不能充分地認識和加以解決,高新區要實現持續的超常發展勢頭,盡快縮小與國際上發達高技術區域的差距,將會困難重重。加之,世界范圍內的全球化進程日益加速,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化程度提高,除了預示著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機遇以外,更意味著國際范圍內的競爭挑戰加劇,所以,如不加快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載體———高新區的創新環境建設,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就難以在國際上獲得強大的競爭力,也將影響著未來我國國家競爭優勢的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