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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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江陰市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工作，自2004年10月在長涇鎮花園村試點起步以來，全市已組建164家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占全市241個行政村總數的68%；共有農民股東46.92萬人，占全市77.18萬農民總數的60.8%。經過10多年的穩步推進，改革取得顯著成效，保障了農民集體收益分配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推動了農村經濟發展，走出了一條統籌城鄉發展的新路子。

一、典型案例

澄江街道通運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作為全省100家優秀合作社之一，入選《江蘇省農民合作社典型案例》。通運村是江陰市的一個城邊村，全村有21個村民小組，其中19個村民小組在2004年12月底就完成撤組；全村有2550人，其中有3個組的村民因整體拆遷，而搬入位于鄰村的集中居住區——西園小區居住。從2006年9月份開始，該村著手進行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歷時三個多月，該村在澄江街道（當時為澄江鎮）第一家成立了股份經濟合作社。該村資產總額從當時的9988.68萬元提升到目前的12346萬元，負債由3482.32萬元降至2549萬元，凈資產由6506.36萬元提升至9797萬元。取得的顯著成效主要體現四個方面：明晰了村級資產歸屬。在改制過程中，通運村根據本村的實際情況，對村集體經營性凈資產進行量化，總股本為6122.18萬元，分設集體股和人口系數股：集體股占總股本的38%，計2326.43萬元；人口系數股占總股本的62%，計3795.75萬元，以1.60萬元為1股，共計2248.702股，持股人數為3146人。

增加了村民財產收入。2006年前，通運村利用區位優勢，搶抓發展機遇，每年投入500—1000萬元，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較快，2005年村級收入達1083萬元，但村民的得益不多。實行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村級收入按股分紅。2006年，每股分紅500元，共計分紅112.45萬元；2007年，每股分紅1200元，共計分紅269.86萬元。2014年，每股分紅2640元，共計分紅674萬元。通過分紅，有效保障了農民對集體財產的收益權。強化了村級民主管理。過去，村民對村級發展缺少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監督權，村級事務對村民若隱若現，村民對村級發展情況若明若暗，村民與村集體關系若即若離。改制以后，每半年召開一次股東大會，每季召開一次監事會，每月10號由村民理財小組對村級每筆收入、支出審核簽字；每月11號由村務監督小組進行過目把關；每月12號村里將項目投入、重大決策、村級財務等在“村務公開欄”中公布，從而確保了村務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促進了村域社會和諧。農民得到實實在在的收益，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維護，后顧之憂不斷解除。村級管理民主化進程不斷加快，村級事務的透明度不斷提高，村民與干部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村民利益與集體經濟興衰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村民對村干部的誤解、不理解越來越少，村域社會越來越和諧。2003—2004年，該村部分村民為征地補貼分享問題，先后到鎮里、市里、甚至到南京上訪，市檢察院派人駐村調查8個月，才還了干部一個清白，給了群眾一個明白。如今，通運村政通人和，群眾安居樂業，上訪、信訪已不再出現。

二、主要成效

通過10多年的運作，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義和作用已充分顯現，從根本上解決了當前農村集體資產管理中存在的產權主體缺位、權利責任錯位、民主監督失效等體制性缺陷，保障了農民利益，增加了農民收入，維護了農村穩定，實現了村民、上級、基層干部“三滿意”效果。江峰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作為全國合作社建設的先進典型，十八大期間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以股權量化明晰了村級集體資產產權。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民是最大的直接受益者。通過折股量化，符合條件的農民都獲得了數量不等的股份，改變了以往集體資產“人人有份，人人無分”的狀態，理順了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成員之間的關系。截止2014年底，全市164家村級集體經濟股份經濟合作社量化凈資產56.98億元，股東人均量化凈資產1.23萬元。

以股份分配保障了農民集體收益分配。2014年，全市164家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個人股分紅總額為2.02億元，使24.82萬人獲得集體分配，人均分紅835元。人均分紅1000元以上的達17家，個人股分紅最高的是臨港街道長江村股份經濟合作社，2014年股東人均分紅達2.3萬元。截止2014年底，全市164家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累計分紅總額10.4億元。通過分紅，有效保障了農民的集體收益分配權。以經濟發展實現了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組建村級股份合作社，每年都得向農民分紅，并逐年都得有所增長，這迫使村干部要想方設法增加村級收入，夯實分配基礎。通過加快轉型，騰籠換鳳，發展物業經濟、“飛地經濟”等方式，增加了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經營性凈資產。截止2014年底，全市164家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凈資產達到89.1億元，比組建時的55.8億元增加了33.3億元，村均增幅2030萬元。其中澄江街道22個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共增加了4億元，夏港街道長江村增加了21億元。

以規范管理保障了農村社會和諧穩定。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是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實施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明晰了集體資產產權，保障了農民的合法權益，也使農民在改革中享受到了集體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保障了農村社會的穩定。澄江街道22個村全部實施了股份制改革，有效防止了“撤村建居”過程中集體資產的平調和流失，保障了農民的切身權益，解決了農民的后顧之憂，激發了農民“離土離農、持股進城”的積極性，加快了城市化進程。

以機制約束倒逼了基層干部勤政廉政。組建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發揮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作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約束機制，從源頭上杜絕了基層干部濫用職權，有效解決了“少數人說了算、多數人無法管”的現象，增強了村干部用好權、當好家、盡好職的責任心，從而樹立了村干部的良好形象。從這個角度講，對集體經濟實行股份制改革，是關心、愛護基層干部的一個好方法。

三、三點建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積極發展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一論述為村級股份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是解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界定問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直接涉及農民生存利益，對每個村民都非常重要，而恰恰在實踐中，爭議最大，又最難確定的就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無論是土地承包、征地補償，還是集體分紅，無不涉及這一問題。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規定的“凡是具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不管他從事何種職業）就是城市居民；具有農村戶口的居民（不管他從事何種職業）就是農民”是我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民的唯一標準。但江蘇2004年實行戶籍制度改革后，已沒有戶籍制度上的農民和非農民之分，統稱為居民。建議國家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進行明確界定。

二是加大合作組織政策扶持力度。要把村級集體經濟股份合作社作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載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村級股份合作社在用地、稅收、信貸、工商登記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完善集體股在村級股份合作社中的法律地位，完善稅收制度，對村級股份合作社承擔農村社會公益事業部分的支出予以免稅。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對村級股份合作社資金融通上給予規范和扶持。完善優惠扶持辦法，在村級股份合作社發展中給予用地、項目等方面優先安排，為村級股份合作社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是解決政社分離后的村級經費來源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無錫正在探索“政經分設”改革，實行村級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分設，村級自治職能和經濟職能分離。要打破行政村雙重角色，村（社區）公共建設、托幼養老、社區治安、衛生保潔、村干部工資等社會事務支出建議由財政統一保障；而村級股份合作社則按照“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利益均沾、風險共擔”的原則進行實體運作，專門負責經營，不再承擔社區建設和管理等社區職能。

作者：吳芳 單位： 江蘇省江陰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