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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60年代，美國金融界為了突破政府的金融管制，開始了金融創新活動，日本、英國等經濟發達國家也參與其中，金融的地位迅速提高，金融交易規模迅速擴大。70年代，金融市場中的貨幣流通速度波動得更劇烈，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幾乎成為這一階段經濟學家研究貨幣流通速度時必須考慮的因素。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主要的影響因素也有所不同。在金融飛速發展的階段，金融經濟的波動成為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市場經濟和金融經濟都處于建設和完善中，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轉型會影響甚至改變人們的支付習慣和生活方式，從而影響貨幣流通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金融體系發展步伐加快，金融市場交易規模不斷擴大,金融資產種類不斷增加,金融經濟管理體制尚不完善等因素導致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和金融市場波動。
二、我國貨幣供給性質與貨幣流通速度
20世紀70年代中期后，新凱恩斯主義在內生貨幣經濟框架中研究一般流動性貨幣的流通速度，因為金融創新使得一般流動性成為經濟波動中的一個關鍵因素。羅斯埃斯（1986）強調貨幣流通速度及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對貨幣內生的重要性。萬解秋、徐濤（2001）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經濟主體決策的獨立性得到增強，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日益增強。我國貨幣內生性不僅表現在貨幣量的內生，還表現在貨幣流通速度的內生變化上，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同樣會影響市場的流動性。童哨兵（2002）也認為我國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方齊云、余喆楊、潘華玲（2002）認為，我國基礎貨幣具有內生性特征，長期的貨幣乘數內生性特征也很強，這表明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是貨幣供給內生的一個方面，會影響市場流動性和貨幣政策的效果。
三、多角度的實證研究
Bordo和Jonung（1987）將貨幣化程度、銀行的普及、金融發展、經濟穩定性程度等因素量化，引入貨幣流通速度函數中，改進只考慮利率和收入變量的傳統模型。該模型表明，在幾乎所有的國家，貨幣流通速度先隨著貨幣化推進而下降，然后隨著金融創新和經濟穩定化程度提高而上升，呈現U型結構。Brodo和Jonung的制度假說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長期和短期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
我國很多學者從利率、儲蓄率、通貨膨脹率、收入、偏好等一般性因素的角度研究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也有學者從我國轉型期特殊制度因素，如貨幣化進程、金融現代化程度、銀行體系不良金融資產、不確定性預期等角度研究我國貨幣流通速度。易綱（1996）提出“貨幣化假說”，認為貨幣化是導致當前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耿中元、曾令華（2007）通過實證分析表明，制度和貨幣沖擊對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具有持久的正向效應，制度沖擊最重要，貨幣沖擊次之，技術沖擊不重要。李潔（2006）指出，導致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轉型期特殊因素有貨幣化進程、金融現代化程度、銀行體系的不良金融資產、不確定性預期等。崔龍（2006）從制度視角詮釋中國流通速度之謎，認為在制度資本（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足的情況下，經濟主體對經濟資本過度依賴導致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是轉型期制度不完善的必然現象。而汪軍紅、李治國（2006）認為，貨幣化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逐漸增強，但不能完全解釋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產業結構變動才是影響我國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都抓住了轉型期的特點，但研究角度不同，得到有參考價值的結論，對問題的認識也更全面。
四、關注金融因素的實證研究
社會融資方式和相關制度的變化將影響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習慣，這些都有可能體現在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上。2009年，我國GDP為335353億元，股票、交易所政府債券、銀行間債券質押式回購三項金融資產交易總額為1250555.06億元，是GDP的3.73倍，這說明金融市場對我國貨幣經濟的穩定是舉足輕重的。
耿中元（2007）認為，在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下銀行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貨幣供給的膨脹，特別是M2的膨脹，表現為較低的貨幣流通速度。銀行是間接融資主體，也是創造內生貨幣的主體。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來，必須經歷的融資體制改革歷程將是：從間接融資到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最后以直接融資為主。轉型期我國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市場，這勢必會影響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因此，要關注銀行體系和直接融資市場的運作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伍超明（2004）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全國股票交易額同比增長率與M1同比增長率間存在統計顯著關系，并導致V1下降。戴暉（2006）認為，股票市值對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居首位，股票市值對貨幣流通速度具有負向影響。張勇（2007）考察我國公眾的資產替代行為通過股票市場交易，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穩定性的內在機制。當股票市場交易規模擴大時，公眾會將企業存款、儲蓄存款和現金替代為股票交易客戶保證金，導致V1增加。
五、關于貨幣流通速度計量問題
全球金融資產交易額已達實物資產交易額的數十倍，我國金融資產總量也遠遠超過了實物資產總量，但是以往基本以名義GDP作V2的分子項，這樣分子與分母沒有事實上的直接聯系，分子項明顯偏小，從而得到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結論。肇越、葛瑛（2006）認為，計量貨幣流通速度時分子項與分母項之間要存在直接的經濟關系，分子的選擇要與不同層次貨幣的實際應用相符，提出采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和服務總額之和作V0的分子項，采用名義GDP作V1的分子項，選用社會經濟交易總量作V2的分子項。
六、評析
現代信用經濟中，每個經濟體的貨幣供給都具有內生性，只是強弱程度不同。貨幣流通速度是貨幣內生的一個方面，把握貨幣流通速度變化規律，對貨幣當局和一般經濟主體都有重要意義。我們根據研究需要分析不同層次的貨幣流通速度，但是在涉及金融市場交易的貨幣流通速度研究中應選用V2，因為M2內生性強，且與金融交易高度相關。為得到更科學、具有指導實踐意義的研究結論，還必須根據分母項在經濟中的實際運用確定分子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