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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收斂性的理論溯源及實證分歧
所謂經濟增長收斂性(convergence)是指在封閉的經濟條件下,對于一個有效經濟范圍的不同經濟單位(國家、地區甚至家庭),初期的靜態指標(人均產出、人均收入)和其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落后地區比發達地區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導致各經濟單位期初的靜態指標差異逐步消失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問題逐步成為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的熱點問題之一。Bernard(1995)認為,“新古典模型最激動人心的特征之一是其在收斂現象中的應用”。在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假說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實證分析,而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并沒有使這一假說得到統一的確認,甚至還對這一假說的技術方法產生質疑。但是,經濟增長收斂性假說蘊涵的獨特魅力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為其作出更加廣泛細致的研究。
Ramsey(1928)等的研究表明,在新古典框架內,對于一個封閉經濟,各地區人均增長率可能與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水平存在反向關系。特別地,如果存在相似的技術結構和偏好,落后地區比發達地區增長的速度要快,經濟收斂現象就會出現。Baumol(1986)在收集整理16個工業化國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數據加以回歸研究后認為,自1870年以來,經濟收斂現象在這些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Delong(1988)則通過兩個疑問證實Baumol的結論不可信:其一,Baumol的實證樣本時間跨度太長,一些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其間已衰落為不發達國家;其二,實證檢驗誤差太大,對1870年有些國家的人均收入估計是不準確的。出于以上原因,難以證實收斂現象的存在。
20世紀90年代,對收斂性的研究進入了新階段。雖然在新古典框架內增長的收斂性得到確認,但是有關研究的實證分析過程卻遭到了激烈的反對。Rebelo(1991)認為體現新古典思想的收斂現象在世界經濟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強調了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特別地,Mauro和Godrecca(1994)用Barro和Sala-I-Martin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地區的收斂現象,結論卻完全相反,收斂假說在意大利被拒絕,數據檢驗發現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存在著經濟雙元化特征。Pagano(1993)研究了歐共體國家的產出率和收入的收斂現象后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沖擊以來,這種收斂過程已經停止甚至走向發散。此外,Bernard,Durlauf(1995)提出用新的時間序列分析技術來研究收斂假說,他們認為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是短期動態波動和長期穩定增長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如果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包含著一種隨機的增長趨勢或特征值,這意味著在不同國家的產出收斂中有相同的不變成分,而協整理論提供了檢測這些成分的適宜途徑。根據這種思想,他們實證分析了1900年至1987年15個OECD國家的數據,證明了收斂假說的無效性。深尾京司、岳希明(2000)整理分析了日本1955—1973年間各縣的數據,認為日本地區間收入水平存在收斂現象,但新古典框架內的索洛模型收斂機制在日本并不存在。
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比較少,針對收斂性假說在中國的實踐論證并不充分。研究成果中有代表性的是魏后凱(1997),較全面地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沿用Barro和Sala-I-Martin分析方法計算了自1978年以來各地區省份產出差距收斂(β收斂)和部門產出差距收斂(σ收斂),即無條件收斂和有條件收斂,認為中國各地區GDP差距大約以每年2%的速度收斂,但從發展階段來看,1978—1985年各地區人均GDP的收斂速度相對較快,而1985—1995年則不存在顯著的收斂性。宋學明(1996)也認為1978年各地區人均收入與1978—1992年經濟增長率呈反向關系;把國有工業生產總值占工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超過80%的省份與其他省份分離以后,新古典增長理論仍然適用。申海(1999)分析了1978—1996年中國地區間的經濟增長數據,認為中國區域經濟存在比較明顯的β收斂,并且分別采用四組數據計算β系數,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是人均GDP收斂快于人均收入的收斂。Chen,Fleisher(1996)用部門截面(panelsection)數據分析了中國各省1978—1993年的人均GDP后認為地區間存在條件收斂,收斂速度主要取決于資本系數、就業增長、人力資本投資、外國直接投資和沿海區位。但是,筆者發現,以上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地區間是否存在收斂現象,收斂速度如何,收斂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什么,而對索洛模型的收斂機制在中國的運用沒有涉及,對產生收斂的原因也沒能給出完滿的解釋。本文在分析各地區時序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做出對中國1981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收斂性的獨立判斷,并研究新古典的收斂機制在中國的實現問題。
二、中國經濟增長收斂性的實證分析
(一)各地區經濟增長的靜態指標分析
首先解釋一下數據資料的選取情況。本文集中分析中國各省份1981年至1998年間數據,樣本長度是18年,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年鑒》。考慮到樣本的選取對收斂性的檢驗和結論有一定影響,本文選取劃分樣本區間的理由有兩方面:(1)盡量與以前的研究成果保持時段上的一致性,但適當更新具體年份數據,以便既能與以前的研究成果相互印證又使得出的結論有一定的更新成分。(2)劃分收斂區間主要根據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態和經濟運行的體制環境改變來確定。分為兩個區間,即1981—1989年和1989—1998年,前一時段總體上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平緩期,計劃機制在經濟運行中仍占主導地位,但正逐步走向衰落。體制改革主要在農村領域內展開,市場機制對經濟運行只起著輔助性的調節作用。后一時段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期,而政府積累的宏觀調控經驗逐步成熟,計劃機制的職能和范圍逐步萎縮和減小,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逐步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從整個轉型期的樣本區間來看,以1989年作為分界點比較合理。
通過計算各年份各省經濟產出增長的變異系數(標準差/平均值)和絕對差率(各地區產出最小值/各地區產出最大值)分析各省份的產出水平差距。自1984—1998年中國地區經濟差距呈現明顯的波動狀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84至1990年期間,變異系數逐年減小,從0.76降至0.62。絕對差率同期同步增大,從0.11增至0.14,表明地區差距逐步減小。而此時段,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慢。1990年由于雙緊措施的出臺使經濟增長急劇回落;1990年至1993年期間,各地區變異系數逐步增加,從0.62增至0·71,而絕對差率逐步減小,從0.14降至0.09,這說明地區差距逐步擴大,此時,經濟運行呈現大幅波動態勢,增長率與急速上漲的物價一起達到了兩位數。1993年至1998年期間,各地區變異系數總體上在0.71附近徘徊,絕對差率也大致穩定在0.08附近,兩個指標的波動幅度都不大。從整個1984年至1998年時段來看,中國地區經濟產出差距在波動中呈現逐步縮小的趨勢。但經濟波動(收縮和擴張)與地區產出差距變化之間的關系可能比較密切,還值得進一步研究。因此,以經濟增長率VGDP為解釋變量,以各地區變異系數VAR為被解釋變量,對1984年至1998年間經濟增長率與地區變異系數進行相關回歸分析。
相關回歸分析結果顯示,1984年至1998年間經濟增長與地區差距變化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即經濟擴張時期,地區間人均產出差距加大,而經濟收縮時期,地區間人均產出差距減小。這種情況表明,在加快地區經濟發展,調控地區產出差距的時候,應該有一定的逆向思維,即在經濟運行加快的擴張時期,決不能放松對地區發展差距的監控,而在經濟運行放慢的收縮時期,應該集中財力,抓住此時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的有利時機。事實和資料分析證明,習慣上認為只有在經濟過熱時期才能通過足夠的轉移支付手段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的做法存在著片面性。
(二)中國各地區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檢驗
我們利用Barro的收斂性分析框架研究1981—1998年各分省資料。
在利用上述公式的計算中,對人均GDP均利用價格平減指數進行了折算,以消除價格差異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國地區的人均產出增長與初期產出水平的關系在不同時段呈現不同特征,在1981年至1989年期間,兩者呈現明顯的負相關關系,收斂系數β為0.024,表明落后地區將以每年約2%的速度彌補與發達地區之間的人均產出差距。在1989至1998年期間,人均產出增長與初期人均產出之間沒有發現反向相關關系,在這一時段并沒有收斂現象的存在。從1981至1998年整個樣本時段來看,人均產出增長率與初期人均產出水平存在弱收斂現象,收斂趨勢并不明顯,β值僅為0.0014。如果把全國分為東中西地區,設定兩個虛構變量W1,W2,東部地區數為(1,0),西部地區為(0,1),中部地區為(1,1)。再次利用同樣方法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則在各個樣本時段內各地區經濟增長與初期產出水平存在明顯的收斂趨勢。三個時段的平均收斂系數是0.017,即在三個經濟區域內初期產出水平落后省份將以每年1.7%的速度彌補在本區內與發達省份的差距水平。進一步,如果以長江為界,把全國分為南北兩個地區,設定一個虛擬變量W,再次利用同樣方法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僅在1981至1989年的時段上,存在收斂現象,收斂系數β為0.017,比同期東中西區域內部收斂系數低約0.007,即收斂速度低約0.7個百分點。在1989至1998年和1981至1998年整個時段上,并沒有出現收斂現象,反而是各地區經濟增長率與期初產出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表現為一定的發散現象,這表明南北兩大區域內各省份的經濟增長存在分化現象。
在我們的研究中,沒有進行σ收斂分析,主要是因為:(1)樣本期時序資料難以收集全面,各地區的部門資料的質量也不相同。(2)根據國內外學者Barro(1992)和魏后凱(1997)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加入結構變量S的σ收斂分析從整體上會改善回歸方程的穩定性,導致收斂系數有所下降。因此我們省略了這一部分的分析。綜合上述分析,我們發現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即中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存在著整體減弱、局部加強的特征。具體表現為東中西三大區域內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在各個時段上始終存在,比較而言,南北地區的收斂性基本上不存在。而從表面上看,南北地區內各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大,似乎更具有區域內收斂的可能性。因此,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的這種特定的東中西梯度式收斂值得我們結合其他因素繼續分析。
三、索洛模型的收斂機制在中國的實證分析
下面簡述一下新古典模型的經濟收斂機制,假定某一地區i的產出水平為Yi,由勞動投入量(以一定技術水平A折算)ALi和資本存量投入量Ki決定。其中A表示技術水平參數(視為外生變量)。首先,為簡單起見,假定各個地區都以相同的增長率g增長,生產函數形式相同,并且符合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假定生產函數是一階齊次函數,人均產量yi=Yi/Li和資本勞動比率Ri=Ki/Li,則在技術水平A下的函數式可表示如下:yi=Af(RiA)由假定知f()滿足條件一階導數f′()>0,二階導數f″()<0,上式說明地區間人均產出差距是由資本勞動比率引起,所以地區差距的縮小主要原因是由于落后地區的資本勞動比的增長率相對較高。假定儲蓄率s和勞動人口增長率n,在所有的地區都是相同的,一般不發生變化,地區間不存在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流動,地區i的資本勞動比率即Ki/(Ali)=R*i的增長率可由下式決定:R*i=sAf(RiA)/Ri-(n+g)該式右邊第一項表示資本Ki的增長率,右邊第二項表示ALi的增長率,假定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遞減,則f″()<0,所以右邊第一項是Ri/A的減函數。這正是收斂的關鍵條件。假定上式滿足“稻田條件”,則f(RiA)=RisA·(n+g)即資本與勞動比率惟一存在,表示為收斂的穩定狀態(Ri/A)*。各地區以不同的增長速度不斷接近這一狀態,資本積累少的地區Ri/A要比(Ri/A)*小得多,即存在增量Δ(Ri/A)。這樣的地區,其(Ri/A)值會不斷上升,導致人均產出yi的增長速度將以大于技術進步率g的值快速增長。這就是索洛增長模型收斂的作用機制。
下面利用1981—1998年間中國各分省資料判定上述收斂機制在實際中是否起作用。根據索洛模型,初期人均產出同其后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根據樣本的時序跨度和中國統計資料的實際情況,筆者選用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就業人數比率作為被解釋變量,以1989年作為分界點,對樣本進行分段回歸。式中,uit為誤差項。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索洛模型,初期比較落后地區,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應該比發達地區的高,資本勞動比率與期初的人均產出存在明顯負相關關系。但模型1的回歸分析表明,無論是1981—1989年或1989—1998年間,還是從1981至1998年整個樣本期間考察,模型回歸分析的結果是資本勞動比率與期初的人均產出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表明落后地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并沒有發達地區的高。因此,收斂現象說明的落后地區比發達地區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并不是由于資本勞動比率的變化引起的。這表明索洛模型收斂機制的關鍵環節在此被打破。
由(2)式可知:根據索洛模型,初期比較落后的地區,資本的增長率應該比發達地區高,可是把固定資產形成額的增長率與初期時點的人均產出作回歸分析,模型2的回歸分析,沒有發現索洛模型說明的負相關關系的存在。反而在1981至1989年和1981至1998年兩者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僅在1989至1998年間,收斂機制的條件得到局部滿足。從以上兩種分析基本可以得出結論:索洛模型的收斂機制在中國地區增長中并沒有起作用,但是,事實和統計分析表明,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的確存在收斂現象,問題的關鍵是什么?再次分析收斂條件發現,被索洛模型忽略的勞動力地區轉移、政府對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和微觀層次上由于先進企業技術擴散帶來的局部極化效應等,可能是解釋收斂現象的主要原因。因此,筆者把各地區勞動者人數增長率與初期的人均產出聯系在一起進行回歸分析,如模型3的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兩者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而且得到的相關系數較大,仍然沒有出現索洛模型預期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回歸分析的結果與許多落后地區“越窮越生”的實際情況是相符的。由此看來僅從地區勞動人數的增長率去分析收斂也不會得到較好的解釋。
至此,實證分析的思路改從以下兩個方向進行:(1)在資本增長率與初期人均產出的關系分析中,加入虛擬變量把全國分為東中西地區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表明中國東中西大區域內部省份存在明顯的資本增長率與初期人均產出的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在東中西三大地區內部索洛模型的收斂機制得到滿足,無論是哪一個樣本時段內。但這種收斂機制只是局部的,并不能解釋地區間的收斂現象。(2)勞動人數與期初人均產出的實證結果沒有出現應有的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回歸分析中對產出作出貢獻的實際勞動要素投入量沒有給以真實的反映。實際的勞動要素投入量應由兩部分組成:地區勞動要素的凈增長和凈遷入量。但筆者發現國內許多研究大都回避這一問題,而是引用Barro對美國資料進行分析的結果認為勞動要素的地區流動(凈遷移)對收斂的影響不大。但是筆者認為,中國有著以勞動力大量過剩為特征的特殊的經濟結構,Barro的分析結論并不適宜解釋中國的勞動要素轉移對收斂的影響,美國的情況與中國不同,不存在大量的過剩勞動力,市場機制會通過價格變動使勞動力市場達到相對均衡狀態,這就使凈遷移對收斂機制的影響很小;在中國的現實中,勞動力的供給在較長時期內是近似無限的,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實際上反映和體現著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它對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的收斂應當有著重要影響。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中國勞動力區域間轉移的具體特點。蔡(1998)根據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發現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遷移,加起來大約為該地區全部遷出人口的30%。也就是說,剔除省內遷移的因素外,東部地區的遷移傾向于主要在區內進行。而從中部地區遷移到東部的人口占全部遷移省際人口的71%,從西部地區到東部的遷移占全省人口的54%。考慮到距離對遷移的阻礙因素(特別是西部與東部地區的地理距離相對遙遠),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快、收入高、就業機會多而形成的遷移拉力對勞動力的流動影響很大。楊云彥(1999)發現在1990至1995年間,沿海地區有9個人口凈遷入省份是持續人口凈遷入的,此外還增加了河北,達到10個。中部的湖北也變為凈遷出省份。西部地區僅有新疆保持凈人口遷入的趨勢。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是中西部人口密集的農業省份全部成為凈遷出省份,形成連片遷出地區,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向沿海地區遷移的集中程度更加明顯。在1990至1995年期間,東部地區吸收了全部遷移人口的56.86%,其中由中部流向東部的人口是由東部流向中部人口數的4.9倍,由西部向東部的遷移流是其反向流的4.4倍。綜合這些研究,可以認為中國地區間勞動力轉移存在著明顯的梯度傾向,與不同區域帶的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但是,我們還應該進一步深化這一研究,即勞動力的凈遷移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產出存在什么關系?對此,首先必須解決統計資料的問題,因為人口流動的情況非常復雜,必須選擇合適的經濟指標加以反映。在此筆者選用了公安部戶籍管理局編制的1997年全國暫住人口統計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勞動力凈流入與地區總產出之間存在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與各地區人均產出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這就解釋了勞動要素的地區轉移對各地區產出水平有著明顯的貢獻,雖然這種貢獻很少被實證檢驗出來。進一步地,勞動力轉移的流向和流量使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產生了區域化的特點。同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漸進模式形成了勞動力轉移的階段性,而勞動力轉移的階段性則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收斂性的階段性。回顧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在農村領域內展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的興起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相應地,勞動力的轉移主要在省內進行,這就導致在該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收斂性。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的下降以及發達地區的高收入吸引,勞動力的流動主要發生在省際之間,大規模勞動力的流動對各地區的產出能力產生了重要影響,導致經濟增長的收斂性產生區域化的趨勢。綜合看來,中國經濟收斂性隨著經濟發展的進程而存在整體減弱、局部加強的特征。這意味著,西部落后地區對東部發達地區的相對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地區差距從動態角度來看是逐步擴大了。
四、結論與進一步的研究課題
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是一個實證性非常強的問題,不同國家的資料對此會有不同的印證結論。因此,無論國內國外,對收斂性研究的分歧都會存在。關鍵是必須結合不同國家的具體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展開研究。筆者認為中國地區間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和區域性,并且不同地區間的產出差距與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態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這啟發我們縮小地區差距的最佳時機正是經濟增長平緩的時期,而必要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并不一定必須等到經濟過熱時才能取得,通過深化稅收體制改革也能達到增收的目的。這樣看來,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采取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部署是完全適時的。本文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新古典的經濟收斂機制在中國并沒有起作用,主要原因是中國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使資本勞動比率并沒有出現應有的變化趨勢,而且我們認為近年來形成的大規模勞動力的區際遷移,既是社會經濟系統對區域差距作出的反應,事實上也是對區域差距擴大這一現象的一種解決辦法。本文的遺憾之處在于缺乏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收斂影響的分析,雖然勞動力因素對經濟收斂的影響比起產業結構的變動更加直接,但產業結構的變動與產出水平的關系密切,是反映供給能力的主要因素,這方面的研究是我們以后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