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收費政策經濟效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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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高等教育收費政策使收費成為籌措教育經費的主要渠道之一。當初我國開始允許高等教育收取學費，就是注意到了高等教育收費可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收入，也就可以增加對高等教育的經費投入，減少高等學校的財政壓力，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家財政收入的份額逐年降低，國民收入的分配逐漸向個人傾斜，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收取學費作為我國籌措教育經費和個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措施是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從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收費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正效應，全國各地收取的學雜費由1987年的12億元增加到2001年745.6億元，增長61倍，學雜費占教育經費的比例也由1987年3.7%提高到2001年的I6.08%。在各種教育經費來源渠道中，學雜費成為僅次于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第二大渠道，產生了顯著的積極的經濟效應，從而緩解了教育經費不足的局面，使改善辦學條件，擴大.高教規模，提高教育質量獲得重要的可觀的經濟支持。
2，從學生方面來說，執行高等教育收費政策雖然從經濟方面加大了學生個人的負擔，但是由于個人投入而索取回報的間接影響的客觀存在，從而有利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個人繳費制的實施使學生上大學的私人成本增加，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加之相應的國家取消統一分配工作的政策規定又加大了學生們的就業壓力，這也會使學生在校時間勤奮學習，努力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從而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產品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大和優化，是一種潛在的、具有長遠價值的經濟效應。它主要能過個人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社會而生產更多的價值，在未來得以體現。
3，從學校方面來說，執行高等教育收費政策有利于推動我國高校內部體制改革，促進高校內部資源配置的優化和良性營運，增強辦學的經濟實力和辦學效率。由于長期以來的計劃管理，我國高校內部管理上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教育資源利用率不高，教育質量不高。高等教育收費政策的執行在本質上是將市場機制引入高等教育發展與管理之中，讓社會(特別是繳費者學生及其家庭)成為監督高等教育產品質量的重要力量，而這最終必然會促使學校充分利用現有的人財物資源，提高辦學效率。據教育部統計，1997年我國普通高等院校，生師比例為10.87:1，這個比例只是發達國家1/3至1/5。但經過幾年的發展，到2002年生師比例為19.00:1,這表明我國教育資源的充分利用和辦學效率的顯著提高。同時，高校有較大的財力推進實驗條件，圖書數量與質量的改善，以及教學與生活設施的改善，從而在經濟方面提高了辦學實力。
4，從社會方面來著，執行高等教育收費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全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受教育者個人承擔一定的教育費用，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國財政教育資金不足的矛盾，有利于財政集中資金辦好義務教育，最終實現國有資源與非國有資源的合理配置。有關資料顯示，受我國高等教育供給不足等因素影響，目前我國每年約有2.5萬人自費出國留學，即使按每人每年花費人民幣10萬元計算，每年我國民間留學投資就有25億元流向國外，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損失。反觀美國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境外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支出，每年帶來75億美元的收入，美國商業部己把高等教育列為服務貿易領域出口創匯的前列。客觀現實告訴我們，集聚財源，有效擴大規模，保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減少財富外流的一種措施。
5，從教育事業長遠發展來說，執行高等教育收費政策對于穩定教師隊伍的起到了促進作用。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國教師收入普遍偏低，高校教師平均工資也處于較低水平，致使許多教師不安心教育工作。近幾年來，國家通過立法等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普遍進行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教職工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生活條件明顯改善。“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為貫徹教師法的這一規定，國家多次提高教師工資標準。特別是1997年全國高校實現了并軌收費以來，高校收取的學費已經成為政府財政預算教育經費的第二大來源，無疑為提高高校教職工福利待遇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證，高等院校教師的工資待遇己有較大幅度提高。
二、高校收費政策執行后的經濟負效應分析
一項教育政策執行后所出現的政策問題或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偏差，它既會影響正確政策的具體貫徹和執行，又會防礙后續政策的實施和發展稱為政策實施后的經濟負效應。
1，高校收費政策的合理性引起社會爭論，這種爭論實際上表明一種對其經濟性的認識分歧。
曾經有相當多的學生及其家長反對“高等教育個人繳費制”，理論界主張高校不收費的也大有人在。由于學費問題與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和高校財政實際密切相關，因而使得這一問題有時在理論上講得通，但實際情況卻不允許;有時現實條件具備了，但又在眾多理論中難以判斷出是非曲直。從世界幾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盡管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有著較為相近的國情，但是大學的學費政策和實踐也是不盡相同的。
通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大學是否收取學費，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相關不大，就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美日兩國在世界上居于領先的地位，但這兩個國家的大學卻都是收取學費的，而且額度還很高。在經濟發展水平略遜于這兩個國家的德、法等國，卻基本上實行大學免費制度，有的國家甚至還負擔學生的生活費用;第二，與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傳統理念或者社會原則對大學學費的影響也許更大些，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之所以基本上實行免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理念在起作用。同樣，美國和日本社會主張的是受益者負擔原則，所以收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第三，大學是否應該收費，可以說收有收的道理，不收有不收的原因，對此很難作出一個合理的并能為大多數國民所接受的結論，同時，在主張大學收費的國度里，對于究竟應該收多少學費的問題，至今也沒有找到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確定標準或依據，目前多數國家的收費標準基本上是生均培養費用的30%左右以此為參照系。
2，收費標準合理性爭論。與普通高等學校收費水平相關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中個人負擔的比例。當高等教育成本一定時，受教育者個人負擔的比例越大則學費水平越高，反之則收費水平越低。高等教育成本分擔者有政府、社會和受教育者個人，分擔的方式分別是財政撥款、捐贈和學費。學費作為教育成本的分擔，應占有多大比重難以確定。
個人分擔的比例過高直接造成對大多數家庭負擔多重，我國高等教育收費己明顯超出相當一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最近對全國4萬戶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調查顯示，1999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為5854元，而占人口更大部分的農民收入為2210元。這樣，大學生學費(按4600元計算)占城鎮居民家庭收入的26%左右，占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69.38%o
3，收費的上漲速度過快，已使相當一部分家庭很難支付高校的學費，由此引起一定的生活困難。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既有經濟較發達，人均GDP達到數千美元的中心城市、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和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沿海省份，也有占總人口的70%以上的廣大農村人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年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60美元。此外，我國城市尚有幾千萬下崗職工，農村還有4000萬人尚未脫貧。現階段這一部分人對高教成本補償的承受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確立學費額度時，必須充分地考慮到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大多數國民的經濟承受能力。
學費占城鎮和農村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比例，從1994年的15%上升到1999年27%，這個比例逐步趨向合理:但2000年上升到37.8%，超過10%的上漲比例表明學費漲幅過大，超出了大多數家庭的承受力。
4，收費過高產生的其它負面效應。
近年來發生的學生家長因為無力承擔高昂學費而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雖然還是個別現象，但卻是客觀存在的。目前一個大學生4年的支出將相當于一個農村勞動力20年的收入總和。這將使大多數的農村家庭將為了供養一個大學生而喪失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我國有80%的農村人口和城市中幾千萬的中低收入階層，現行高等教育收費的政策在額度上對農業投資不免有極大的制約。
學費過高還嚴重影響了高等教育的質量，對學生的健康成長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家庭的“低收入”和學校的“高收費”是引發貧困生的出現的一個原因。在中國的每一所大學，幾乎都有貧困學生。這些連生存都困難的大學生，很難安心學習，他們必須首先解決生存問題。據調查，大多數貧苦大學生不但需要在寒暑假打工，而且甚至不得已要利用很多本該用于學習的時間，這無疑會很大地影響高等教育的整體質量。
5，收費制度的不公平效應。
由于高教收費政策缺乏強有力的配套措施，也確實造成了低收入家庭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和獲得高等教育公共資助方面的不平等。
實行招生并軌和學生繳費上學改革之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獲得了更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這些學生需要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由此會影響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由招生并軌所帶來的公平效應。
由于高校擴招，成績門檻越來越低，能否跨進大學，將主要取決于家庭經濟貧富狀況。許多成績好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將因為無力支付學費而不能上大學。其次，由于高等教育實行收費政策，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在選擇高校與專業時表現出不同的傾向性，它不僅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學生選擇的平等產生了不利影響，而且也使得低收入家庭學生在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分配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6，助學的經濟性局限。
伴隨高校學費的不斷上漲，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高等教育己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善的助學體系，即以獎學金、學生貸款、勤工助學、特殊困難補助和學費減免(簡稱“獎、貸、助、補、減、免”)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體系。但救助不是萬能的，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各種救助獎勵都有明確的對象限制，本質上并不具有“普惠”性質。要為保障低收入階層者接受高等教育，增加資助額度，實際上也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到一定程度后，就將使政府轉移教育投入壓力的努力邊際化。
